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有多重要？美国人早就用行动证明了
2017年12月29日
丁一凡，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亿阳讲席教授。
减税能够缩小贫富差距？民主国家不打仗？国有企业都是无效的？中国喜欢攒外汇？…… 这些你耳熟能详的论断，都是真的吗？ 在本文作者看来，国际社会中存在一系列的由西方制造的，并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经济、政治方面的神话，而这背后都是西方所掌握的话语权在作祟。对于中国来说，有必要改变以往的宣传策略，建立中国自己的、并能够为西方所理解的话语体系。 一．西方创造的神话 话语权的问题是个老问题了，有各种各样的讲法，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先从话语权是怎么误导我们的开始讲起，西方确实有一些创造神话的能力，而且我们也有很长时间一直相信这些事情。比如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英国的经济学界做了反思，认为他们要对经济危机的发生负一定的责任，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走了一条比较偏执的道路，只讲一些道理，只认准一些思想，排斥了经济学中其它的思想和道理。
比如，在80年代之后偏重于数理推理，认为只要数学模型有助于了解经济现象，那就是好的，就可以解释一切。同理，在金融学上亦是如此。过去人们认为，只要有一些复杂的模型，能去把一些能够解释的事情避开、避险，就不会再出现危机。危机爆发以后，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走了一条不太对的路。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差不多三十年，他们一直灌输这条路子、这套东西，认为这都是真理，经济学就是这些规律，直到危机使人们发现这此东西不是那么接近真理。尽管这些经济学中有一系列概念我们现在看来都有问题，但这些概念仍然在影响着西方政府的政策。
（一）经济方面的神话
第一个神话就是：减税有助于富人投资与民众消费。
这是当时斯坦福大学一名叫阿瑟·拉弗的教授画的一个曲线。这个拉弗曲线假设，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收是100%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将不会再生产，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国家拿走了。因此，如果税收没有的话，人的积极性会更大。但国家总需要一些开支，需要税收，所以他就画了一条曲线。这个曲线说明，实际上国家应该减少赋税，因为减少赋税，人民就有积极性投资、生产、消费。有这样的积极性之后，就等于将经济的盘子做大了，国家反而会因此得到更多的税收。
在你们今天相信的经济学里面，这套东西是不是仍在说？而这其实是一个假设，从未得到证实过的假设，但却在我们接受的经济学中一直当作真理，而且这个事情一直到21世纪以来还不断地被各国政府实施。
在布什执政的八年间，有多少次布什推出了这个政策，比如经济有一点问题了，要刺激经济增长了，他第一个办法就是减税。奥巴马上台后，因为经济危机要促进经济回升，继续维持布什的减税，直到今天出现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因为减税减到了大部分财富流到了1%的富人手里，而99%的人赋税没有减少，享受的福利却越来越少。
第二个神话是市场是完善的，任何政府干预都会破坏市场的效率与市场的自动修复功能。
这个问题在这次危机里已经显示了，实际上市场一定会导致危机的，这不是今天才知道，这是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论证了，马克思把这做了总结，市场会自动导致生产过剩，生产过剩会自动导致金融的恶化，金融恶化会自动出现危机，然后危机淘汰，才出现长的周期，危机淘汰了一批企业，使整个市场上运行的企业大大减少，然后才能回归均衡，回归正常，市场从来都是这种规律，这个马克思证明过，凯恩斯证明过，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的经济学教条中，被认为是一个完善的东西，谁都不应该去破坏市场。
神话之三就是从上述的神话中引申出来的就是，市场是完善的，减税是有效的，因此第三个神话就是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无效的、浪费的，所有的国家干预都是没有意义的。
可是这个是完全违背经济规律和整个社会发展的，这一套关于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无效的理论最开始是在英国。英国最先发展，进行了工业化，积累了资本，害怕别国与它竞争，就说所有的国家干预都是无效的、浪费的。所以最原始的古典经济学派基本上都持这个观点，而这个学派的观点背后有极其巨大的利益，即英国的工业发展起来以后，害怕被赶上，所以就用自由市场、自由竞争，反对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观察一下，后起国家中有没有一个是不靠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的？基本上没有，无论是法国、德国、美国、苏联，还是日本、韩国，都不是这种情况。在韩国，最大的是chaebol（财阀），即所谓它的大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是以国有企业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差不多，都是国家资助，国家提供资金，由一些大老板运作。日本更是如此，由政府资助的企业集团，用汉字写是财阀两个字，这种日本企业制度一直主导着日本的经济，它就是一种由金融、工业、土地，整个混杂在一起的大的企业集团，政府掺杂在里面，政府的公务员下来都去搞这种大企业，所以政府给它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政策。
