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兴衰并非必然的宿命，历史终将惩戒逆势而为的竞争者。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不再是着眼自身的战略扩张，而是借势发力的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与进步。独行快，众行远。这是新时代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最好箴言。

国家的兴衰，尤其是大国的兴衰，是一个长期以来令人困扰却又为之着迷的问题。在人类国家发展史上，国家兴衰更替似乎已成为一种规律性的现象。许多曾处在世界权力巅峰的国家逐渐衰落，而许多曾相对落后的国家却迅速崛起，并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权力。国家实力此起彼伏，变动不居，使人类历史更加多彩，也更扑朔迷离。 

从国家角度来看，国家的兴衰首先是国家实力的对比变化。如果将国家的兴盛仅仅理解为经济的崛起，那么经济学早就给出了非常丰富的答案。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劳动分工和专业化以及促进要素流动的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库兹涅茨则注重人口、资源等要素投入的增加以及经济结构的升级。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增长在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曼瑟·奥尔森将制度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家兴衰有其更为宽广的视角，国家之间的战略竞争常为国家兴衰提供最为直接的注脚。在1988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从经济和军事视角考察了近500年大国兴衰的历史，并认为大国的兴盛缘于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扩张，而大国的衰落在于过度扩张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军事安全需要耗费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这是一种具有很明显的战略竞争思维的分析，提供了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展现了所处的历史时代的鲜明特色。然而，随后的苏联解体宣告了这一时代的结束，留给了人们关于新时代的大国兴衰之问。

进入21世纪，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真正迎来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今，国家兴盛发达仍是世界各国的梦想，战略竞争也仍是大国关系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战略竞争的内容与形式有其时代性。国家实现经济崛起以及那种依赖经济崛起和军事扩张来实现的战略竞争的基础条件正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的日益加深使国家之间战略利益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一方所得为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也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更不可能成为唯一的赢家。

当前，人们乐于将美国的衰落与中国的崛起联系，并将中美两国放在大国兴衰的历史维度加以讨论和争辩。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中国近40年来的崛起进程中，美国的衰落成为热点话题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崛起并非以美国的衰落为代价，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人们对新的历史时代两个大国的全球战略的思索。 

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中国领导人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毋庸讳言，“一带一路”倡议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依托，但在中国的语境中，竞争不是你死我活，竞争双方不是对手。中国的竞争优势来自合作，来自对国内资源与全球资源有机整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发展战略与外部世界的对接，也是中国国内各地区发展战略的对接。 

与此相对应的是，美国则进入了“美国优先”的新时代。为了获取战略上的竞争优势，美国维持了世界上最大的军费开支并乐于在世界上寻找战略对手。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201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达到611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比例超过36%，约为中国军费开支的3倍。特朗普政府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着重强调“美国优先”，并将俄罗斯和中国视为挑战对手，宣扬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这种只顾自身利益、逆时代潮流的战略竞争思维不仅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最终会成为自身衰落的加速器。 

总之，国家的兴衰并非必然的宿命，历史终将惩戒逆势而为的竞争者。在全球化时代，大国之间战略竞争不再是着眼自身的战略扩张，而是借势发力的资源整合，共同发展与进步。独行快，众行远。这是新时代国家之间战略竞争的最好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