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发布 专家学者展望全球价值链未来和中国机遇
2018年1月10日
2018年1月8日下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全球化智库（CCG）、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CCG北京总部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核算与分析》（中文版）（后简称《报告》）。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中国商务部原部长陈德铭，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出席《报告》发布会并做主旨发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发布会致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进行了《报告》的发布。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主持会议。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双聘研究员崔凡，CCG高级研究员、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 CCG副主任兼秘书长苗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院长助理、副研究员王苒等专家学者出席发布会，并就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及中国如何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等问题发表见解。
《报告》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王直，布鲁金斯学会John L. Thornton 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世界银行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实践局主任若泽·吉勒尔梅·莱斯（José Guilherme Reis）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商务部原部长，现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德铭在主旨演讲中生动讲述了他对全球价值链的理解，并从经济学理论以及全球生产和贸易实践的角度，分别论述全球价值链对全球经济的重大意义。基于其长期主持我国商贸工作的经验，陈德铭高屋建瓴地分享了其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认识，并高度评价了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践。陈德铭指出：“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主渠道地位，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打造APEC“中国印记”、提出G20“中国方案”、贡献金砖“中国智慧”。这些新的努力，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塑造和引领全球价值链发展奠定了基础。”
最后，陈德铭也为今后全球价值链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他的思考与建议。他认为包括全球价值链研究院、CCG在内的中国智库今后在从事相关研究的时候应该思考几个问题，包括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看待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不均，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有效应对各国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以及如何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探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而今天这份《报告》的发布，在陈德铭看来，将给所有从事国际经济研究的人提供一个更新的视野，一种更广袤的启迪。
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会长、中国首任驻WTO大使孙振宇在主旨发言中首先赞扬了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研究工作，认为这份《报告》，乃至已经建立的“UIBE指数”，都是非常杰出的，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具有丰富国际贸易谈判经验的孙大使指出，其实按照全球价值链的理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远不如传统的贸易算法。因而，如果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能够让美方接受，对于解决中美贸易争端意义重大。
对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未来，孙振宇指出，应该进一步研究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包括投资便利化、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等议题，而从全球价值链理论可以为这些课题提供新的视角。同时，全球价值链研究也应该积极和WTO目前面临的困境相结合，以更好地为走出困境提供思路。
最后，孙振宇强调，中国今后参与全球贸易的过程中，改善自身营商环境，以及控制“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也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他也期待，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中国智库，可以在理论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积极助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更多责任。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全球价值链研究院创始院长赵忠秀教授对《报告》进行了发布，基于详实的数据和图表资料，赵忠秀将《报告》的主要内容逐一展开，其中重点解释了国际贸易体系从“国内价值链”到“传统贸易价值链”，再到“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过程，从而描绘国际贸易的新趋势，即全球价值链引起重视的时代背景。最后，赵校长也基于《报告》的研究过程与发现，分析了全球价值链，乃至全球化的未来。并基于其对未来趋势的理解与把握，展望了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未来发展规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在致辞中就《报告》出版的源起和过程、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意义，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来的出版工作进行了介绍。他表示，《报告》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谈经济发展，其理论及指导实际的作用是巨大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的一举一动在客观上已经成为全球问题。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但其他一些方面，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匹配。而像《报告》这样的重要研究成果发布，它的意义和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CCG主任王辉耀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二战后7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获得和平的环境，与国际经贸的不断升级换代以及中国对全球化的参与密不可分。而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不止对全球化，对中美关系也能扮演稳定剂的作用。因而在当前全球化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期，CCG和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社科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这个研究报告具有突出的意义和价值。