二战后，美国认为这种制度是军国主义的温床，就要解散财阀，但美国人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依然没有效果，到今天为止，日本的大企业依然是这种财阀式的结构。日本和韩国都是没有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所以我们就知道，后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靠国有企业当做支柱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我们在微博上乱骂国有企业垄断的时候，应该想想：中国是一个后发起的国家，如果没有国有企业的话，你的市场会是什么样子？会是一个被外国人瓜分的市场。在丛林法则的全球市场竞争中中，单独的私营经济是起不来的，这个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几次工业化进程被充分证明，你连一个生产肥皂的化工企业都发展不起来，因为很快就被压死。
这是我们学经济学的都知道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市场上有一种自然垄断的趋向，原来市场上的大企业自然要垄断市场，垄断利润，任何一个新企业如果没有完全崭新的产品，根本进不去，因为没有活力，即使你说我的劳动力成本低，大企业也会想办法把你挤死，因为企业永远要想办法垄断，为什么后来国家要出台反托拉斯法，就是要将大企业垄断限制到一定程度，但这也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真正做到阻止企业垄断，所以这个神话也站不住脚。
神话之四是能源、原材料市场上价格暴涨，因为新兴工业国需求巨大，造成了短缺，推动资源价格上场。
这个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你们如果去关注一下国际期货市场，无论是铜矿、铁矿、煤炭、石油等市场，这些操纵者会众口一词地跟你说，是新兴市场的需求促进了价格上涨，而实际上新兴市场的需求即使增长的非常猛烈，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也是非常非常少的，仅拿石油这一项来说，整个交易石油和真正所需石油，新兴市场的整体需求可能还不到五十分之一，多数的石油是根本没有需求的一种交易，我们每天看到新闻里报道的纽约市场上的石油，就是西德克萨斯的原油价格是怎么回事，这些原油的关系即这些原油的真正使用和它的交易量相比，可能只有十分之一，也就是说十分之九都是用来进行金融操作的，没有什么意义。
神话之五是人民币被低估是经济不平衡的祸首，只有逼人民币升值，才能重新平衡。
人民币低估很大程度上也是个神话，现在人民币从2006年以来已经升值了接近30%，实际上我们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顺差都是只增不减，没有什么道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的产品基本上是别人不生产的，所以如果你的产品随着你的货币升值卖得更贵的话，计算起来等于产品的价值更高，所以你的顺差就更大，这个有点傻。实际上当时日元相比美元升值之后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元还不是人民币这一点升值，当时一下子就从两百多日元对一美元升值到了七八十日元对一美元，升值了一半还多。
神话之六，中国是重商主义国家，只重出口，攒外汇，实行的是以邻为壑的政策。
这是外文报纸上经常出现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没，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性的东西，它只存在于18世纪、甚至是19世纪小部分时间，只存在于当时没有参与美洲第一轮开发的那批国家。
明白这些道理，要知道为什么重商主义在今天是一个没有道理的事情。重商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真金白银才是财富，所以必须出口来换真金白银，这是重商主义的信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条？因为在那个时代，货币就是真金白银，也就是金本位，白银是和黄金挂钩的。真金白银是一种保价值的金属，是一种货币，是财富储藏的象征。
而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是没有第一批参与美洲开发的国家，第一批参与开发美洲的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西班牙、葡萄牙开发了美洲之后，掠夺了印第安人的大量黄金，同时发现了大量的银矿。于是西班牙、葡萄牙一下子成为富国，在欧洲发展了起来。而其他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没有参与第一批贵金属大掠夺，只有用出口从西班牙、葡萄牙手中换取白银。而黄金白银是当时世界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货币基础，所以没有黄金白银，你的货币发行是有限的，你的财富是有限的，你的经济增长也是有限的。
我们现在知道货币扩张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可是当时的人不太明白，还没有这些知识。当时的人只认识到，如果你的财富扩大，就是你掌握的黄金白银增加。你的经济发展是和你的黄金白银储备是有关系的，所以必须大量出口换取黄金白银。
