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中国营商环境升级与开放关口，金融界须做好准备
2018年3月14日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当前的国际形势需要中国如何来应对和解决？今年年初一开始，首先是美国，五次对中国发起商品的反倾销。有人问我，美国下次还会吗？1月份两次，2月份三次，3月份是不是会五次？更重要的是，以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影响力来看，现在对中国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科技创新，都产生了一些疑问，也有人问我，会不会欧盟步美国的后尘？狗年一开始就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情况，有人比较消极，也有人比较茫然。
今天我想讲一个观点:观大势，谋大局，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中国高质量的发展。今年1月下旬，刘鹤在达沃斯论坛上面讲话中指出，“中国将在2018年推出新的改革开放举措，有些措施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预期”。刘鹤说，“中国将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加强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
所以当前在这种艰难的形势下面，中国实际上是在观整个全球大势，谋全球未来长远的战略发展大局。事实告诉我们，无论是2018年开始的特朗普以及下一步会不会有继续的贸易上的可能。包括由此而引起的中国和欧盟的一些做法，包括欧洲的“16+1合作”，匈塞铁路以及我们下一步的“一带一路”。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我看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的博弈，那就是开放还是封闭，是继续改革还是保守，因循守旧。是以孤家寡人的政策，还是以同舟共济的思路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当前面临的形势下，所有的国家，无论是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强国、弱国，无不在重新站队。
好在我们看到，“一带一路”以后，更多的国家认清了这个情况，包括在南海问题上面的东盟国家，包括杜特尔特的表态，包括我们今年在主场的外交，博鳌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中国11月份的进口商品博览会，以及中非合作论坛。这些无不说明，在这个上面，可能有更多的国家在摇摆，也有更多的国家可能会站错队。我个人认为，当前包括美国特朗普总统在这个问题上面，不管他下面的团队有各种想法，他仍然在看。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时机，多做一些上层沟通，多做一些工作，包括我们现有的中美的沟通渠道。
有人问我，在中国改革40周年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举措？我的回答是这样的，“中国将会在全球化的基础上面，打造全球具备最佳营商环境的地方”。有人说中国不是搞了自由贸易区了吗？自由贸易区成员从1个到3个，到7个，到11个，自由贸易区下一步还会不会发展？我把自由贸易区比作试验田，是一个把所有国际上面的一些规则、规章以及大家所知道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以及货物的流通放在这里。培育出比较好的抗风险的、抗自然灾害的品种，再移植到全国。事实上习主席已经说了，在自由贸易区上面我们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次十九大报告里面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同时要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自由贸易港和自由贸易区最大的区别就是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基本上以货物为核心，以企业为主的。而自由贸易港不一样，自由贸易港不仅是货，还有人，不仅有人，还有货币，不仅有货币，还有投资，还有法律。自由贸易港真正做到经内观外，真正做到放开一线，管住二线。
不过，所有这些新政策都给我们提出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在上海港自由贸易区里面，如果要拿出100亿元人民币投资非洲，行吗？对不起，不行，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发展自由贸易港，这个自由贸易港就是从货物变到人，变到货币，变到金融系统、服务系统，变到政府的全面开放。这一点中国下了决心，无论是新加坡、香港、鹿特丹、爱尔兰的香农，我们都要把这些全球最高标准的营商环境的优势吸收过来，来打造中国的市场。
有人问我，我们会不会今年出台多个自由贸易港？我说不会。自由贸易港现在各地的积极性都非常高，但是最终可能只有一个，而且是很关键的一个，它能带动、影响和牵动整个大体的发展，这是我们打造全面的营商环境。这样够不够呢？我个人认为不够。最大的不够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理念的方面，比如说今天在座的主要是从事金融业的，现在我们的思维仍然是过去改革开放30年的思维，也就是说，固有的创新不够。有人说我们从国外学到很多，回归了也很多。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金融业开放，不能参照美国，不能参照日本，也不能参照韩国，更不能参照以前的四小龙。因为中国的体量大、情况复杂，中国的情况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它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化的一个巨大的共同体。
