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CCG演讲 | 解析中美贸易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努力避免“新冷战”

赵穗生教授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自己在美国35年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出发，深入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国内鸽派和鹰派的分野等问题，并详细阐述了中美避免爆发“新冷战”的五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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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关系不仅起伏不断，甚至可谓危机不断。近期，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以及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使得两国经贸摩擦再度升级。2019年8月13日，针对目前中美关系的特殊时期，全球化智库（CCG）特邀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科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职正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赵穗生教授就“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发表主题演讲。研讨会由CCG副主任高志凯主持。

赵穗生教授分别就上述问题一一分享了见解，从国际关系研究以及自己在美国35年的切身经历和观察出发，深入分析了特朗普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冲突的复杂性、美国国内鸽派和鹰派的分野等问题，并详细阐述了中美避免爆发“新冷战”的五个因素。

感谢CCG邀请我回来，又给我一次和大家交流的机会。大家现在都比较关注的是贸易战以及贸易谈判最近所出现的一些停滞和反复的现象，所以我今天就贸易谈判所出现的这些反复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它们的含义和前景，跟大家一起交流和探讨。

谈到贸易谈判，从2019年5月到7月的11轮和12轮这两轮谈判出现了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实际上这两次谈判之前，一些记者采访我的时候都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也几乎都是一样的，就是“不抱太大希望，突破可能很难”。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特朗普很急于达成协议，因为从他的选举需要来说，他需要有所交代，所以也许有可能取得进展。但实际上11轮还没谈的时候，就出现了很大的反复。当时在5月初，美方说中方全面推翻了之前达成的协议，中方基本上把很多很关键的部分全部删掉了，把原来150页的协议改成了105页交给美国，美国方面表示不可接受。所以特朗普单方面决定对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中方则认为本来我们就还没有达成协议，所以在协议谈判过程当中，中方提出一些新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特朗普依然对2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了25%的关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很大的反复，让人大跌眼镜。

然后6月份的大阪峰会当中，两国领导人见面后达成了贸易战暂时停战的协议，然后开始12轮谈判。12轮谈判之前，大家也估计不会有很大突破，但是又觉得也许换了一个风景秀丽的上海，《中美联合公报》签署的地方，而今年又是中美建交40周年，新的环境也许会有所帮助。但是当谈判代表团刚回到美国白宫作汇报，说中方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意愿不是很强烈，要按照中国的需要来进行采购，而且美方提出来的很多结构性的问题，中方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结果谈了一上午，还是没有具体的进展。特朗普又决定从9月1日开始加征3000亿美元10%的关税。这也是一夜之间的决定，其实连美国谈判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和姆努钦（Steven Mnuchin）都不同意。结果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特朗普意见一致，然后特朗普就在大多数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又提高了关税。这个情况当时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吃惊，怎么会这么出尔反尔？

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特朗普这么做究竟是一种战术上的考虑，还是一种从全局大战略上考虑的结果？

其实很多美国人都认为，这样的反复无常是特朗普的一种战术。特朗普是典型的交易型（transactional）领袖，或者说是商人。他很看重结果，为了达到这个结果，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所以什么样的卑鄙的手段，什么样别人意想不到的手段，都可以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战术上的工具。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这里面还牵扯到中美贸易战理论上的一种根据。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多年以来在贸易领域里深耕，而且也有一定的学术功底，他提出了一个理论，认为这些年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发展、就业等各个方面都制约太多，因为美国的市场非常巨大，所有人都想进入美国市场；美国的经济力量也非常巨大，所以所有人都想占美国人的便宜。美国所处的地位导致了美国在全球化过程当中束手束脚，也就是说这种全球化所产生的一些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游戏规则，对美国没有利。他认为，那些所谓的自由贸易、自由资金流动和WTO的一些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原则，使美国处于一种很不利的地位。所以美国如果能够摆脱这些国际游戏规则的束缚，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充分利用美国巨大的经济实力，美国在国际社会和国际经济运作当中就会得到最大的利益，甚至为所欲为。

