庞中英: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三个观点

2019年9月24日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11日

专家简介
庞中英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目前出现了这样的逆转:中美“贸易战”也许还将深入或者升级,“深的技术”正在变“浅”,甚至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美正在“大脱钩”,不仅是“两个制度”,而且是“两个经济”。按照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逆转终归是暂时的?

2019年9月6日,在全球化鼎盛时刻的全球畅销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2005)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2019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发表以“如何增强中美互信”为题的演讲。我没有机会参加这研讨,但是,通过媒体报道,注意到在这场演讲中弗里德曼的三个观点(没有获得弗里德曼演讲的英文原稿)。他们分别是:中美之间的是“一个经济、两种制度”、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或者挑战是“信任”、未来的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是深的”。

鉴于弗里德曼和他的上述演讲在中国影响很大,本文就弗里德曼的这三个观点做一点儿小回应。

关于弗里德曼的“一个经济,两种制度”。“很多人都知道,我一直主张中美两国是‘一个经济,两种制度’。中美两国是当今全球经济的两大最重要支柱。尽管两国拥有不同的制度体系,但我们的经济命运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弗里德曼没有区别这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和美国是真正的‘一个经济,两种制度”。

他的这个“一个经济、两种制度”的公式,显然受到中国的“一国两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国两制”也是一种软实力)。问题是,其实,“一个经济”——世界经济或者全球经济,岂止包括“两种制度”,而是混合的多种制度。“一个经济”是与一个全球治理配套的。弗里德曼在演讲中没有提到全球经济治理。如果,要我帮助弗里德曼修改的话,他的稿子应该说:“一个经济、一种治理、多种制度(体制)”。

本来,一度人们认为,全球经济中的多种制度或者混合制度可能逐渐“趋同”。在“全球化”概念普及以前,就有“趋同”的主张者。如果不是“趋同”,在全球化条件下,要不就是暂时的并存(并存的一个情况是起码“和平共处”,这可叫做最低的情况,另一个情况是高级的:尽管不对称但是“相互依存”,包括互补、互利,等“互”和“化合”)。

冷战结束后的WTO是充满了远超过“全球治理”的雄心的,从一开始就是制定了统一的规范、规则,试图让不同的制度(体制)“全球化”,不仅造就只有的一个“全球经济”,而且管理(治理)这样的“全球经济”——比全球经济治理还要进一步——“世界经济政府”。问题是,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WTO这样的万丈雄心逐渐降低,在一个体制中的不同的、多样的行动者(大大小小、发展阶段不同、国内经济体制不一的各种国家经济)的“集体行动”终于发生了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在一个经济中,多样的制度在形式上统一的多边体制中并没有化合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治理”并推动一个“全球经济”,也就是说,诸如WTO这样的全球经济治理并没真正管理了“全球化”,而“全球化”,一开始,说好了是为了形成一种“全球经济”。

不仅没有这样,而且先是英国要退出欧盟,后是特朗普政府与“全球经济”开“贸易战”。英国脱欧,应该说英国人选择的机会不错,因为欧盟面对着最为困难的时刻。脱欧是与在地区层次上最为一体化的经济划清界限。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不是为了与中国共处在“一个经济”,而是以中国的制度或者体制与美国不同为借口,与中国“脱钩”。

这样的趋势,如果发展下去,几乎意味着,体制不同,贸易都不能相互做了。如果是那样,世界历史将受到巨大的倒退和颠覆。我们知道,冷战时,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在“两个平行的市场”下,美苏(美苏代表的“两大集团”)之间相互的贸易是非常有限的。冷战结束后这种“两个平行的市场”为包括中美之间的“一个经济”取代。中美“脱钩”可能意味着“两个制度”或者体制之间的贸易(广义)如同当年美苏那样的有限。

