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百年思维”——拿什么预防和避免“百年冲突”?

非常感谢钝角网的邀请，非常高兴第一次来到钝角网。我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点不成熟思考。

这点思考，我自己起了个名字，叫做”百年思维”(centenary mentality)，还有上面的副标题。

我是想把“百年思维”当成一种世界性的现象来思考。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2018年是一战结束100周年。在欧洲，尤其是法国，举行了很多活动纪念这些100周年。而2019年，又是各种各样非常重要的100周年。这些100周年的世界事件，有的在国内很熟悉，有的则被提到的不多。例如，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成立100周年。中国呢?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到2019年也是100年。五四百年，自然引起中国学者的百年思考。其实，早一点在2012年，辛亥革命100年，中国学者就以“百年”为时间单位了，例子还很多。

我所在的学科是国际关系。2019年是国际关系学科诞生100周年。在国际关系学术界，我指的是广义的国际关系，不是狭义的，也就是包括世界经济、世界政治、世界历史、国际法等等在内的讨论国际(甚至全球)问题的学科。1919年，在英国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Aberystwyth)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讲授国际政治问题的教席。今年，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Chatham House)也举行了活动，其《国际事务》出了一期关于上述广义的国际问题研究这个学科100周年的一系列的论文。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院没有用”国际政治”这个概念，而是说”世界政治”这个学科诞生一百年。国际法学者也在纪念国际法在2019年诞生100年。

到底如何看待过去的100年?强调冲突的认为从1918或者1919到2018或者2019是”冲突的一百年”，叫”百年冲突”。

在美国，2016年，中文名字叫做白邦瑞(Biography：http://michaelpillsbury.net/biography/)，写了《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一书。这本书对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和“中国问题”专家江忆恩(Alastair lain Johnston)对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做了一个系统的批评，发表在英国著名国际安全研究期刊《生存》2019年3月号，题为Shaky Foundations: The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of Trump’s China Policy(见：https://www.iiss.org/publications/survival/2019/survival-global-politics-and-strategy-aprilmay-2019/612-15-johnston-re)。

6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表了一篇惊人的文章：《中美百年冲突》(The looming 100-year US-China conflict，见：https://www.ft.com/content/52b71928-85fd-11e9-a028-86cea8523dc2)。这篇文章透露，“美国的经济、外交和安全政策统统开始把与中国全面敌对竞争作为核心原则”，“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未来很长时间)的(地球)主宰地位”。沃尔夫说，这是美国的“新思潮”，“将中美关系限定在零和冲突的框架里”，把中美关系“指向了长期冲突”，“有可能莫名其妙地演变为一场全盘冲突”。关于中美“百年冲突”的前景以及沃尔夫的尖锐评论有必要引起高度重视。

上面我提到的种种、多多“百年”话语、叙述，也许只是“百年思维”中的几个代表。还有很多的“百年”，不能一一列举。今天，我不是就这些“百年”做评论，而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百年思维”?“百年”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很重要的思考传统。以“百年”为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是一个长时期的研究途径。但是，把“百年思维”可能是过度的简化，论此忽彼，有可能得出经不起推敲或者检验的结论。

假如以1918或者1919年到今天的“百年”为思考方式(这一“百年”是很欧洲中心或者西方中心的)，这里，我提供几个问题: 这100年，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大的变化?但是，世界在不断变化(真正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才代表变化)的同时，又有哪些东西并没有改变?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很顽强，是旧的，是延续下来的，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些似乎去了的东西(如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或者全球化学者认为“国家的作用”下降了)重新回来了，例如，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极端主义，都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在“百年”前就有了。如今，这些一度消失的、被“化”了的东西，再次回到了世界生活的中心。所以，从我们各自学科的角度，我们能罗列出的一些什么样的“百年”大变化(或者大变局)?

