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 | CCG研究

　　中国和美国的科技实力差距到底有多大？

　　2017年《西洋参考》的一篇文章显示：中国在家用电器、建材、铁路和高铁技术等少数领域领先美国，但在其他20多项技术领域都远远落后于美国，特别是在前沿行业中的商业航空器、半导体、生物机器、特种化工和系统软件等核心技术领域，和美国差距在20~30年。

　　曾经，世界的科技中心发生过五次转移，从古代中国到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直到今天的美国。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

　　1492年，当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开始那一趟因发现美洲新大陆而名垂青史的远航时，他身边88人中相当部分是以参加这次冒险作为政府特赦条件的罪犯。1620年，当41名男乘客在北美普罗温斯顿港签订了美国史上著名的《五月花号公约》（The Mayflower Compact）时，这些开拓者基本上都是流亡在外的英国清教徒。1788年，当菲利普船长（Captain Philip）在澳大利亚杰克逊港建立第一个英国殖民区时，相伴的还有736名囚犯–英国人首先把澳大利亚当成一个流放囚犯的地方。

　　时至今日，短短几百年间，这些昔日只有冒险家、失意者、流亡者、囚犯、被贩卖的奴工才会往返其中的蛮荒之地，已成为全世界最令人向往、最为繁华的机会之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不再只是吸引外乡人来此淘金的“新大陆”，也成为全世界人才眼中实现梦想的“移民天堂”。

　　世界不同地域发生的这种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尤其美国崛起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过程，首先要归功于其吸引了外部的移民尤其是移民中的人才。

　　–人们说科技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与知识由人的头脑而来，为人所掌握，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而已。

　　–人们说“货币战争”至关重要，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最为根本，然而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实物，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金融衍生物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

　　–人们说只有武力和战争才能彻底消灭对手，然而战略为人所设计，武器为人所发明。

　　–人们说能源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然而弹丸之地、四面受敌、不产几吨石油的以色列却能够对抗中东石油国家半个世纪；非世界交通咽喉位置、面积不如中国云南省、多火山地震同时资源贫瘠的日本，却一度冲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地位，人均收入一度高居世界第一。

　　秘密就在于拥有了人才。

　　二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曾问：“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得到的答复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

　　于是，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俘虏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当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时，与之通话的美国肯尼迪航天中心官员高呼的却不是阿姆斯特朗的名字，而是一个正在地球上工作的人–“你踩下的脚印，也是布劳恩博士的足迹”。德国人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火箭专家。1945年，他被美国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队”俘虏后，连同其工作团队的126名工程师一起被秘密运到美国。随后，他们这些“纳粹同犯”不但没有被送上军事法庭，还成为美国的座上宾。美国能够如此接纳一个来自敌对势力的外国科学家，并让他成为“阿波罗工程”这样的项目主管和国家最高的科学顾问，对人才“不拘一格”的开放可见一斑。

　　二战之前，美国无论科研实力还是经济实力都没有今天这么强大。爱因斯坦曾评论美国二战后科技迅猛发展的原因：“要是我们企图把美国科学研究工作日益增长的优势完全归功于充足的经费，那是不公正的。专心致志、坚韧忍耐、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在它的科学成就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自己就是个典型例子：德国最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刚刚大学毕业时还曾获得瑞士国籍，但因为犹太人血统不见容于德国，此后辗转于意大利、荷兰，都无法得到重视。他倾向于留在欧洲，但最终选择了此前只去做过学术访问、却有着“同志式的友好精神，以及共同合作的才能”的美国。法国科学家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得知爱因斯坦移民美国的消息后，就说：“这是一件大事。它的重要性就如同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一样。当代物理学之父迁到了美国，现在美国成为世界物理学的中心了。”

　　还有更多例子：恩里克·费米（Enrico Fermi）是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即使获得了诺贝尔奖，也无法改变妻子是犹太裔而带来的非议，他选择移民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30年获得德国莱比锡大学物理博士学位，1935年他同样因为犹太人身份遭到迫害，同妻子选择移民美国。“电子计算机之父”匈牙利人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28岁成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第一批终身教授。

　　原子弹的爆炸、氢弹的发明、现代火箭的研制、人造卫星的上天、登陆月球的实现，以及电子计算机的来临，无一不改变着整个人类历史，并使美国引领世界科技趋势，其幕后功臣全是来自欧洲的科学家–没有他们，美国能成为今天的超级大国吗？

　　美国在二战后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当时苏联虎视眈眈，欧洲渴望复兴，“日不落帝国”不甘心将世界领袖的交椅让给美国，渴望维持国际金融体系以英镑为中心货币，继续主宰着世界经济。

　　结果，美国依靠“人才战争”不战而胜。然而，直接“抢劫”人才资源，只能是特殊时代的“特殊做法”。美国随后开始改革移民、留学教育、科研等制度，从直接争夺人才的短期战略过渡到长期引进人才的制度建设上来。虽然德国、英国、法国等传统发达国家的人才战略与制度已经非常值得称赞，但“一山还比一山高”，在美国眼里，这些传统发达国家在人才战争中依然不够积极主动，不够开放兼容。“开放”–尤其是不分种族、不问国籍地向全世界最杰出的人才敞开大门，欢迎他们入籍并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是美国走向强国之路的关键词。拥有冯·布劳恩这样全球最顶尖的人才而非仅仅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根本。同时，成为人才战争的赢家，又与美国对待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评估人才、激励人才等战略与制度紧密相关。