我们的金融界做好准备了吗？没有。在建立全球最佳营商环境的时候，刘鹤在达沃斯提出，一定要在金融上面开始。所以我认为今年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以及大幅度的放开市场准入的条件，扩大服务业，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一个突破口。接下来以后的“两会”，而且“两会”以后的工作，我估计重点在金融业的开放上。所以这次十九大提出，我们一定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防范金融业的风险，这是我们一直要努力加强的；二是我们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三是防治污染。所以把防范金融业风险放在首位，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利用金融业的开放解决这些问题。
下一步中国对外整体可以认为是对原有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形成的一系列国际的、全球的治理体系以及机构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了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的宪章以及WTO，还有世界银行、IMF等等一系列国际组织。这些组织应该看到，随着当前全球化的发展，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情况，美国采取的态度跟我们是截然相反的。美国采取的态度是要把它推倒，要把它铲平。不承认这些，美国退出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美国退出TPP，美国将退出审查，而且还要进一步审查跟韩国的双边自由贸易政策。
有人问我，下一步美国会不会退出WTO？我说很难说。照美国这种孤家寡人的政策，保美国这种封闭和保守的态度，他肯定会做出一些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但是我们思想要做准备，这个准备是什么？就是用中国的战略定力，对现在二次世界大战所形成的这些机构和体系进行改善，办法有三个：
第一，派人。以前我们是派高管，现在我们不再只派高管，是派中间层的人。据我了解，现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TO以及国际的金融组织，包括投行，大部分组织的中层干部很多，而且占据了一大部分。当然有人说外语是一部分有利的，但是我个人不同意，我认为还是规则，这是最主要的。我们中国要出规则，要出中国智慧。
第二，除了派人之外是加大份额，无论是IMF还是其他的WTO以及WHO，以及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旅游组织，我们都要派人。我们可以加大我们的份额，所以当特朗普在讲退出的时候，位于纽约的IMF的拉加德女士，她自己身为总干事长就非常焦虑，按照目前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中国的发展势头，按照IMF整个配额和投票权、否决权挂钩的话，特别是按照IMF的规则，如果是投资占最大的另一个国家超过了美国，IMF总部将会迁到超过美国的国家的首都。所以有人问拉加德女士，10年以后，IMF还会在美国纽约吗？拉加德说，我很担心10年以后IMF总部会迁到北京。同样的情况，在WTO以及在其他组织也有。所以我们一个是加大份额，加大我们的人员，还有就是加大中国方案，要提出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这个改是改善，是改进，就是推动它往前进，但是中国不是采取颠覆性的彻底改变。
第三，我经常这样说，就像一个庙宇一样，虽然破了，柱子也倒了，但是中国不会再像美国那样。我们认为，还是要修好，不仅要修好，还要修的比过去更好。有人问为什么，理由就是一条，因为这些组织，这些机构，这些体系，中国是创立者，是参与者，是贡献者。但是我不太同意一些专家所说的，中国也是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也受益，各国都受益，就是我们现在要协力，共同打造好。比如说《联合国宪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一个国家不能用武力对另一个国家进行干涉和推翻，用对话来代替对抗。这些都是《联合国宪章》，我们为什么不能遵守呢？所以我们用这些东西来体现中国这一方面的态度，这是我们对整个全球局势的看法。
对于金融界我想讲两条：
第一，当前的金融界是我们最大的改革难点。
能不能做到我们在未来对中国的金融界有一个突破性的改革？而且要保证我们金融稳定的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有这样一些智慧。现在靠改革开放30年前的胆略性，计划经济性、市场缺乏性，他拍着胸脯起来了，跟现在的创二代是不一样的。话说回来，企业家如此，金融界怎么样？我觉得金融界最大的思想就是保守。所以我想讲的观点就是，今年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突破口就是在金融界。
第二，我们应该看到，在整个对外开放中，我们要仍然秉承我们的四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一是我们要秉承三个公平，也就是习主席所说的，无论是外企、民企、央企，只要在中国土地上，我们都同样对待，一视同仁。也就是说规则是平等的，权利是平等的，机会也是平等的。所以我们现在的金融界，必须要有一种居安思危，必须要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思想。一旦我们开放的话，我们的银行，我们的就业，以及我们的服务态度都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二是我们要打造一个公平、公开、透明的法治环境，这一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现在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不一样，有些人还不承认我们落后。我最近看了一些各省市带的党代会、“两会”，我觉得有些省市领导真是值得我们学习。最近山东省的领导就敢于承认自己的落后。我跟企业家们也说，你要发奋图强，首先必须承认你自己是落后了。现在我们的理念，尤其是金融界，包括在座的各位，有一些人有时候不承认我们落后，觉得自己还在发展，所以他不希望听这些东西，这样很危险。一个人只有看到自己落后的一面，他才能奋起直追。
四是非金融企业，金融类也要比。只有一个不断有居安思危意识，有“明年可能我就要落后”的这种思考，我们的金融界才会有更大的突破。
（魏建国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原商务部副部长，本文为在2018年2月24日《证券市场周刊》第十七届“远见杯”宏观经济预测与金融市场年会上的演讲，未经本人审阅）
文章选自证券市场周刊，2018年2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