而今天我们生活在所谓的fiat money即法定货币的阶段，就是政府有信誉就可以自己发钱，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重商主义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不存在要拼命换外汇的需要。像中国现在就发愁这么多外汇该怎么办，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烫手山芋”了。今天再拼命的出口，换回来的外汇不像黄金白银那个时代可以保值，因为现在的货币跟黄金白银没多大关系了，现在都是主权货币，你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控制货币是为了控制通货膨胀。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没有真金白银就没有货币流通，没有货币流通就没有经济增长。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清朝中国有一段时间发展得非常好，鸦片战争之后一下就陷入了衰退。这就和中国的白银供给有直接的关系。你们可能都读过弗里德曼的《谁失去了中国》。弗里德曼是美国货币主义的鼻祖，曾写过一篇长文《谁失去了中国》，讲当时美国出台的一个法案，使中国乱成一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是个非常奇怪的国家，中国最早发明了纸币，在宋朝就出现了纸币，在元朝也强迫执行使用纸币，但是到了明清之后，因为管理不善，引起通货膨胀，民众对纸币失去了信心，所以整个回归了金属货币。不光回归了金属货币，市场上还流动白银，用碎银子交易。所以国家很省事，就是完全不负责任，货币完全交给市场去运作，国家完全不管，最后形成了货币完全由市场决定。
结果就是只有白银在市场上流通，中国是一个银矿极少，白银产量极低的国家，而中国又是这么大一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口，所以中国的经济就常年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没有货币，不够用，就是因为白银太少。怎么办呢？正好那时欧洲发现了美洲的白银，然后中国就拼命出口，出口瓷器、丝绸、茶叶，换回白银。最后，所有的白银转了一圈都回到了中国。美国有个学者叫弗兰克写了一本《白银世界》，描绘了在世界贸易的过程中，白银如何从发现美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手中，通过重商主义的英国、法国换到了英国、法国手中，又通过丝绸之路到了中国手中。
中国对白银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因为当时中国的货币就是白银，需要不断地进口白银才能维持经济的增长。鸦片战争的理由是因为英国抱怨中国什么都不要，就是买你的白银。其实，不是中国什么都不要，而是因为中国亟需白银，如果没有白银进口，中国的货币供给就中断了。那个时候欧洲已经发明了纸币，他们已经不需要将货币建立在白银基础上了，而中国的货币依然建立在白银基础上，这个事情从明到清一直维持到国民党执政时期。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兴衰都和这个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当时鸦片战争。其实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应该打了一次鸦片战争，赔了一次款就垮了。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的确确一下子就垮下了，而垮下来的一个道理就是中国人根本就没有明白货币在经济中的道理。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要求中国赔偿，赔偿白银，我们的经济血液。于是乎，就把我们大量的白银给赔出去了。当时赔偿的白银是中国好多年的收入，白银源源不断地从中国流走。白银流走之后，清政府又没有想到用纸币去对付市场流通，因此鸦片战争赔款之后，在中国就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的直接表现就是价格暴跌，使得农民不能种田，商人不能开铺，越种田越赔，越开铺越赔，因为价格太低。所以经济衰退是由这个直接引起的，是由赔款的后果引起的，而不是由赔款引起的。毕竟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劳动力，经济不应该一下就瘫痪了。最大的原因是，当时的政府也不知道如何管理，任凭价格暴跌，农民不种地，商人不开铺，整个经济就全面衰退，这是由白银外流造成的通货紧缩。
实际上这个问题，美国人也遇到了，美国人就用纸币度过了这次危机。在美国打独立战争的时候，因为美国是一个前殖民地，当时使用的是英国的货币，它的货币供给是宗主国决定的。当美国要独立的时候，英国就将美国的货币供给切断了，于是美国也没有钱了，也面临与中国一样通货紧缩的问题。后来美国人发明了大陆券continental note，就是印纸币，拿纸币对付危机。当然现代的纸币管理要比当年聪明得多了，开始纸币是非常难管理的，所以在独立战争期间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通货膨胀是特别厉害的，物价根本就控制不住。但是通货膨胀还是要比通货紧缩好得多，而且当时的革命政府确实是靠印钞票度过了经济危机，完成了独立战争。所以纸币是非常重要的，货币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衍伸出来的问题。