　　凭借日渐积累的硬件、软件等各方面优势，全球顶尖人才也源源不断地从欧洲、亚洲、非洲流入美国，寻找“美国梦”。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已是“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英国BBC援引OECD报告甚至声称，全世界62%的“顶尖科学家”都居住在美国，美国也做了最巨大的努力来吸引这些人才。仅仅在2003年，整个欧盟都大约有40万高级人才在美国工作，并且75%高级研究人才愿继续留在美国。在俄罗斯，2004年2月普京在其“全国人才会议”上指出，从1990年到2002年俄罗斯科研人员减少了55.2%，数以十万计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流失到美国与欧洲。

　　简言之，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不问种族、不分国籍的人才战略，成功地让它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

　　这个世界千百年以来爆发过无数次战争。世界各国为石油而战，为金钱而战，为转嫁危机而战，为宗教信仰而战，为统一与独立而战，为征服与反抗而战，为意识形态分歧而战，为民族情结和文明传统而战。但是，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所有的战争都没有这样一场战争来得更为根本与致命–人才战争！

　　人才战争正在全球范围内日渐激烈地发生。它所争夺的对象，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金融、能源、科技等所有重要领域命运的顶尖人才。

　　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人才战争的成败，最终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走向世界的命运。

　　但是，人才战争早已经不是小规模的常态事件。全球化的深入，市场经济的确立、新的科技革命、全球分工协作的细化、国际产业的转移、跨国公司的崛起等，推动了人才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生：无论官方民间，政府和企业皆不能置身其外，各大行业无一幸免。任何国家即使不去全球人才市场争夺自己需要的人才，仅仅留住本国优秀人才也要面临一场国际战争。

　　截至2015年，全世界已经约有2.44亿人在出生国家以外工作，地球上每31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15年间，美国始终是最大移民输入国，最大移民输出国是印度、墨西哥、俄国和中国。

　　–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33％至55％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工作；而海地、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

　　–在中国、印度、俄罗斯，超过50万以上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流失到西方发达国家。

　　很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对手，不仅仅是人才教育、培养、培训、替代成本的不可收回，还意味着经验、理念、技术、知识、资金的损失，最严重的是导致一些国家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一位加拿大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最不合情理的是医疗、教育领域的人才流失。在贫穷落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赞比亚1964年独立后所培训的医生90%移民国外，肯尼亚卫生部统计每年公立医院受训医生只有10%留在国内，英国曼彻斯特的马拉维护士比马拉维本土还多。与此同时，全球57个极端缺乏医务人员的国家有36个在该地区，将近50％非洲人享受不到任何医疗服务，这还导致截至2004年还有2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平均寿命低于50岁，赞比亚、安哥拉、津巴布韦、莱索托、塞拉利昂人均寿命甚至不足40岁。这样的现象在塞拉利昂体现得最为典型：医疗人员不足让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高达16.6%，妇女生产死亡率则是2%，但在美国芝加哥医院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整个国家的医生还多。

　　一位来自澳大利亚伍伦贡大学的教授对此极为愤慨：“这种公然从不太发达的国家掠夺人才资源的做法让人无法接受……如果不采取政治行动，这些高级人才就会不断地向富国流动，只有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能够成为这一体制的外围受益者，其余的则会被边缘化，它们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尤其是卫生和教育则会继续恶化。”

　　然而，有一个悖论是：对人才流失极为重视甚至不惜“夸大其辞”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因为重视人才而获得大量人才流入的赢家。例如美国、英国吸纳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如今仅仅其中一部分人才返回祖国，或者流入的人才量开始减少，媒体、企业主、学界就开始忧心忡忡，以为“国将不国”。

　　那些人才战争的长期输家–因为人才缺乏而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仿佛是人才过剩的人才大国，对此毫不在意。许多国家对尖端技术保密，却任由能创新这些技术的人才流失；能够为海外知识专利付出高额费用，却不愿为引进那些能创造这些知识专利的人才付出报酬。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是发展中国家而非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据联合国有关统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约30个国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但其中17个都是发达国家。据《2017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在纳入统计的118个国家中，瑞士、新加坡和英国分列2017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的前三位。美国（4位）、澳大利亚（6位）、加拿大（13位）、新西兰（14位）、德国（17位）、日本（22位）等发达国家也排名靠前。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较高人才竞争力，而且这些国家有一些共性，比如适应经济发展的教育系统、更灵活的就业政策、更紧密的政企合作等。

　　这是最为糟糕的局面：处于劣势的国家，不采取积极、主动、灵活的战略，反而自愿挨打，不进攻、不迎战、不反击甚至不防守。政府任由短视的“明政策”与腐败的“潜规则”控制国家，外国人才进入遭到拒绝，本土人才遭受排挤而离开，并且振振有词：本土人才的离开是因为他们不爱国，海外人才没有得到引进与使用是因为他们不适合国情……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印度并不是人才流失比例最高、受害最深的国家，但绝对是目前世界上数量最大、损失最多的人才流失国。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已经接近1000万，大部分是通过技术、投资移民以及留学等渠道流失的人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在学习贯彻《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的座谈会上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但是，我国官方研究机构却不得不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人才战争 2.0》， 王辉耀、苗绿著，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