1945年肯定是一个分水岭。1918或者1919到1945年，这是一个世界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年代，和平不过是战争的间歇。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经济民族主义(帝国主义也号称经济民族主义或者经济爱国主义)是经济的政治化和军事化。1945年诞生了联合国代表的国际体制(多边体制)。联合国是植根于厚重历史(尤其是欧洲历史)上的全球主义的产物，是现代意义上的在国际层面上对超出一个国家的问题或者挑战(国际的、区域的或者全球的公共问题)的治理(国际治理)的起源。关于人类发展(尽管要在一个个的(民族)国家框架中，顶多是在诸如欧盟、非盟或者东盟这样的“地区”框架中)的概念，就是联合国诞生以后的知识、政策和价值。但是，联合国在长达40多年的美苏冷战中并没有发挥出其设计的原初使命或者目标。只是熬到了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才在冷战结束的条件下，寻求大的“改革”。同时，超越联合国，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被提出、被强调、被探索(被实践)。可惜，在1991到2016年为期25年的“冷战后”时期，“联合国改革”并不成功，现代化联合国的一次宝贵机会被错过了(一些国家，如亚洲的印度和日本、欧洲的德国、拉美的巴西等也没有变成新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系列的超越原来联合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代表的国际治理而尝试的全球治理，即使是声势浩大、耗资巨大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实际上不是缩水，就是举步维艰。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生效。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这些都是在“冷战后”迈向全球治理的重大步骤。目前，在诸如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产生的压力下，这些全球治理实践，都面临着倒退的危险。

目前，世界是否真的又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变的时刻?

接下来，我想重点谈一下“百年思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百年和平”。和平问题是包括我在内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对象。世界上有很多“百年和平”。1815到1914年是一战爆发前欧洲的“百年和平”。这是最经典的“百年和平”。1815年是什么年份呢?1815年就是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1769-1821)这位超级英雄被打败的那一年。拿破仑失败后，欧洲就进入到了被公认的持续一百年的长和平。

上述欧洲的“百年和平”曾引发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广泛和深入重视。很多人因为研究“百年和平”而成名。为什么“百年和平”能够实现呢?主要结论是因为欧洲这些主要的国家，尤其是大的国家搞了一个协和体制， 即Concert of Powers(过去中国学术界一直把“concert”翻译为“协调”)。这个协和体制是成功的。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有人就把导致”百年和平”的协和体制当做是全球治理在欧洲的起源。

如果没有协和体制，1815-1914就不会有“百年和平”，而是“百年冲突”。所以，“百年和平”在治理大国冲突上的19世纪经验仍然是有21世纪的价值的。

一个严峻的形势是，现有的联合国体制以及冷战后才新生出来的全球治理体系，还不足以像19世纪的欧洲协和那样成功地治理21世纪的大国冲突。

但是，全球治理确实是避免、预防、缓解、解决大国冲突的一个根本方法。

不幸的是，全球治理正在被有的国家，这里指的是美国的特朗普政府等所厌恶、抵制、反对，全球治理陷入危机中。对真正的全球治理的无知或者忽视仍然是严重的问题。有人谈论的全球治理根本不是真正的全球治理。真正的全球治理是以世界的长和平为目标的。全球治理是关于各方各面(即不仅是大国，而且是有关的国家，非国家的行动者也在其中)参与的，具有基本正当性，具有基本约束力的复杂但又简约的国际制度安排。

现在人们谈论的大国冲突的情景，如“修昔底德陷阱”(可见：https://www.belfercenter.org/thucydides-trap/overview-thucydides-trap)等之类的，到底如何解决?

大国冲突具有必然性。如何解决(治理)大国冲突?作为国际体制或者国际制度的在各种层次上的协和(concert of states/nations/powers/players/stakeholders)是一个制度主义的解决之道。这里我就不展开说明。只顺便介绍一下：2011-2015，我以主要研究员的身份参加了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Harald Muller主持的一个“欧洲项目”(由欧洲的三大私人基金会资助的10个“欧洲与全球挑战”重大项目之一)，题为“21世纪的大国协和——大国多边主义和避免世界大战”(见：https://www.hsfk.de/en/research/projects/a-twenty-first-century-concert-of-powers/)。这一项目产生了两项成果：一个是一份公共政策报告(2014年于瑞士洛迦诺发布;一个是一本学术论文集《争论21世纪的国际协和》(见：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e/9781315206790)。 我们知道，自2012年以来，至少是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学者和全球治理研究学者，似乎都发现了“协和”在当下和未来的价值。上述我参加的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院的项目是这些全球同类研究中的一个代表。在美国，兰德公司和外交关系学会(CFR)有学者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研究。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也有一些重量级的学者主张21世纪的大国协和，如澳大利亚的Hugh White的《对华抉择》(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2013)。

最后，我愿意强调一点，假如未来中美关系进一步严峻，并引发至少地区性的国际关系的重组，协和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假如没有协和，中美冲突及其扩大，可能会失控，即演变为难以治理的区域甚至全球的长期冲突。

文章选自钝角网 2019-0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