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跟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理念完全一致，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之下，在中美贸易关系当中，美国就认为，中国利用了现存贸易关系中的一些漏洞，或者利用对美国不利的一些规则，占了美国很多便宜，所以如果美国在不顾这些游戏规则的条件之下，或者摆脱这些游戏规则，对中国最大限度地施压，那么中国就会屈服，因为中国非常需要美国市场。而且从战术层面上来讲，特朗普的确急于达成一个协议，因为他目前处在2020年竞选周期当中一个很关键的节点，他需要向选民表明，你们应该选我。

所以从对华贸易谈判角度，他有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因为对美国民众或是商业团体来说，很多人都觉得中国占了美国的便宜。所以他对中国强硬，即使达不到中国妥协的结果，他也可以告诉选民，只有我能够对中国强硬，在我之前的美国总统都做不到，只有我能做到，我能够对中国挺起腰杆，你们不应该等待民主党的拜登（Joe Biden）。所以如果中国不妥协，他对中国的这种极限施压，也可以向选民表示决心。如果中国妥协了，他就可以说，你们看看，我就是可以让你们得到你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从战术层面上来讲，特朗普这种极限施压，是两方面都可以得利的。从特朗普的角度，他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的确出现了很多问题，他拿中国2019年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6.2说，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增长从来没有这么缓慢过，就是因为贸易战，中国现在已经开始资金外流，制造业已经流出中国，所以中国已经撑不了多久了，而美国现在经济没问题。

就是所谓忽悠，两边忽悠。所以从战术层面上来讲，大家认为这是特朗普算计好的一种极限施压战战略，对他来讲只是加分和双赢，怎么他都赢，不会输。

而战略上，大家都认为，我自己也觉得，特朗普没有一个大战略，没有一个对华的全面战略。这种战略牵扯到两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是你的战略目标是什么？因为中美贸易战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归根结底是中美之间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的争夺。那么特朗普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战略目标究竟是什么？我觉得很不清楚。第二是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战略目标？他也不清楚。他所关注的只是赢得贸易战。但是并不因为特朗普没有一个战略目标，中美之间的这种贸易争端或者说贸易谈判，就没有一个地缘政治或地缘战略的背景。

说到底，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背后是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竞争。从去年以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背后的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的背景究竟是什么？从今年2月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的中美政策报告“Course Correction: Toward an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ChinaPolicy”出来以后，有百人签名信，然后又有一百人的反签名信，这些出来以后，美国国内现在的对华政策其实又重新出现了一个大辩论的局面。在美国学界、政策界，甚至于在政府层面都开始重新思考。这里从战略层面上来讲，美国对华战略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特朗普上台之后出现的这种强力施压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从地缘政治上来讲，有三个层次的目标。

第一个是最低层次，改变中国的对外行为。美国觉得中国的对外行为这些年越来越嚣张，越来越有扩张性，对美国利益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要改变中国的行为，使中国的行为与美国有更多的交叉，或者使中国的扩张性行为有所收敛。所以美国还跟中国要继续接触，进行谈判，用一些施压的方法来达到这样一种改变。

第二个层次，因为中国这些年经济的增长以及美中贸易上的不平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所以消除威胁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目标，从根本上或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使中国的发展缓慢或者停滞下来。包括科技和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脱钩，都是要使中国的经济延缓发展，甚至于使中国的起飞脱轨。

第三个层次的目标，即那些所谓极端强硬派的目标，就是改变甚至推翻中国政权，包括在香港争取民主运动，以及在我们国内的一些敏感地区，对中国进行颠覆性的行为，导致中国的政权改变（regime change）。

这样三个层次的目标，对特朗普来讲，他分不清楚，也不在乎这些东西，他是就事论事。但是从最近这段时间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可以看出这有三个不同层次的目标。对于如何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大家现在也是众说纷纭，究竟是像目前特朗普一样，对中国单打独斗，还是联合美国的盟国，结成联合战线来对付中国，还是通过具体的贸易战行为，还是通过其他的军事遏制行为，还是通过军事对抗行为，甚至于通过更加激烈的全面对抗行为，各种各样的方式，大家也都在积极地探讨。

大家都说，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已经到了一个节点。但其实这个节点已经积累了相当一段时间了，经过这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中美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这个节点，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我到美国30多年，经历了各种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各种各样的危机，各种各样的挫折。但是我这30多年当中，从来没有像过去这两三年当中所感到的中美关系的起伏，更明确地说是持续性的危机、对峙和紧张，甚至于可以说这是中美建交四十年以来前所未有的。

