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发展新特征 | CCG研究

　　绝大部分国际移民更倾向于在出生地大陆迁徙，形成洲际地理区域划分上的相对稳定，洲际流动性下降。（如图1-7）欧盟作为对移民最有吸引力的地区之一，也呈现出欧盟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增长要快于非欧盟国家迁入欧盟的速度。国际移民的目的地也相对集中，2015年，67%的国际移民集中居住于20个国家。接收移民数量最大的国家为美国（4700万），接收近世界移民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9%）；德国和俄罗斯为世界移民的第二大接收国（1200万）；第三位为沙特阿拉伯，有1000万迁入移民。

　　人口寿命的延长与移民返乡的减少，也一定程度上促使国际移民的流动性下降。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迁入移民的寿命也和移民目的地的人口一样，寿命不断延长，体现在人口存量上就表现出移民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或增长的趋势。例如2000年到2015年，移民人口的净增长对北美和大洋洲的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42%和32%。返乡移民数量下降，常规移民和难民返回来源地的数量越来越少，导致迁徙与返乡的环流迁徙趋势下降。这两种趋势都让目前国际移民的流动性逐渐降低。从数据上看，生活在非出生地的人口是按国际移民的存量来计算的（除非移民返回到自己的来源国家），这种统计方式不考虑移民是否想获得移民目的国国籍。

　　国际移民流动性下降的现象在OECD国家表现得比较明显。从1995到2014年这20年时间里，迁入OECD国家的永久性移民一直处于较为显著的增长态势，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增长较快。金融危机后，虽然永久性迁入移民的数量有两年的短暂回落，但很快又恢复增长。

　　如果有机会，世界16%（大概7亿）的成年人会选择去往另外一个国家。但真正成行的，只占有意向出国者的1%（700-900万）。社会经济因素既会成为驱动人们去往海外寻求更好机会的动因，同时贫穷、不平等、缺乏基础设施和失业这些情况，也会成为限制迁徙的因素。因此，收入与迁徙之间会形成一种驼峰曲线关系，即，极度穷困的人缺乏经济基础迁徙，但随着经济发展，年均收入大概进入7000-10000万美元的区间时，人们迁出原住地的能力与倾向开始增加。

　　经济发展状态良好的高收入国家，是侨汇的主要汇出地。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中短期工作机会，例如餐饮服务业、季节性农业工人激励着国际移民的短期迁徙。美国几十年来都是侨汇汇出金额最多的国家，2015年汇出金额达613.8亿美元；沙特阿拉伯位的侨汇汇出金额为387.9亿美元，位居第二；瑞士为243.8亿美元，位居第三；中国比较特殊，虽并非高收入国家，但已经以204.2亿美元的侨汇汇出量位居第四；第五大汇出国是俄罗斯（197亿美元）。

　　侨汇，从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侨汇汇出国对非永久性移民的吸引程度，当移民在海外安家后，会将侨汇汇入自己的原籍国，这些侨汇收入既是一国劳动者去往其他国家短期工作谋生的动力，同时还能够为改善家乡的生存环境贡献力量。因此，移民迁出本身会成为较贫困的国家，增加国家收入、支持经济发展的战略。官方的发展援助需要政府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进行复杂的协调，而侨汇却可以便利、直接地到达需要的收款人手中。侨汇具有稳定性，而且已经证明其在经济下行时有助于经济复苏。随着居住在海外的人越来越多，侨汇汇入量也在增加，已经成为官方援助（ODA）金额的三倍。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如果官方的海外援助能使受援地区人民的收入达到收入与移民关系的分水岭，那么迁出的中长期移民有望降低，而转为选择短期迁徙。

　　纵观世界移民史，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国际移民的迁徙途径开始越来越具有全球性、流动性、连接性和长距离性，迁徙的方式与原由也变得更加复杂。这是移民目的国、来源国家、所在地区、种族和宗教背景、文化与语言、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多样化的结果。在国际移民潮中，不但有常规移民，还有难民与寻求庇护者等被迫迁徙者，甚至被贩运者。迁徙动机不仅限于获得工作机会、更好的社会福利和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还包括逃离危及生命的战争、暴力与自然灾害的侵害，进而影响移民在迁入国获得的法律身份与社会融入，还给移民与迁徙管理增添复杂性。例如当前混合迁徙现象显著的欧盟，能为经济移民提供的合法迁徙途径越来越受限制，但违规入境和居留的趋势却越来越高，以提交庇护申请来获得合法入境和居留身份者也越来越多。这使得欧盟花费大量精力去抑制非常规移民，而非加强升级发展管理完善的合法移民渠道。

　　自然灾害所导致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也是导致人口境内迁徙，甚至国际迁徙的主要动因。海平面的上升、气候变暖、水循环的破坏形成的干旱与洪水越来越频繁，对粮食作物的毁坏直接导致了大量人口生存愈发艰难。2008-2016年环境灾害每年导致2530万人流离失所。由于例如飓风、洪水、泥石流、森林火险以及干旱等极端天气一共造成1.96亿人逃离家园，这些数据虽然只涉及境内流离失所者，但因此导致的人口跨境流动仍在继续，数年前在撒哈拉南部非洲爆发的干旱就导致了上亿人跨境迁徙。

　　截至2016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达到6560万人，其中获得难民身份者225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4030万，还有1000万无国籍或处于无国籍风险之中的人。2016年新增流离失所者1030万，包括新增的境内流离失所者690万，和340万新增难民与寻求庇护者。有55.22万难民在2016年返乡，18.93万难民得到重新安置，分别仅占难民总量的2.45%与0.84%，仍然处于较低比例。截至2016年的数据表明，2016年的新增被迫流离失所者数量为30万人，相比2015年增数量580万人、2014年新增数量830万人，增幅出现放缓。这与非洲地区重大自然灾害的缓解以及因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潜在危机迁徙者减少有关。

　　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随之产生的被迫迁徙潮对欧洲产生巨大影响，随后的数年，虽然欧洲的难民危机一直最受世界媒体的关注，但实际上，全球被迫迁徙的收容区域广，欧洲收容的人数仅占全球被迫迁徙总人数的17%。而仅中东与北非、非洲其他地区收容的被迫迁徙者就占56%。被迫迁徙者仍然集中于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最欠发展地区。2017年，世界前六大难民收容国均为发展中国家，按收容人数依次是：土耳其，收容难民290万；巴基斯坦（140万）；黎巴嫩（100万）；伊朗（97.04万）；乌干达（94.08万）；埃塞俄比亚（79.16万）。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编写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