“一个经济”可能为至少两个经济取代,英国经济不再是欧盟经济的一部分,中美两国即使做不到“脱钩”,也不是“一个经济”(这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出现的“中美国”的现实描述和未来设计截然相反)。如果是这样,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尤其是贸易和“贸易和平”等理论,将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当然,这不是说弗里德曼如此忽略严峻的现实。这次在北京的演讲,弗里德曼不得不讨论这种严重的形势:“当下美国和中国在贸易和技术上的分歧已经达到了自《上海公报》签署以来空前激烈的时刻”,“这场分歧被称为‘贸易战’”,并试图以此为解释为什么发生“贸易战”为其演讲的中心。这就是他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中美之间之所以发生“贸易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信任”问题:“这是一场‘信任之战’。弗里德曼认为,“在过去30年里,中美关系中一直有足够的‘信任’。”

但是,我们知道,早在奥巴马时代,“信任”就是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之一。中国学者王缉思与美国学者李侃如就讨论了中美之间严重缺乏“信任”的问题 。弗里德曼也不得不承认“双方还没有发展起足够的信任”。他应该指的是特朗普政府时代的情况。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之间的“信任”到底有多少,我没有研究清楚,但是,我想说的是,至少,双方不是在“发展信任”即解决”信任“问题,而是加剧”信任“危机。

“当中美双方彼此信任时,我们能够取得大的成就”,我认为需要设立一个由中美商贸、技术、贸易和军事代表组成的常设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用来解决问题,并让对方了解最新的想法,从而建立信任。我认为两国总统应当每月定期通话,互相知会最新的想法和顾虑,以此建立信任。“弗里德曼的这一解决“信任”问题的建议降低了他关于“信任”是中美之间的主要问题的看法。如果一个委员会或委员会体系的建立就能克服“信任”问题,那真是太好了!弗里德曼也许有所不知的是,在特朗普政府前,中美之间历经冷战后的20年,已经建立了各种从峰会到工作层的复杂机制(安排)体系。即使在特朗普时代,中美不是一直都有从峰会到工作层的谈判吗?中美之间不缺“委员会”之类的东西。

信任问题确实是一个原因,但却不是主要原因。所以,我认为,弗里德曼的这点可能是错的,中美之战远不仅是“信任之战”。

弗里德曼提出的第三个观点是“世界是深的”。这是结论性的。我不清楚弗里德曼是否已经或者将要以此为题出版新作。“世界是深的”是为他的“世界是平的”或者“世界是更加平的”做了某种辩护。但是,我感觉,弗里德曼应该已经意识到他的“世界是平的”的论断如今面对着巨大的挑战而不再成立,“世界是平的”已经陷入危机,于是,他在这次北京演讲赶紧发表了“世界是深的”新观点:“我相信在世界变平、变快、变智能后,接下来会开始变得更加深入”。

弗里德曼说的“深”,已经与当年的“平”不是一个可比较的概念,但是,他却在北京把“深”与“平”相提并论。他的“深”,基本上就是一个技术变革、技术进步一日千里改变了世界本体的意思。“如果你的衬衫里面植入了传感器,就可以测量你的身体功能,并根据你的健康需求通知电商平台,在沃尔玛为你购买食物,然后用全自动车辆或无人机将食品运送至你的冰箱,并在冰箱再次发出缺货通知后重新为你进货。这就是我所说的‘深’。对我来说,‘深’是今年的年度词汇”,“这种变化趋势正在成为全球化,尤其是中美贸易和技术关系中最大的挑战”。

就是说,弗里德曼说的“深”不是在“全球化”或者“一个经济”意义上。他这等于转换了话题。本来,他如果真的为“全球化”或者“世界是平的”的继续辩护,他应该发展出一套新的以“深”为代号的理论,可惜,我看不出他有写作“世界是平的”的当年勇。

小结:弗里德曼这次也说,“全球化和中美关系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他的演讲是漂亮的,他还在坚持他的“全球化”叙述。他呼吁中美之间不要“丑陋的贸易战”,而是通过“深的技术”,克服彼此的“信任”问题,缔造新的“两个制度”下的“一个经济”。问题是,目前出现了这样的逆转:中美“贸易战”也许还将深入或者升级,“深的技术”正在变“浅”,甚至科学和技术领域中美正在“大脱钩”,不仅是“两个制度”,而且是“两个经济”。按照弗里德曼建议,这样的逆转终归是暂时的?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