这个变化非常明显，至少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今天中美之间是力量的较量，是中国国力和美国国力的较量。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是中美在政策层面上的对峙和竞争，是政策方面的一些较量，但今天不是。美国不是觉得中国的某一个政策错了，或是中国的某一个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是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形成了威胁。所以中美之间是一种力量的较量，而不是一种政策的对峙。这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

我到美国这么多年，而且在学界这么多年，看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各种各样的关于中美政策的讨论。比如芝加哥大学的米尔斯海默教授（John J. Mearsheimer），他是一个结构现实主义学者，十几年以前他就开始预测，中美之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守成大国，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一定会走向战争。但是当时大多数学者，包括我自己和我的同事，大家都觉得他是非常简单化的学者，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或者两个国家的相互政策，不仅仅是一个国际结构的问题。如果学国际关系理论，我们知道外交决策通常有三个层次的变量，一个是领袖素质，领袖个人的理念和个人行为，以及领袖在政治结构当中的地位起很大作用；第二个是国内因素，包括国内政治、官僚体系、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第三个层次是国际结构层次。但是他简简单单地就用国际结构，说一个是崛起大国，一个是守成大国，这不是太简单了吗？难道其他东西都是黑盒子，都不用看吗？

我们说这种理论太简单，但是换了一个说法的这种理论，现在却“大行其道”。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一个“修斯底德陷阱”，真的是耳熟能详，所有人都在谈论所谓的修斯底德陷阱。这是换了一个说法的、同样的一个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也是讨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搞了十六个国家的案例，说十二个国家都产生冲突了，所以中国和美国也是在走向冲突。这太简单化了。但这个现象背后有它深刻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背景，就是我刚刚说的中美这种力量的博弈，而不是政策的博弈。你不需要懂中国政策，不需要懂中国怎么改革，也不用管美国国内政治，就是中国的国力和美国的国力，就要让两个国家走向冲突，这个多荒唐。但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就是最近5到10年之中发生的，并且这几年越演越烈。国力的较量，而不是政策的对峙，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

第二个很重要的变化，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失败了。从中美建交到目前为止，这么多年美国将接触战略（engagement）作为处理美中关系，不管是战略关系，还是在各个方面、层次的观念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但是现在接触战略处于一种守势，成了非常负面的一个词。这么大的两个国家现在不要接触了，要脱钩，要科技脱钩、经贸脱钩，而且人文、学术、文化各个方面都要全面脱钩。这也是我到美国这些年从来没有见过。

即使当年冷战前后在中国国内出现了一些政治上的动荡，或者在美国出现了对与中国关系的很多疑虑，都没有提出过“脱钩”。尤其是现在的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竟然要脱钩，而且要全面脱钩。这个简直是荒唐。特朗普现在就是想脱钩，他跟习近平说是朋友，是一种策略。他的一个顾问说，这是一种典型的做生意的策略，我跟你示好，但我底下来挖空你，说一套做一套。特朗普曾说，每一个中国留学生都是中国间谍。30年前我到美国去，中国害怕的是美国对中国和平演变，但现在美国害怕中国对美国和平演变，他们觉得所有的中资机构和研究机构，所有的中国学者和科研人员，不是到美国偷技术，就是搞和平演变，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关系全部斩断，连人文交流都要斩断。这是我这么多年来从未见到过的。

第三个很重要的变化是，这些年美国鸽派的声音日渐微弱。美国对华政策从来没有铁板一块，从来都有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而且在历年当中，鹰派总是趋于少数。鹰派是些什么人呢？搞国家安全的人，情报人员，军人。虽然在很多时候鹰派的声音很大，但是鸽派相当广泛，在学术界、商界、跟中国接触的政策研究界等各个领域，甚至于很多跟中国接触的政府官员，这些人都希望中美继续接触，以合作来定义竞争，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但是鸽派的观点就像刚才我讲的接触政策的观点一样，这些年日渐微弱，甚至于在今年2月份之前，大家都认为在美国有一个对华强硬政策的共识。前不久在华盛顿开会，大家开玩笑说，现在华盛顿还有多少人是鸽派？一只手可以数得过来。我说我是一个，我是强硬的鸽派。但很多人不敢说自己是鸽派，因为说自己是鸽派，别人就会给你贴个标签，叫“Panda- hugger”，熊猫拥抱者。这个熊猫看起来可爱，实际上很可怕，它的爪子很厉害，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承认自己是鸽派。