我们接着讲弗里德曼为什么说美国失去了中国。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罗斯福要搞新政，让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当时，世界上通行的货币都是金本位，虽然货币是以纸币来流通，但是以黄金做抵押的，是黄金的代替品，不是真正的纸货。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货币总量还是和你的黄金储量相关的。只有黄金储备增长了，货币才能增发。罗斯福要刺激经济回升，他想了一个办法，只有增发货币，才能刺激经济回升。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就想到用金银复本位来代替金本位，也就是说我的货币基础不仅是黄金，还有白银，这样只要扩大白银储量，就可以增发货币了，也就是想出了一个货币增发的办法。
他就在国会通过了一个法令，叫《白银采购法》，而美国的白银是有限的，就通过了一个到全世界去买白银的法案。在实行金本位的时代，白银并不贵，但是美国要靠银本位来增加货币发行这一事实本身，就一下子使国际市场白银价格暴涨。
而当时白银最多的是中国，因为白银是中国的货币本位。在国民党时代，中国的货币还是以白银为主，虽然中国有法币，但就和美国一样，是以白银储备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际市场上的银价开始上涨，然后中国的白银就开始往外流，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包括走私，那时候东北已经被日本占领，日本就大量往外倒白银，就从中国的占领区搜白银。大量白银外流，使中国陷入了鸦片战争后的陷阱，一下子白银就不够了。白银不够货币就不够了，就陷入了通货紧缩。
就在这种背景下，国民党搞了所谓“货币改革”。就是当年蒋经国出面搞的几次货币改革，就是金元券，即恢复金本位，或者将法币与当时的几种货币如美元、黄金挂在一起，发行一种新的货币。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仍然控制不住。当然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间，也很腐败。各种国民党的大员，像几大家族趁机赚了大钱，使得所有的货币改革到最后都越来越糟。通货膨胀起来了，最后便管不住了，只好滥发纸币，滥发纸币的后果就是通货膨胀很凶。因为这个事，国民党在城市迅速失去了民心，一下子就垮台了。
我们现在如果重读一下毛泽东的一些文章，就会明白弗里德曼说的谁失去了中国是非常有道理的。在1947年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还讲，我们要经过五年、十年的艰苦努力，才能逐渐打垮国民党反动派。就是说在1947年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发生1948年、1949年的事情。而1948年、1949年突然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货币改革失败，造成了城市整个的反转，政权一下就丢了。弗里德曼讲谁失去了中国，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决定，美国要扩大市场，增加白银的这么一个决定，最后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货币困难，当时的中国政府完全失败于货币改革。
所有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货币在这里的重要性。列宁曾说过，颠覆一个政权，莫过于破坏它的货币。但这个事情到今天来讲，我们的人民币现在完全是一种纸币，你只要管理货币的发行，使货币的发行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不会引起过度的通货膨胀，你只要维持这个量，就调控这个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比如说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觉得外部冲击很大很严重的时候，就可以推出一个很大的刺激计划，然后这些计划很大程度上是靠发票子来完成的，因为现在的发票子没什么限制，不像当年金属货币垫底，必须得跟你的某种金属储备有关系，或者是跟一种外汇储备有关。我们今天的货币发行是你愿意发多少就发多少，你只要发钞票引发的价格上涨是居民承受得了的，你就继续干。
所以在目前这个完全纸币的状况下，你发行的货币量与你的外汇储备没有什么关系。中国再继续出口赚外汇是没有意义的。当然不能说完全没意义，它对提高你的工业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是有意义的。除此之外，不是说只要囤积外汇，就可以不断地换取财富。这跟当年获得财富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说中国是重商主义国家是没有道理的。重商主义只有在历史的条件下才有意义，在失去了黄金白银本位的情况下，它没有任何道理。
还有就是垄断稀土的说法，更是子虚乌有。对于影响一国国家安全的能源出口的管制是属于一国主权之内的，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太大的道理。确实中国的稀土出口是太无人管控了，才出现了中国的出口占世界生产的97%，并不是说中国的稀土就这么丰富，我们中国虽然探明的稀土储藏量也不太少，占世界的40%左右，之所以产量这么大就是因为国家没有控制，没有协调，谁都可以开发，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和一些人的暴富。
而有一些国家，比如说日本是没有稀土储藏，稀土完全靠进口的国家，但日本在世界稀土产品的出口中占第二位。也就是说它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稀土，不仅储藏，还把大量稀土加工提纯再出口，靠这个来赚钱。一个没有稀土储量的国家其稀土产品的出口竟然占世界第二位，可见这是多么的不合理。
