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西方媒体最近都报道了欧盟正在重拾产业政策的消息，说欧盟趋向于接受法国建议，利用欧洲范围内的产业政策重振欧盟工业，加强欧洲经济复苏的基础。

　　实际上，政府推出政策措施帮助本国行业企业发展的做法，在战后初期的欧洲很常见，只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现象，这种干预渐趋消失了。现在法国提出这样的建议，不仅符合它的历史传统，也表明它在寻找走出“大停滞”的出路。很长时间以来，法国一直被英美舆论讽刺为“失败的工业化国家”，认为它过去的产业政策不成功。但正是这个“不成功”的工业化国家，在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里靠着产业政策迅速成为许多工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国家。

　　在“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干预理论指导下，法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由政府出面，选择一些值得突破的技术领域，政府补贴企业搞研发或干脆成立国有企业，瞄准几个领域猛干。法国财政部为政府选定的产业提供贷款利率补贴。换句话说，开发受政府鼓励的技术，企业只需支付贷款本钱，利息则由财政部的公共支出负责。这种产业政策被称为“空档政策”，用的那个法语词是古代城堡上放箭用的城垛。“空档政策”很快取得巨大进展，20世纪70年代，法国成功研制出了高铁、民用核能电站、航天、航空等领域的新技术，在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其实，连后来风靡全球的互联网技术靠的也是由法国电信公司最先开发出来的光纤传输数据技术。

　　其实，法国并不是唯一靠产业政策率先收获众多先进技术的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刚开始时，产业政策就是欧洲国家及后来加入工业化的美国经常使用的法宝。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尚未成为“过街老鼠”，英国、法国、德国及美国都是靠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来保护和推动本国工业产业发展。

　　比如，英国的产业政策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纺织工业不受外来产品冲击。光荣革命后，英国完全停止进口法国和荷兰的毛纺织品，并在1699年通过《羊毛法案》，保护本土纺织业。1700年，英国议会又立法禁止从印度进口棉织品。即便到1812年，英国还对从印度进口的布征收高达71.7%的进口税。如果英国允许印度的棉、丝织品自由输入英国，那么英国的棉纺业和丝织业会马上垮台。不少英国经济史学者都曾指出，都铎王朝时期的产业政策才是英国崛起的真正秘密。至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鼓吹的比较优势理论，那只是英国取得工业领先地位后“发明”的一套说法，希望以此说服其他欧洲国家不再用产业政策扶植本国工业企业与英国竞争。

　　德国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普鲁士挑头建立德意志关税同盟，实行高关税政策将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品挡在各德意志公国之外，再兴办一些国有企业，并资助私营企业发展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正是政府产业政策的积极干预，创造了德意志诸公国的奇迹。1830年，德意志诸国工业人口占比不足3%，依旧是农业为主，而到了1870年，德意志诸公国的煤产量已达3400万吨，生铁产量139万吨，铁路线长18876公里。德意志各国的工业一举超越法国，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13.2%，这也奠定了普鲁士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取胜的物质基础。普鲁士战胜法国后，把各德意志公国统一起来，成立了德意志帝国。

　　在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高关税政策。正是在高关税保护下，美国从一个种植棉花、茶叶、粮食，出售木材、矿产等原材料，以及生产一些纺织品的不发达国家，一举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国。到一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已居世界首位，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2%。有学者指出：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美国国会中那些旨在保护美国新兴产业、成长期工业以及弱小工业的政治势力常常获得胜利。因此美国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在产业政策和关税保护中步入成年期的。

　　当西方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后，它们反过来开始游说其他国家放弃使用产业政策。但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直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鼓吹的国家干预仍是西方各国政府笃信的灵丹妙药，政府通过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西方国家常用的手段。上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显学，“市场原教旨主义”把国家干预主义鞭笞得体无完肤，产业政策也随之被经济学和政府决策部门扫地出门。

　　这些理论上的“革命”虽然对金融自由化有利，但却间接造成西方国家工业的“空洞化”和社会分配的两极化。最近一些年来，新兴经济体异军突起，强劲的经济增长靠的是工业化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背后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也吸引了工业衰落的发达国家的注意。于是，它们加强了对新兴经济体使用产业政策的批判，甚至在世贸组织里指责新兴经济体的产业政策是国家干预主义，违反自由贸易原则。它们还指责新兴经济体有国有企业，等等。这些健忘的国家，甚至忘记了它们本身发展的历史。

　　还好，当这些先发国家怎么也走不出当前的这场“大停滞”后，它们不得不又重拾产业政策这一武器，以期重振本国工业。其实，新兴经济体国家不惧怕发达国家重返产业政策的老路，它们只要求正常的竞争和公正的待遇。如果发达国家能重新为产业政策正名，对依靠产业政策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来说，也未必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