到7月份有了百人签名信，分两拨签的，第一波一百人，后来又有一些人签。因为当时执笔者在写这个签名信的时候有些人没找到，但也有些人找到了却没有签。这个签名信在中国国内很受重视，各种媒体报道很多，认为这是美国鸽派，是美国对华友好派。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你仔细读这七条，第一条是对中国的强烈谴责，然后才是对特朗普目前对华政策达不到美国战略目标的批评，而不是对华强硬政策本身提出疑问。也就是说现在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上，鸽派声音几乎没有。

现在的两种声音，是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的争论，而不是鹰派和鸽派之间的争论。其实签名信大部分都是温和鹰派，虽然我是鸽派，但我还是在第二波签了。签了名的这一百多人当中有各色人等，他们只是对特朗普不满，对特朗普的做法不满，但是要改变对中国的政策本身大家是一致的，不一样的是怎么达到这些目的。这里围绕鸽派和鹰派，或者超级鹰派和温和鹰派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焦点是：中美之间目前走到这一境地，谁应该被责备得更多一些？改变这个现状是通过什么途径？是仅仅通过这种贸易关税，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联合盟国一起？很多人没签这封信，因为他们觉得这封信对美国政府责备太多，但对中国的批评不够，这两年中美之间关系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中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紧接着是一百位前情报和军方人员对这一封百人信的回应，认为所有的责备都应当给中国，所有的错误都是中国的，特朗普目前所做的事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过，而且你读一读这两封信，尤其是第二封信，观点很荒谬。但是居然就在这个辩论当中成为一家之言，而且成为声音很大的一家之言，尤其在华盛顿的圈子里面，很多人不同意他们的极端观点，但是这些人又很有影响力。这种超级鹰派对中国的责备是全面的，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只有把中国彻底改变，彻底把中国压下去。全球化时代竟然还能听到这种声音，这已经不仅是零和游戏，而是超级零和游戏了。

第四，今天美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是受益者。这些年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当中，总有很多对华政策的受益者，包括商界人士，像我们这样学界人士，甚至一些政策研究人士，很多人“吃中国饭”，觉得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得益。这样的人相当多，并且在过去很多年来是维护中美关系的重要力量。在每次出现危机和波动的时候，这些人总会出来说话。但在今天美国很少有人觉得自己在中美关系中是受益者。上个月底的第二封信就责备过去对华政策的失误，责备这些人，说他们都是在跟中国的关系得到好处，所以才要维护中国的利益。所以现在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是从中国得到好处，这本来就是个互利的关系，结果没人敢说我们是互利的。

但是回过头来想想，这些人，或者这些年也确实很多人觉得，在对中国接触中，获利越来越少，或者越来越难。冷战结束后，中美经贸对于中美关系是个压舱石，商界人士是中美关系的坚强支持者，但现在这些人很少有人敢出来说，我在中国市场得到了巨大利益，中国市场对美国是非常有益的，没人敢这么说。不仅是敏感，商界的很多人觉得在中国赚钱越来越难，不仅是技术转让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谓的市场份额问题，不仅是他们认为对外资的歧视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开放越来越窄，不管这是否符合现实，但他们觉得越来越窄。

第五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中美已经进入了一种全面对峙和长期危机。过去的这些危机都是单独事件，两国之间在某一个问题上进行较量，不会影响整个中美关系的大局，比如说台湾问题，从中美建交以后一直在那里，剪不断理还乱。再比如人权问题、南海问题、撞机事件、炸馆事件等等，就某一个具体问题或具体事件产生危机，然后双方进行危机管理，把危机处理掉，而这些事件和具体议题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但今天绝对不是这样。贸易问题显然不只是个简单的贸易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牵扯在里面，不是能够对某一个具体问题或者具体事件进行危机管理就可以解决的。这是中美之间非常全面的一种对峙，一种持续的危机，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美关系中这种所谓的危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所以贸易战当中出现这样一些反复、周折，或者一些突发情况，有很大的背景，并不是一种不可理解的现象。换言之，中美关系进入一个长期的对峙，长期的对立，长期的竞争，甚至于一种长期的危机状态。