《报告》集合各机构的研究力量，旨在帮助公众和各国政策制定者理解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和演进，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报告》首先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报告》指出重视和研究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官方贸易总值统计数据可能产生对许多国际贸易现象的误解，并分析了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与基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的差异性。基于详实的研究和崭新的视角，从全球的格局着眼，解读贸易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收入、就业等问题的影响，《报告》既是对现有国际贸易、全球化研究的重大突破与补充，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深化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极佳的理论参考。
《报告》的英文版由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世界贸易组织（WT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以及全球价值链研究中心（RCGVC-UIBE）联合出版，并于2017年7月10日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举行了发布仪式。
附录
《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2017）》各章节主要内容
第1章首先介绍价值链的理论基础并阐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全球价值链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新机会，增加其在全球贸易中的参与程度并使得他们的出口多元化。没有全球价值链，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具备完整产品的生产能力，才能够扩展新的经济活动。如今，由于全球价值链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嵌入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环节，从而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报告》首先探讨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以及如何才能实现在价值链上的升级。《报告》指出重视和研究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的第二个原因：官方贸易总值统计数据可能产生对许多国际贸易现象的误解。《报告》分析了从增加值的角度分析所得到的结果与基于官方贸易统计数据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的差异性。
第2章构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指数体系，用3个指标来刻画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它包括一个国家-部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强度指数，测度特定价值链复杂性的长度指数，以及衡量某一国家-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位置的位置指数–度量一个具体的生产阶段距离全球价值链两端的相对距离。而全球投入产出表，则是这一指数体系以及所有贸易增加值数据的基础。根据具体跨越的国家的次数，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简单和复杂的跨国生产活动。简单的全球价值链生产中，价值增加只在生产阶段跨越一次国境，不涉及通过第三国的间接出口或者再出口/再进口。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则至少包含两次跨境活动。《报告》通过对生产活动的这种分解，并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对不同国家和部门在过去20年间的跨国生产分工的方式进行了定量描述。
第3、4、5章研究了发展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问题、贸易成本，以及中等收入陷阱。《报告》指出，地理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参与价值链至关重要。根据零部件的大宗贸易的统计数据，世界似乎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生产中心。这三个生产中心分别在美国，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和欧洲（特别是德国）。撇开中国，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在外围，并且往往与地理上最接近的中心进行贸易。很多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参与。非洲总体来说与任何已经存在的中心距离都很远。在发展中国家内部，似乎只有大公司才参与到了真正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例如，在拉丁美洲，小公司很少同拉美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贸易。
第5章探讨了目前最激烈争论的问题之一：“中等收入陷阱”–通过模仿和扩大生产要素（劳动力增长和投资），从低收入增长到中等收入相对容易，然而从中等收入上升到高收入就要困难得多，因为这种改变一般是基于创新和创造力而不是粗放式增长。但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足够的实证研究支持。因为在所有发展水平上，都有增长速度大幅放缓的历史实例（最近的例子：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近十年里，所有发达国家的增长都很缓慢）。《报告》的第5章探讨了2000年至2011年，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并进而向高收入的转变。对于每一种转变，《报告》都找到了成功的案例，说明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变与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转变一样是可能的。虽然这里不存在特别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任何时期都存在一些国家得以迅速增长，而其他国家却处于停滞不前或增长的速度缓慢的情况。《报告》发现的一个明显经验规律是，上升一个级别的国家明显比萎缩停滞的国家更多地参了与全球价值链。
当分析的基础从总值转变为增加值时，对国际贸易认知的关键转变之一，是货物与服务在贸易中相对作用的改变，这个问题在《报告》的第6章中进行了充分讨论。产品贸易中绝大部分都是制成品，其余的是农产品和矿产。经济学家将许多服务称为“非贸易品”，这意味着它们不能在国际上直接进行交易。高端服务，例如医疗保健和法律咨询也很难直接进行国际贸易。这一情况随着远程服务交易的出现而有所改变，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还很小。然而，当我们从增加值的角度来研究贸易问题时，服务贸易的比重，在1980年到2008年间几乎增加了50%。另一种理解这一统计数据变化的方法是由于制成品的价值大部分来自于服务业的投入。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对经济学老问题的新答案–为什么服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会增长：是由于制造工厂的外包服务活动；是由于例如电信和运输等联结性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世界中越来越高的重要性；是由于在精密制造的复杂产品中，例如汽车软件中服务成分的增加；是由于服务任务相对制造性任务价格的上升，因为制造性任务更容易离岸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方，等等。
《报告》的第7章回顾了全球价值链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更好的制度，例如产权意识以及法制性更强的国家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之中。在中国大多数的城市中，那些有着更好的合同执行措施、清关流程更快、金融体系更完善的城市往往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第8章提出，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控制腐败、简政放权、以及对投入（包括服务）实行零进口关税来改善制度环境并全面降低贸易成本是融入全球价值链非常有效的措施。事实证明，一条有效的路线是通过“深层”贸易协定。一个深层的贸易协定超越了简单的关税削减，会涉及关于法律和法规方面的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的多轮协议主要涉及降低进口关税，这对制成品贸易产生的影响最大。优惠贸易协定(PTAs)的迅速推广，表明它对于加深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更加可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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