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在2017年，中国为全球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庞中英：总体来看，全球治理现在正面临危机。全球治理出现问题，是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最近几年表现更为明显。特朗普之所以当选美国总统,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一个体现。而他的当选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治理的危机。

在这种形势下，今年1月，中国领导人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和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重要演讲，为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国方案”。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岘港会议上，中国领导人阐明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中国理念。在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后，中国仍然坚定地支持并与国际社会共同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始终做全球气候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以及多边进程的维护者。在今年6月举行的首届联合国海洋大会上中国提出“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重要倡议，通过建立多边、双边、区域、全球等各层面、各类型合作关系共同解决海洋问题。可以说，在当今国际体系中，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最活跃的动力，确实在“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甚至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

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中国在当前的全球治理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庞中英：中国首先是全球治理的参加者之一。中国现在参与了各种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并且在一些没有西方国家，尤其是没有全球霸权的地区组织中,中国还发挥着领导作用。尽管现在世界上有相当强大的逆全球化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并未动摇中国领导人参与全球治理的决心。其次,中国也是全球治理的改革者。在一些领域，比如金融领域，中国作为改革者的形象很清晰,也有具体的行动，建立了亚投行就是一个例子。

但中国不是一个“另起炉灶者”中国仍然坚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全世界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正在发生变化，这使得现有的国际制度处于困境中。美国和以色列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其国内政治、国家主权与全球势力——全球化之间的折冲的结果，它们如果按现在的步调走下去，很可能会成为“另起炉灶者”。

澎湃新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这一系列“退群”动作，对全球治理有何影响？
庞中英：不仅是美国，欧盟内部也有这样的动向。一个明显的影响是,这将引起全球性机构受到更大压力，由于“退群”经费就少了。而美国的“退群”或者英国脱欧是否会对其他国家产生示范、跟进效应？现在看可能会有的。所以西方现在常用collapse和end of来表述现有的国际秩序，给人一种现有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的感觉。尽管约瑟夫·奈不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会终结。但像美国这样“退群”有可能加剧现行国际秩序更早崩溃。

澎湃新闻：在全球化遭到挫折，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当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该如何应对？

庞中英：在即将到来的2018年，参加相关组织的国家需要切实采取有效改革措施，才不至于使国际秩序解体。如果各国都只追求私利，不肯担当责任，处理不好国家利益与全人类命运的关系，改革之窗就关上了。

造成当下的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危机原因是深刻的。过去30年的全球化带来了很多全球问题。为了解决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取得很多进展，但全球治理本身也是缺陷丛生。中国现在正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在讨论如何推进“新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可以看做是中国推动“新全球化”的工具，也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全球化政策。同时，如上面所提到的，中国也需要注意非常负责、智慧和妥善地处理（协调、平衡）国家利益的局限性和全人类命运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这方面美国的教训值得吸取借鉴：美国以“公共”“国际”的名义追求了、实现了太多的国家私利，这就使其行为的合法性慢慢消失了。

此外还有两点需要注意。其一，中国在通过“一带一路”提供公共产品的同时，也需要加强治理自身的问题。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之一,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继续坚定地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就是通过国内治理为全球治理做贡献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其二，在网络、深海、极地这些“新疆域”，尚未形成足够的、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规则、规范和制度。对此，中国可以引领规则的塑造，但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新疆域的治理应该是与全球的有关利益和道德（正义）等攸关方采取集体行动这样才能避免新疆域的“公地悲剧”恶化。中国必须考虑如何帮助国际社会减少“公地悲剧”。

总之，中国要在全球治理中做出更大的贡献，取决于中国能否在全球化危机和世界秩序危机（至少是困难）时刻提出真正可被接受的有效的“中国方案”，并带头“最佳实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