那么第二个问题，原因何在？我刚才提到，在目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当中，对原因的辩论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论焦点。究竟是哪一方引起了目前的这样一种僵局，是哪一方要负更多的责任，应该改变？显然那些超级鹰派，不做任何自我批评，完全是指责中方。而那些温和鹰派一方面做自我批评，同时也指责中方。我觉得温和鹰派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美国方面要做自我批评，中国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精神，但我不想说中国太多，就简单的说一下。我的博士论文导师谢淑丽教授（Susan Shirk）在一次演讲中用了一个题目，“Overreach andOverreaction”，认为中国是战略透支（overreach），过分自信，过早地放弃韬光养晦，而美国是过分反应（overreaction），我很赞同她的这个观点。

为什么说中国过分战略透支？这个大家可能比我都了解。2008、2009年是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中国基本上是韬光养晦、不搞对抗，以合作为主、加强了解，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条思路。但为什么2008、2009年是个节点呢？因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当时次贷危机对美国打击很大，9月份雷曼兄弟公司倒闭，次贷危机开始，但中国的这种举国体制起了作用，10月份中国就通过4万亿的经济刺激措施，很快资金大量进入经济当中，然后经济开始迅速反转，当年仍维持着10%的经济增长率，而美国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过渡，经济刺激方案迟迟出不来，到第二年2月份才出来，太晚了，所以美国经济一路下滑。我觉得2010年以后，中国人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美国不行了，美国要完蛋了。我当时到北京来，一些中国人问我们是不是要出手救美国？如果出手救美国，美国怎么感谢我们？美国是不是应该按照我们的指挥棒转？

当时正好奥巴马上台，他在中国的际遇，是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奥巴马上台之时适逢次贷危机，他真的觉得跟中国搞好关系对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重要。第一年11月他就到中国来进行国事访问，是第一位在任职第一年到中国来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因为他觉得的确需要跟中国要搞好关系。据美国舆论界说他为了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做了一系列准备，但在访华期间的演讲并未和之前的美国总统一样进行实况转播，记者招待会也不允许记者提问。当时关于中美WTO争端，很多问题大家都想问。紧接着11月份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奥巴马被指责，你们美国人污染世界，为什么要我们中国人来买单？

当时我在美国，很多美国朋友都问我，中国人怎么那么不喜欢奥巴马。我的回答是奥巴马生不逢时，中美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这次访问后，奥巴马受到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就开始批评奥巴马，说他对中国太软弱。在这之后国内的一系列发展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清华大学的教授说我们连科技都超过美国了，美国跟中国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等级上，我们2014年就全面超过美国了。我们要塑造美国对华政策环境，这也是中国国内的知名教授所说的。美国对中国依赖更多了，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更少了。

所以我很认同人民大学的时殷弘教授所说的“战略透支”，这也是对overreach的解释。战略透支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所谓战略透支就是战略目标和国力不相当。中国还没到那个份上，就让人家感觉你马上要对美国取而代之了。这给那些美国的鹰派造成了很强的口实。

当然美国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尽管那些超级鹰派不承认。美国现在变得越来越不自信，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没有包容感。这三点是我到美国这30多年来从没见过的。80年代我到美国的时候，当时是冷战后期，美国是跃跃欲试，很快就要把前苏联给打下去了，非常自信，要做自由世界的领袖。冷战结束，他们认为历史终结了，自由民主胜利了。然后世界进入了单极世界，美国在全世界完全没有竞争对手了，自信满满的美国自认为是世界警察，美国人要统领美国领导的全球化。签证、移民等各个方面都很包容，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很多人都找到了工作。那时候飞机场的安检也很松，送客可以直接送到飞机门口，接客可以到门口去接。政府门口也没有这么多的探测器，非常安全的。当时的美国就是一个大熔炉（melting pot），是一个移民国家，欢迎各路英才汇聚美国。

