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应从当前中美贸易冲突中汲取4个教训
2019年8月6日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著名土耳其经济学家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熟悉的国际学者。在4月10日出版的著名的国际评论平台《辛迪加项目》（Syndicate Project）上，罗德里克发表了中美《和平共处2.0》的评论。我认为罗氏的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因为他作为独立学者给出了在中美关系的一个根本解决方案：新的“和平共处”。
中美关系中的最重要“基本面”（the fundamentals）从来都是和平。和平至关重要，和平是对战争的治理（包括预防战争、避免战争、管理危机和约束冲突），和平是发展的前提。
几百年来，贸易本来是有助于人类和平的。过去四十年，中美之间之所以是和平的，一个最重要的正面因素就是长期高速成长的双边贸易。如今，中美和平的最为重要的贸易基础却遭到动摇，“贸易和平”居然为“贸易战”取代。当然，“贸易战”还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战争，但“贸易战”并非一般的贸易摩擦或者贸易争端。
罗德里克说，“世界经济急需美国和中国的‘和平共处’计划。双方都要接受对方根据自己的情况发展的权利。美国不可按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印象试图改变中国经济，中国必须承认美国对就业和技术泄露的担忧，接受因为这些担忧而偶尔受限无法进入美国市场。”
本短评从罗德里克的这一中美“和平共处”论出发，从中美和平、世界和平的角度看待目前的中美“贸易战”及其出路。
中国过去长期主张各国发展模式的共存以及这样的共存带来的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同时，中国也在积极参加全球治理。这意味着不管中国理解的全球治理与美国理解的全球治理之间的差异，中国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是要与别国进行协调的而且是处在全球协调进程中的，事实上，中国积极参加了诸如G20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未竟之大业，正在继续和深入，并期待最终取得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发展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与别国以及全球体系其他国家、市场、社会进行协调的。
特朗普政府正在改变美国的发展模式，本来也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中美之间本来应该就各自的发展模式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展开积极对话和协调，而不是以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兼容为借口升级“贸易战”。
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内政策的改变及其接下来的动向才是我们应该密切关心的，因为如果美国国内发展模式在特朗普治下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即使没有“贸易战”，中美关系也要受到一个变化了的美国的影响。如果进一步转向“经济民族主义”，那么，一个不同于过去的美国对中国的冲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全方位的。但此种冲击却并非全是坏事。坏的方面是，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更以“零和”看待其与中国的贸易；但是，好的方面是：中国尊重美国的发展模式的同时可以据理力争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发展模式。这就是中美大谈判。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是，这是民族主义范式下国家之间的和平之道。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是进攻性的。这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一次重大修正。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表明，冷战后得到完善和推广（推广到全球，尤其是包括了中国）的开放的多边的“自由（尤其是经济）秩序”正在终结。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正是受益于冷战年后的“自由经济秩序”（WTO等代表），特朗普政府对这一秩序的修改将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投下最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罗德里克，这是因为“超级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与国家主权、民主治理三者之间构成的“三重悖论”决定的。特朗普政府对这一世界形势的认识大体是正确的，但开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药方子。他的前主要策略顾问班农（Steve Bannon）等人对此多次阐述。这些阐述已经足以概括出了到底什么是“特朗普主义”：为了“美国第一”而“去全球化”。至于这一方子是否将解决问题，20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与结果将回答这一问题。
关于中美贸易的协议是对过去的“全球化”（为期四十年的中美贸易就是“全球化”最为重要的一部分）的一种清算。“全球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却也创造出巨大问题（当前美国人争论的“不平等”就是这些长长的巨大问题清单中的最突出一个）。其巨大问题足以颠覆其巨大成就。甚至，全球化中的巨大问题威胁着世界和平。
我认为，要从清算 “全球化”这一点认识目前的中美贸易冲突。
“贸易”都“战”了，且“贸易战”继续下去（有人居然要打“持久战”），其他领域，尤其是科技、货币金融、劳动力流动、甚至军事等，都可能冲突起来。若听之任之，冲突体系则可能一直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清算一段长期而深刻的“全球化”非常难，甚至难于上青天。但是，如果双方都意识到这是在解决过去全球化形成的问题（即罗德里克的“全球化悖论”），争取和平的未来，包括各自在和平的条件下的自主的新发展，则解决问题的难度会降低一些。
中美贸易协议也许或迟或早是要达成的，如果双方不想要系统性的大战的话。那将是“去除全球化”的一个重大事件，要分步走，在曲折中达成。“去除全球化”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英国“脱欧”被叫做“去除全球化”，其到现在还没有协议。
需要不要引起误解的是，“去除全球化”并不是不要全球之间的正常的相互联系，也不是居然要消除关于具有千年历史的人类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已经形成的相互联系的世界现实。
本来，这个叫做“全球化”的东西是美国主导的，现在由美国带头去除，也是情理之中的。
美国也是从“全球化”中受益的，而且从全球金融中心华尔街和一部分美国机构和个人的角度，美国的受益是巨大的，也许是全球最大的。美国在全球化中的受损的，不管是个人（如“输家”）还是国内地区（如“生锈”的），都成为经济民族主义实践要动员的主要对象（特朗普政府甚至希望全球的民粹主义联合起来）。
假如将来有解决这次贸易冲突的中美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将是对世界和平的一个重大贡献。而正是这一协议成为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个分水岭。
中国要从目前的中美贸易冲突中汲取4个教训（美国也要从中汲取教训，但美国是否汲取教训以及汲取了什么教训，我们可以观察之）：
一，要认识到在民粹主义加民族主义等力量的推动下世界范围之内出现了清算“全球化”的情况。
美国是清算“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这是一个变化了的美国。不过，在保护主义下 “全球化”在全球范围内早已放慢速度，甚至停滞不前。
二，有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在打着清算“全球化”的旗号“倒行逆施”。经济民族主义尽管曾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如今主张经济民族主义的闭口不谈二战的教训；持续四十年的“冷战”，让二十世纪变得极端和不幸（见英国已故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雄文）。如果中美之间爆发第二次世界冷战，21世纪的不幸可能超过20世纪。
三，如果能够和平地治理全球化（governing globalization），“去除全球化”的过程将是和平的。和平地治理全球化意味着通过和平的手段、政治的意志解决“全球化”中存在的问题。目前，英国通过谈判与离开欧盟，中美通过谈判解决贸易纠纷。
四，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贸易和平”的前提是贸易体之间的发展模式是大体相当的，是各自遵守着共同的（分享的）的竞争规则的。在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可能因为诸如中美争端而进一步多元化（pluralization）的情况下，“贸易”将进一步缩小（这是市场使然），是国家在干预，以让“全球化”放慢以降低无法驾驭的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在中美之间围绕诸如发展模式等之类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达成大体妥协的情况下，缩小引起问题的“贸易”，不失为一种务实的维持“和平共处”、以避免大战的方法。
结论： 有的“贸易”导向和平，有的“贸易”导向冲突。中美需要在更正、再平衡“全球化”中增加导向和平的“贸易”，治理导向冲突的“贸易”。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