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红霞：美国对华认知与中美关系
2019年2月27日
魏红霞，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全球秩序在发生变化。确实是在发生变化，但，是不是根本性的变化?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看问题的角度。美国人看问题是从全球看局部的方式。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global power，它看中国的目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从全球到地区再到局部的角度。在当前的全球秩序中，美国霸权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中国也并未提出要挑战美国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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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对华认知的变迁
1.20世纪80年代，观察中国。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中美建交不久以后的80年代，时值中国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在阅读了由时任美国官员和智库人员所写的大量文章后，我得到的这样一种看法，80年代两国建交，两国特别友好，化敌为友，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两国隔阂了那么久，中国打开大门以后美国人涌进来，首先认知中国。我把这个阶段叫观察中国(observe China)。这一时期，中美之间开始设立一些研究机构和项目，双边交流扩大，美国政府和一些公益机构设立项目，支持大量的中国学者赴美学习。这个时候美国人对改革中的中国充满了好奇，对中国的认知充满了激情。那个时候的很多文章，包括专家的文章和《纽约时报》等报纸的评论文章，都对中国的发展寄予厚望和赞扬。学者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工作网络，也奠定了中美之间人文交流的基础。
2.20世纪90年代，世界的中国。20世纪90年代，也可以说是冷战后的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中国的国际地位相对提高，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中国模式”的概念，呼应当时的“华盛顿共识”。自此，美国的智库学者和美国大学的教授对中国的研究开始多元化和细化，比如对中国政府、社会和地方的认知开始具体化，包括中国政府机制性改革、特区的发展、沿海的变化和农村的情况等。例如，美国智库有一个海军分析中心(CAN)，在中国问题研究方面，他们主要是研究军事的，但他们专门有个中国项目，研究内容覆盖从中国农村的基层选举到社会保障改革等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不是个例。有一段时期，美国有好多学者是深入到中国的基层社区观察中国的基层选举。所以他们对中国的认知是相当细化的。90年代中国出现了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民工问题突出。观察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出版了很多著作，关注中国的农村问题，比如农民工问题，乃至失学儿童问题等等这些社会问题。
但是，有些美国学者把这些问题上升为人权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困扰了中美关系的发展。随着中国的强大，这个时候美国国内出现了对华定位的第一次大辩论，即“中国是敌人还是朋友?”， 辩论持续到1998年，当时是克林顿政府时期，一个新词汇被创造出来，即“congagement”， 就是“containment”and “engagement”, 遏制+接触的意思。 在中美交往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由多个词结合在一起形成的新词汇被创造出来。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因素，比如台海危机、炸馆事件和银河号事件等。这些危机在今天看来也都不是小事，但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在管控危机上基本是比较成功的，没出现巨大的危险性波动。随着对中国认知的深入和细化，“中国威胁论”及“中国崩溃论”都出现了。中国的发展直接瓦解了“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至今也没有消除。这个时期,人权问题、政治庇护问题等对中美关系造成了很多困扰。我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经过了长期的观察，开始把中国当作世界的一个部分来认知，他们开始思考,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应该怎么与其相处?
3.21世纪前十年，中国与世界。到了2001年，小布什上台以后的第一件大事其实就是贸易问题。美国当时已经开始了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所以贸易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它由来已久。美国还跟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争执严重，比今天特朗普政府面对的情况还要严重。200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暂时消除了困扰中美关系十余年的一个重要障碍，但是2001年4月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双边关系又一度紧张。“911事件”的发生可以说是拯救了中美关系。小布什政府在遭遇了恐怖主义袭击以后，就把精力放在反恐上，中美暂时抛开关于撞机事件的争执，找到了一个合作节点。2001年10月，中国举办了上海亚太合作组织(APEC)峰会，小布什利用上海APEC会议向全世界发出了反恐的呼吁，得到了中国的支持。中美关系在小布什时期虽然也有一些纠结，但是相对来说比较顺利，到了2008年中国奥运会举办期间，小布什全家到中国来，在外交上给了中国一些支持。
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2006年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在北京举行。中国的反恐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一些作用，给美国做了很好的配合。另外非传统安全问题，比如打击海盗问题、参与联合国维和都在这一时期，展现了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新形象。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民币问题。2006年，从智库的会议到大学的课堂讨论，从政策报告到媒体文章，美国朝野都在谈论人民币汇率问题，似乎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小布什政府开始对人民币升值进行施压。但是汇率问题当时终究没有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来中国访问，提到了中美 “同舟共济”的理念。一时间，媒体上关于中美进入蜜月期的说法铺天盖地。从这些新问题、新思维的出现可以看出，这段时间美国不光是思考怎么与中国打交道，而且美国看到了、认识到了中国是要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而且也期待强大了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具体定义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段时间我认为，在美国眼里，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可以做什么?
4.2010年至今，中国、美国与世界。2018年春节，我在赴美访问期间，与一些美方专家聊了很多，整体感觉，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一股暗流涌动。从交谈和交流中，我想我们有很多赴美访问的学者都感受到，美国新生代智库的专家不同于老一代的智库专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这对未来中美关系将有很大影响。从新生代智库专家的观点和政策建议来看，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呈现出以下特点：明确如何围堵遏制中国，暂时淡化人权问题，突出贸易和安全问题。中国和美国事实上开始了真正的竞争。
2018年3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一份总统备忘录，宣布将对价值 6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出口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2012年中国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也得到广泛关注。实际上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在美国不如在中国这么热炒。很多美国人不是特别相信这个，而在中国这一概念被大肆炒作。我觉得我们在理解这个问题上可能真的落入了一个陷阱。
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一开始比较友好，两国领导人的交往过程还算顺利，但同时美国又推出了《台湾旅行法》，启动贸易战，还通过了《西藏旅行对等法》。现在美国国内制定对华政策的人并不是与中国各界接触很多的专家。过去(社科院)美国所跟美国的很多顶尖专家都交流得非常好，对话的专家都对中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你想什么。我们去华盛顿访问或调研，人还没到那儿，对方就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了，因为他知道你想问什么，也熟知如何与中国学者进行交流。今后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更加准确的信息?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老一代知华派、对中国比较友好客观的专家多数快到退休年龄或者已经退休，我们和新生代的交往怎么加强畅通，这也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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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双边关系的一些看法
基于上面对四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轨迹和当前中美关系的观察，我有以下几个认识供大家参考。
第一，美国对中国认知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本身的一种变化，实际上我们也在成长，在壮大，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考虑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第二，中美两国关系目前需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各自的心理调适。很多时候，两国更多地是基于各自的想象，而不是基于事实来认知对方。中国自己的调适需要谨慎、细致、全面。
第三，政策阐释中的敌对性与现实的交流不一致。我们在阐释解读政策时，不要夸大政策的敌对性，同时，现实交流的效率也需要审慎地评估。比如有人去办理签证碰见了一点困难，回来就会把他自己的个例延伸为一个普遍现象。有时候，我们把遇到的障碍放大了，这导致我们更加悲观。悲观情绪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第四，有很多人认为现在全球秩序在发生变化。确实是在发生变化，但，是不是根本性的变化?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看问题的角度。美国人看问题是从全球看局部的方式。没有哪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认为自己是一个global power，它看中国的目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从全球到地区再到局部的角度。在当前的全球秩序中，美国霸权还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存在，中国也并未提出要挑战美国的地位。
第五，中美关系处于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过程当中，效率低的一些沟通渠道将会慢慢地被放弃、淘汰，有效的渠道应该加强，新的机制也应该被创造出来。
文章选自钝角网，2019年2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