但是现在这样的自信、包容性和安全感已经完全没有了。这是两个重大事件造成的，9·11和次贷危机。冷战结束后，这两件事情对美国的打击非常大。9·11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美国真的觉得自己就是上帝的宠儿，是这个世界方向的引领者，结果9·11让他们知道，原来有这么多人恨我们，尤其是伊斯兰世界。9·11之前美国在找敌人，觉得自己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只有中国有可能对美国形成威胁。但是9·11让美国人觉得，不仅中国会对我们产生威胁，伊斯兰世界居然对我们这么仇恨，轰炸了我们的五角大楼和世贸中心。所以美国人开始感觉到一种恐惧，但这在当时也给中国创造了一些机会，延缓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对抗。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它的安全感在丧失，觉得四面都是敌人。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美国本身是9·11个受害者，本来有一个受害者的道义高地，但是美国没有利用这样一个道义高地来团结世界各国的各种力量来共同反恐，而是打着反恐的旗号来维护美国的霸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小布什发动了两场不应该打的战争，对美国的耗费极其昂贵。这两场战争，尤其是伊拉克战争，根本就不是反恐，就是觉得伊拉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产生了威胁，所以要把伊拉克打下去。这两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比越战还要长。

这两场耗资巨大且死伤很多的战争，在美国国内产生了一种反对在国际上介入的情绪，换言之就是孤立主义情绪。在这之前，这种孤立主义情绪最高的时候是越战期间。现在美国大学里的教授都是非常自由派的，我的很多同事整天带着学生去游行，去示威，去反战。对这个战争越是厌恶，就越是觉得美国不应该再去国际上管太多，我们美国的公路、车站、机场都还这么破，为什么要到阿富汗去修路，去修桥，去其他国家搞援助，为什么要当世界警察？这种情绪从2006、2007年以后开始。皮尤的民调显示，当问及美国人是不是应该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帮助时，80%人说不应该，我们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种情绪在美国越来越严重，实际上这种情绪是特朗普上台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条件。因为特朗普说“美国第一”、“美国退群”，美国什么事都不管。他其实做不到，但是他说了，老百姓就认同了，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付出太多了，不应该再付出了。但是这是9·11之后美国的“战略透支”，做了和国力不相当的事，所导致的一个结果。

第二个事件就是次贷危机。美国的这种经济周期实际上是经常发生的，但这次次贷危机当中失业率高得惊人，所以美国人就去找原因。这个高失业率的替罪羊就是中国和墨西哥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抢走了美国的就业。反移民情绪就上升了。最近这两次枪击案就体现了对移民的仇视。从2008、2009之后，这种反移民情绪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白人，他们正在逐渐变成少数，太没有安全感了。像我这样的华人移民增加很快，这次选举中亚裔的华人代表在美国竞选总统，拉丁裔的人增长也非常快，因为很能生孩子。白人越来越处于一种少数状态，虽然大家都批判这种白人优先的种族主义，但是设身处地想一想，这种心态的产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反应。要教育他们种族歧视是不对的，但是他们这样的心态确确实实是越积越重。

在这两次历史事件以后，美国社会的这种分裂，也是我这么多年没有见到过的。过去那些政客们表面上白天吵，晚上回到小酒吧里喝酒，酒杯一碰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但今天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议员简直是像仇人一样，互不妥协，这就产生了一种“民主失灵”，美国政府在很多问题上都达不成协议。所以在国内出现了这么多问题的背景之下，美国要找替罪羊，而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替罪羊，美国要进行排外，中国就是一个当然的排外对象。

但美国的排外不仅仅是对中国，现在特朗普对他的法国、日本等盟友一样排外。他就是觉得我承担的义务太多，我要推卸责任，我要退群，我要排外。美国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美国越来越没有包容性，美国越来越没有自信心。这种变化使美国变得小肚鸡肠，锱铢必较。特朗普说的话毫无道理，他说关税要中国政府买单，但其实关税是美国的一些制造商、进口商和中国的制造商来买单消化的，但居然还有人信。所以美国的变化也是中美关系变化当中的一个很大变量。

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中美关系该何去何从？是不是因为中美之间的这样一些变化，就导致中美关系由此一路下滑，走向“新冷战”？我觉得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现在的很多发展都指向这个方向。确确实实也有很多现实的原因，使这种“新冷战”完全有可能爆发。其中有三点我觉得是很值得忧虑的。

第一点是地缘政治，也就是所谓的老大和老二的竞争。二战以后，美国一直处在超级大国地位，中国的国力现在跟美国越来越接近，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使这两个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的争夺不可避免，至少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的疑虑越来越深刻，美国总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英文叫exceptionalism，是特殊的国家，是上帝赋予来改变人类社会的，所以别人都不能挑战它的地位，这种观点在美国根深蒂固。而中国觉得我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阻挡的，谁也阻挡不了。这种心态使这两个国家的竞争有可能激化。而且竞争的焦点在亚太地区，或者说印太地区。

