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CG主任

面对当前国内人口老龄化、更大的人才竞争等挑战，此次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圆桌研讨会显得非常及时和有意义。CCG长期关注人口和人才话题，积极推动人才和人口政策，并为相关专家学者就相关话题提供对话平台，希望本次会议能够集思广益，为中国人口和生育政策开展前瞻性研讨，为推动人口增长和助力健康中国的建设出谋划策。

| 经济学人北美和亚太地区医疗保健和生命科学领域资深顾问

导致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包括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质量优于数量”的生育观念、中国女性角色的转变以及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影响，建议从全面取消生育限制、增加生育补贴、保障孕期妇女权利等方面出台相应政策。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CCG学术委员会专家

人口低生育率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人的竞争力就是国家核心竞争力。一些青年人的享乐主义、独身主义和没有人类繁衍的意识，再加之国家缺乏生育奖励政策等因素造成了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困境。建议未来应着眼于创造新的人口红利，高质量劳动力的红利。

|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影响人口发展最核心的三个因素包括出生、死亡和迁移。生育在中国情况比较特殊，城乡二元社会分隔较严重，“二孩”政策对城乡的影响也不一样，而且生育水平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下降。要降低孩子成本，就要增加对生育、养育的公共投入。

|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执行主任

通过提高生育率来缓解老龄化只能在短期内得到缓解，比较妥善解决老龄化问题还需依靠积极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当前我国老年人照料需求和照料赤字较大，医疗费用增长较快，给年轻人带来的压力也较大，建议基于全生命周期出台健康的管理和干预的举措。

|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未来到2100年，中国人口发展主要矛盾将发生转变，从传统上数量压力到结构的挑战。未来新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有八个趋势，而高龄化、老龄化比想象中要严峻得多，2035-2050年是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制度保障的战略攻坚期。

|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中国目前对人口的预计过于乐观，未来十年中国人口将经历急剧下降，并从宏观和微观等方面提供放开人口政策、降低法定婚龄、财税和地区转移支付补贴、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等建议。

| 国家疾控中心副研究员

国家秉承有序、安全、有效原则建立自然生育和辅助生殖制度中间有效的减缓带，中西方安全有效指标的监测、辅助生殖技术从业人员队伍资质的认定、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的约束力有着巨大差距，国家正在从各方面努力改进。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助理主任

为促进人口健康均衡发展，需要有效的生育支持体系，应该将先进补贴政策、经济补偿政策和假期福利政策配合起来，保证妇女在休假期间能有一定经济收入，大力发展托育政策，增加代际支持和托育资源的建设。

默克中国生物制药业务副总裁、肿瘤事业部负责人、生殖事业部代理负责人

中国的出生人口和中国长远经济、民族命运紧密相关，辅助生殖、冻卵等技术可以满足很多要生育的人的需求，同时对生育率有很大好处，也是在政策上可以呼吁的地方。

| 默克中国研发中心生殖医学事务及卓越医学总监

当前中国面临着在国家政策层面对“生“的关注度不够、在舆论层面上也没有对这方面起到积极导向作用等挑战。建议中国未来应建立更多高质量、提供更有效治疗的辅助生殖中心。

|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学系副主任、妇科内分泌与生殖中心主任、辅助生殖中心总负责人

进一步发展ART（辅助生育技术），这对于提高中国生育率具有重要意义。从根本上减少患病人群的同时还应向大众传播正确的避孕知识，引导形成科学的生育观念。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提高中国生育率可借助AI（人工智能）手段。通过AI测评可以帮助适龄男女了解自己的生育能力，并对生育时间进行科学规划，进而以预防代替治疗。建议从从业资质培训考核、商业保险等方面提高ART质量并普及ART应用。

默克中国生殖业务部战略与创新业务总监

建立ART商业保险必须要把标准定好，要有相关准确有效的数据和社会保险的辅助。

|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出现了几个重大转折，人口增长“刘易斯拐点”的出现、2003年出现的“民工荒”均标志着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结束了，而劳动人口数量下降及劳动人口平均年龄增长对中国人口发展亦提出了严峻挑战。CCG也将持续针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组织专家探讨应对人口拐点的可行性方案，并以建言献策的形式上报国家相关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