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西方既有经验难以解决移民难民问题

　　近来，移民难民问题再度在欧美国家发酵：一些欧洲国家公开抛弃人道原则，拒绝难民船靠岸；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打击非法移民的所谓“零容忍”政策，导致移民家庭“骨肉分离”的惨剧；一向稳定的德国政府也由于执政联盟内部在对待难民问题上的重大分歧而出现危机。移民难民不仅在当前西方世界内部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中，成为了各方矛盾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被政治化和妖魔化的过程更反映出当前西方国家走向后殖民主义的政治衰退。移民难民问题在西方现有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框架中已难有解决方案，唯有破除西方的经验意识，并对国际体系进行深刻变革，才能为其长期、有效的解决找到出路。

　　西方内部利益再分配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当前西方世界正经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复杂和深刻的利益再分配过程，这一过程正沿着国际、区域、阶层和代际等界线展开。2008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经济金融危机，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中不平衡、不协调和难持续的矛盾充分暴露出来。西方国家的挫折感和失落感日益强烈，急于求变。但受其制度局限，多数国家缺乏在内部进行自我革新的动力，而是将其归咎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尤其是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不公平竞争”，反全球化思潮兴起并以维护其在国际格局中的既得利益和主导地位为诉求。这本来应成为西方“联合自强、一致对外”的动力，但全球化进程产生的复杂利益格局使得西方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竞争同样激烈，利益再分配同样发生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同时，西方国家内部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技术进步产生的阶层冲突以及代际更替中的观念鸿沟等矛盾也集中爆发，这在美国体现为沿海地区与中西部“铁锈地带”、硅谷的高科技产业与传统工业部门之间的矛盾，在欧洲则体现为英国支持脱欧的老年人和反对脱欧的青年人之间的代际冲突，德国东西部之间的观念隔阂以及意大利南北之间的经济失衡。在各方利益冲突、社会安全感普遍下降的过程中，本土意识至上、维护“多数人”利益的主张就具有了某种先天的“政治正确性”，并在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公投政治中被加以固化和放大。既缺乏政治代表和经济基础又来自“敌意的外部世界”的移民难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过程的替罪羊和牺牲品。

　　在近现代的工业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形成了对移民难民等外来劳动力的需求机制和传统，但在利益分配格局和观念形态中，本土人群和移民难民之间的“主客”之势从未改变，即便是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移民难民及其后代也难以摆脱其“客工”的先天印记和弱势地位。在西方国家因经济不景气导致对劳动力需求下降、技术革新使得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日薄西山的背景下，移民难民自然就成为了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可以被轻易牺牲掉的利益群体。

　　身份政治：西方后殖民主义的沉渣泛起

　　移民难民作为西方国家利益分配中的弱势群体是长期存在的现象，但在此前西方经济状况好、社会宽容度高、吸纳能力强的时期，西方主流政治有关人道主义、多元文化等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可以营造出主客之间的相对和谐局面，暂时掩盖本土与外来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并抑制住狭隘的本土至上观念。但在当前的西方利益再分配进程中，主流政治在民粹政治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其提倡人道主义和族群融合的政治主张也遭受身份政治的冲击和侵蚀，逐渐让出了西方主流意识的地盘。这种观念形态之间的进退和主次变化，使得原本受到抑制的极端思想不断突破封锁，向政治主流进军。媒体和舆论开始大肆讨论移民难民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安全问题，而有意回避了他们为西方国家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在民意变化的驱使下，拥有极端主张的政治精英可以公开将移民难民作为牺牲品和替罪羊而不必承担政治、法律和道德后果。右翼民粹性质的政党不仅突破了政治正确的底线，还在一些国家的政府中登堂入室并且公然以“民粹政府”自居。将带有西方后殖民主义色彩的身份政治重新树立为主流意识，是当前西方移民难民问题再度凸显的观念来源。

　　后殖民主义理论将西方本土民众视为具有主体性的“自我”，而将来自前殖民地的民众称为“他者”并视为异类。“自我”与“他者”互有联系但更有区别，在经济繁荣、利益格局相对稳定的时期，更多地体现出两者的联系，而在利益再分配过程中两者的区别则被放大并形成有优劣、高下之分的对立格局。以殖民地划界将自我与他者分立和对立，是典型的将世界作出西方与非西方区分的西方中心主义。在当前民粹政治逐渐占据西方主流的背景下，西方国家的政治从先前的人道主义高地大步后退，执着于肤色和文化偏见的身份政治开始大行其道，来自非西方世界的移民难民被西方舆论重新置于自我（本土）与他者之分的显微镜下观察，于是就业竞争激烈、福利待遇缩水、社会治安不稳乃至恐怖威胁频发等等问题都被归咎于外来者。美国智库刚刚出台的一份报告就公开渲染移民难民是欧洲国家社会治安状况恶化、恐怖袭击频发的主要根源。

　　西方中心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就成为国家或地域中心主义，成为当前西方内部在移民难民问题上产生分裂的主要观念形态。以“美国第一”为执政纲领的特朗普政府和在欧洲有诸多共鸣的、以各种“本国第一”为原则的右翼政党，在西方中心主义上更进一步，将本国利益置于西方整体和盟友利益之上，不仅在内部打击移民难民、拒绝承担国际义务，还将外来者视为“祸水”极力推拒。导致德国执政联盟内部出现分歧的是更为狭隘的地方中心主义：巴伐利亚州是难民进入德国的主要门户，在难民问题成为德国民粹政治的靶子之后，其主要政党基社盟为赢得地方选举，便不惜作出强硬姿态要逼默克尔总理在遣返难民问题上就范。

　　出路在于破除西方观念和深刻变革国际体系

　　当前移民难民问题再度凸显的大背景是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技术、产业和人员流动遭遇到逆全球化的瓶颈，部分西方国家内部民粹政治上升，在对移民难民的实际接受能力并未下降的情况下，为转移国内矛盾并推卸治理失灵的责任，有意将移民难民问题政治化、安全化和国际化，并祭出“国家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政策来重新强化国家或地区边界，在试图阻止资本、技术和产业外流的同时，阻止外来者的进入。在西方国家短期内难以克服其政治顽疾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应当重新将人道主义和负责任的合作意识树立成为解决移民难民问题的基本原则，同时从根本上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心态，克服将世界和人群做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外来的狭隘划分，建立起兼济天下而非独善其身的正确义利观，以适应当今全球化下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

　　移民难民问题的根源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平衡和国际秩序的不公正状况。西方国家的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开始意识到，解决移民难民问题不能一味求诸于边界管控和拒绝入境，而应从消除问题根源入手。日前欧盟国家在有关移民难民问题的小型峰会上已提出要通过加大对非洲的投入来寻求难民问题的“域外解决”，尽管这一主张极具功利色彩且短期内难以在欧盟范围内体现为集体行动，但这一思路客观上有利于西方开始反思其长期以来对移民难民予取予求的不公正立场，有利于西方开始检讨其动辄对外进行军事干涉、导致他国民众流离失所并无序流动的错误政策。尽管是被迫为之的权宜之计，但如果西方国家沿着这一思路去落实其政策反思的成果，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移民难民问题的长期有效解决将迎来曙光。

文章选自海外网，2018年6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