目前中美两国在这个地区的较量日益加剧，对美国来讲，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打了几场战争，经营了很多年，要退出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美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二战以后这么多年在太平洋几乎是无敌的，是绝对不可容忍对美国的挑战的，尤其是对军方人士。而中国多年来是个陆权国家，但中国这些年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起来以后，越来越强调海洋大国。所以中美之间这样一种在地域上的竞争和争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说，亚洲的事务由亚洲人自己决定。美国人说那不行，我在这里有这么多盟国和利益要保护。这样一种冲突我觉得很难避免。

第二个冲突，是在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上。虽然很多人说中美之间仅仅是权力争夺。权力很重要，但是意识形态也很重要。尤其是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以后，推进中国模式。进入21世纪后，大家越来越觉得中国的模式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中国发展成功的奇迹，很多国家都可以借鉴。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威胁。现在在美国，这个辩论很激烈，中国是不是要在全球推广中国的价值观念、中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主导的政治经济体制。我有一个同事在康奈尔大学，今年上半年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威权体制的成功虽然对其他的一些威权体制是种鼓舞，但中国还没有在全世界推广中国的威权体制，结果招到了很多人的批评，很多超级鹰派反驳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在向美国挑战了，中国已经在全世界推广他们的这一套体制了，中国已经要取代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主义的秩序了。所以现在这个争论相当激烈。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所谓的文明冲突这个概念，我觉得也不完全是让人惊奇的。

基伦·斯金纳（Kiron Skinner）居然说中美之间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和东方明的冲突，她在前几天被美国国务院免职了。但是她说，这是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局在其所做的长期规划战略中提出来。当年美苏冷战美国战略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写了长达8000字的电报，提出该怎么对付苏联。我们也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不是偶然的。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认为现在中美已经进入了当年美国和苏联所处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对抗，而且美国要做好准备，并且比这种对抗更深一层的，就是文明的对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一个跟美国的文化、文明完全不一样的国家。比如中国强调集体主义，美国强调个人主义。所以这种冲突也很难解决。

第三个就是经济上的零和冲突。美国人之所以敢在经济上说脱钩，是因为他们认为中美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越来越小，而经济上的冲突越来越严重。确实在很多高科技领域，在体现这种新一代经济革命的领域竞争，中美之间现在在比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比例更大，这种经济上的竞争也很激烈。

至少这三方面导致了目前中美之间这样一种战略上的竞争态势，有可能进入一种新的冷战。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我们要做一切努力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至少作为一个鸽派，我自己认为我还是中美关系的受益者，要是没有中美的合作和交流，我不可能到美国去当教授，不可能在美国的一个大学里面任教，也不可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中美关系。所以我们这些人作为知识分子，还是要努力避免这样一种状态。那么能不能够避免呢？我觉得还是有可能避免的，至少下面五方面的因素有助于帮助避免“新冷战”。

第一，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仍然非常严重。换言之，尽管中美之间竞争态势日益加剧，中美之间的政策变化非常大，但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没有变化。不仅没有变化，而且更加重要。我很赞同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中美贸易战打到今天，对两方的伤害都非常大。尽管美国人说现在我们把中国的产业链割断了，投资开始走出中国，但是这些投资根本就没有回到美国。最大受益者是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美国的制造业仍然回不去，国际分工中的产业链和产业分工不是政府说一句话就能达到你想要的目标的。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比如说贸易战对美国农产品和农民，以及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影响非常之大。所以特朗普现在快撑不住了。当然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中美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仍然是割不断理还乱的。

第二，冷战的这种国际条件根本不具备。冷战期间，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泾渭分明，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选边站，或者加入前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加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但今天根本不是这种情况。现在所有的国家都不愿意选边站，而且也不用选边站，他们两边讨好，根本就没有两个阵营的明确概念。我刚刚读了一篇文章谈东盟国家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怎么反应。印太战略最重要的两个词叫做free and open，即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东盟刚发表的一份印度尼西亚领导起草的发展报告就把这两个词改了一下，叫做open and inclusive，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也就是我们跟着开放的美国走，然后把中国包容进来。这些所有的国家都不必选边站，这是跟冷战期间完全不同的一种状况。

