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中英：从“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到“大国博弈的主要平台”

庞中英，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

　　冷战后的全球治理的最重要进展之一正是G20的创建和运行。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后，全球最大的20个经济体（包括欧盟）发起了G20财金部长会议。所以，今年是G20成立20年。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举行WTO部长级会议，期间却爆发了首次大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受到广泛关注。从一开始，G20就是为了集体治理全球化的。全球化产生包括金融危机和社会失衡等全球问题。从逻辑上讲，全球问题要获得全球解决（全球治理）。这是G20诞生的主要背景与起源。

　　G20在运行的第一个10年，主要关注的是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所谓“新兴经济”）的金融危机，对完善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也仅限于此（不过，一些受到金融危机打击的亚洲国家，如马来西亚对此不以为然）。令G20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首先是在美国，然后是在欧盟，爆发了债务引发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2008年金融危机后，在美国、英国和欧盟领导人的强烈呼吁下，G20旋即升级为多边首脑会议，即政治峰会。2019年日本举行的是第14届G20峰会。

　　今天，G20的存在与1999年不同，与2009年也不同。这些不同，不仅是一般的年份的、背景的差异，而且甚至是本质的不同。1999年，尽管有不成体系的、不受重视的“反全球化”的全球活动，但是全球化在欧美的推动和中国等国家的参加下还在凯歌行进。2009年，美国和欧盟在要求“新兴经济”与他们“同舟共济”，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在合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承诺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慷慨大话：G20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G20《匹兹堡峰会联合声明》）以及要实行“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合作”，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评估过程”。

　　在2019年，普遍担心的“地缘政治”的“大变局”全面影响到包括G20在内的全球治理。几组关键的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不是全球经济治理是G20（包括峰会）的实际主题。目前，人们最关注的不是G20大阪峰会将发出如何改革现有全球经济治理（包括WTO）的一致意见和行动计划，而是关注中美等在大阪是否达成贸易协议。

　　G20在“同舟共济”结束后（一般认为是2011年），就逐渐远离其2009年确定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的目标，而是以常规的、不太敏感的、相对容易的以及一些大而空泛的议题为主。

　　我们知道，2017年后，在特朗普政府退出有可能代表下一代的自由贸易安排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之后，日本“力挽狂澜”，没有让TPP解散，而是发挥“日本的国际领导作用”，让TPP余下的11方组成了新的TPP，即综合和进展性的跨太平洋伙伴（CPTPP）。目前，CPTPP已经运行。

　　日本轮值G20主席国，其对全球治理以及多边自贸体制的高度依赖非常有助于G20发挥全球经济治理功能。这一点从G20日本进程（大阪峰会后，日本的G20轮值主席并未结束，要到2019年12月开完最后一届部长会议才交棒给2020年的轮值主席国沙特）可以明显看出。日本设置了很多真正的全球治理主题及议程：在贸易方面，最重要的是关于WTO多边体制的改革及其未来；在基础设施方面，日本尽管充斥了私心（其强调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的潜台词是“低质量基础设施”，以及邀请了亚洲开发银行却没有邀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基础设施方面的国际合作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全球治理问题；在数字经济方面，日本也是如此“心事重重”，却试图推动关于数字经济的全球规则或者全球治理。但是，大阪G20峰会有关全球治理的部分，并不可能达成包括美国在内的一致。

　　G20峰会，包括本次的大阪峰会，实质上不再是“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而是赤裸裸的大国博弈或者大国外交的平台。在全球治理陷入深重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G20还能走多远？

文章选自华夏时报网，2019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