第三，中国现在根本就没有要取代美国的能力和意愿。美国对中国的很多方面都有误判，中国现在还是美国领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意愿去推翻现在的国际秩序，而且中国现在要创立的不是中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肯定是难以为继的，因为单极世界是一个一条腿支撑的地球，是不可能的，至少要两条腿或者多条腿。现在的世界不是一极，也不是两极，而是多极世界，而中国现在追求和推动的也是一个多极世界。所以美国人的这种判断是没有根据的。

第四，中国也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美国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实际上都是在中国发展过程当中所要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中国改革要解决的很多问题。中国并不是按照美国的时间表，或者按照美国的要求加以改革改变。但中国毕竟会变，中国是会加入到世界体系当中去的，中国也会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开放，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因为中国的发展必须要走这条道路。所以我就跟美国朋友讲，我说中国会改的，比如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会发展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并不是因为美国要求中国人保护知识产权，中国才去要保护，而是中国本身要改变，要改革这些东西。所以中国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最后一点，中国的敌人不是美国，美国的敌人也不是中国。中国的敌人是中国自己，美国的敌人也是美国自己。因为我刚才讲了，两方面都是变量，中国的很多问题和变化导致了中美关系变化，美国国内的很多问题也导致了中国美关系变化，所以美国要改变，中国也要改变。越来越多的美国有志之士已经清楚认识到，美国现在问题很多，美国一定要改变。所以目前的总统选举辩论当中，可以看到，其实外交政策在美国政治辩论当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上周第二轮的民主党竞选，两个小时的竞选辩论中，外交政策占的比例只有7%，93%的时间都是在谈美国国内的问题。我的一个同事在帮拜登进行竞选，负责外交政策，看了以后他就很不高兴，因为拜登的长项是外交政策，没有用武之地。但是这反映了美国的现实，问题在国内，老百姓关心的也是国内问题。如果大家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把这些事情办好的意愿，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就有可能减缓，甚至避免。

所以最后一句话，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美两国要避免走入大国冲突的陷阱”，而且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媒体朋友们，还有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要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因素，不要完全是现实主义。我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现实主义的问题。现实的东西主要是军人和政府决策者需要考虑的。而我们需要呼吁避免冲突，我们都要当鸽派，加强中美之间的合作、理解和交流，避免中美走入“新冷战”。

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赵穗生教授在CCG的演讲录音整理，观点仅代表演讲者本人，不代表机构观点）

本次演讲是“CCG 名家演讲”系列之一。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CCG已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在全球化发展和中国更加扩大开放的关键时期，CCG密切追踪国际形势变化，邀请国内外政要、学者、智库专家和企业领袖在CCG发表演讲，并与CCG 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深入研讨国内外重要议题、分享多元价值观，旨在充分发挥CCG国际化专家网络的优势，践行“二轨外交”，为深化国际交流、凝聚社会共识作出民间智库的贡献。

本次“中美竞争关系的变化，原因与走向”主题交流是赵穗生教授于2017年8月受邀在CCG发表以“世界秩序的重塑：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博弈”为主题演讲，以及2018年6月在CCG进行“美国对华接触政策40年”主题演讲之后，第三次到访CCG并对中美“过去怎么着”以及“未来怎么办”进行的深入分析和互动交流。

关于主讲人

赵穗生，CCG学术委员会专家，现任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美中合作中心主任，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美国委员会董事会董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研究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务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创办并担任主编的《当代中国》英文双月刊发展成为引领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最有影响力的期刊之一 (收录SSCI，影响因子2016为1.350)。赵穗生教授拥有美国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硕士，密苏里大学社会学硕士，北京大学经济学学士和硕士。1985年到美国前, 他曾任职于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 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和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等单位。赵穗生教授出版了十余部英文著作，包括《权力的设计》《东亚权争》《邓小平时代的决策过程》《穿越台湾海峡》《中国外交政策》《中国能源安全：国内因素与国际影响》和《中国的崛起与中美关系的转型》等。他的100多篇英文学术与政策论文发表于《华盛顿季刊》《威尔逊季刊》《政治学季刊》《中国季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