（二）政治方面的神话
在政治方面，西方也炮制了一些神话，比如说政治发展导致民主必然是历史的终结，新兴发展国家必然走向“民主”。就是说走向和西方一样的制度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还记得福山的那本书《历史的终结》，市场加民主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式了，不会再有其他的形式了。
当然这次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人才开始慢慢会想这个问题，第一个是市场的神话已经被他们自己打破了，不再相信市场是完善的了，所以市场的神话被打破。最后，民主的神话也在被打破，占领华尔街是一个最大的代表，那些占领华尔街的人声称他们是99%的居民，当然这个东西谁也没有证明，还不能说是定论，但的确是极少数人的财富在最近三十年里大幅增长，而多数人基本上没有增长。美国的劳动阶层，也就是蓝领阶层的平均工资收入进入二十一世界以来还不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是因为后来这一段时间比如全球化、解散工会、解除管制等等，使得美国的劳工没有能力进行谈判，收入持续下降。他们的非工业化是跟这整个过程有关的。所以现在就引起了这样的怀疑，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多大的代表性？
美国的《外交》杂志，该杂志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曾登出了一篇文章，说我们的民主还有多少代表性。美国的民主不是直接民主，是代议民主，代议民主就是说实际上你的民主权利不是由你自己而是你的代表来行使的，而他们发现他们的代表越来越没有代表性，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原以为美国的民主是很有代表性的，但现在这个民主出问题了，所以，自己也开始了反思。
神话之二是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起码在二战后如此。
这个事情根本经不起推敲，很多事情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刚才我说的这些定律，基本上我觉得都已经在我们的脑子里成型了。你们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而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从各种各样的报纸、杂志上的文章看来的？你们有没有推敲过，这些事情是不是这么回事？民主国家不打仗，有这么回事吗？美国人老说，我打的都是不民主国家，虽然我们先发动战争，但因为对方是不民主国家，所以我们跟他们打仗。
其实，这个事情在历史上根本经不起推敲。历史上，从古代的民主到现代的民主，民主国家非常好战。主动发动战争的往往是民主国家。你不信就拿历史书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开始，也就说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第一个发动战争的是雅典，而雅典是当时古希腊城邦国家中民主的代表，其他城邦国家则不是。但正是希腊挑起了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是它要建立帝国，民主要建立帝国。所以民主是想扩张，民主是愿意建立帝国的，古代民主就如此。
后来美国当然也如此，美国在扩张的时候很愿意打着民主的旗号。美国向南吞并墨西哥的那些领土时，总统叫杰克逊。在杰克逊之前，美国人不太提民主。美国现在自诩为民主国家，你们去认真研究一下《联邦党人文集》，最开始美国建国的那些人从没有人提民主，讲到民主时不是当褒义词，而是当贬义词，与暴政差不多。民主是从杰克逊以后才成为美国政治中的褒义词的，而杰克逊是一个扩张主义者。在他的任期内，美国开始拼命向外扩张，打的就是民主的旗号，所以民主是好战的，民主是扩张的，民主是爱玩帝国的。
神话之三是民主能自我校正，不会出现极端现象。
这是常听的说法。以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为例，当时整个美国国会基本上一边倒地投票赞成打仗，然后今天才发现不对。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斯蒂格利茨做了一个跟踪研究，大概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花掉了大概三万亿美元，而这三万亿美元根本没有任何回报率。等到金融危机的时候，美国国会要拿出七千亿美元救市的时候，无论如何都拿不出来。然后斯蒂格利茨就讽刺说，你可以拿三万亿去打仗，需要你拿七千亿去救市的时候，你却拿不出来。民主怎么自我矫正了？民主什么也做不了。而且在做这些事情的投票时，大部分议员都是支持的，而且民意调查显示民众也是支持的。
而这场仗是没有道理的。以什么名义来打这场仗？打伊拉克的时候说是为了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了以后，却发现什么都没有，既没找到核武器，也没找到化学武器，什么都没找到。也就是说子虚乌有地找了一个茬，打了一场仗，花了这么多钱，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不知道。你说民主可以自我矫正，这么严重的错误，这么天大的谎言，有什么自我矫正的功能在里头吗？什么都没有。所以这个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神话之四就是经常说要重写历史，老跟我们说你们从头就错了。
美国人经常鼓动、赞助各种重写历史的事。当年对苏联就是如此，拼命鼓吹各种人重写苏联的历史，骂苏联，颠覆苏联。直到苏联解体之后，才有一些当年被西方人鼓吹写作的人开始后悔，开始对自己当初写的东西后悔。比如说，索尔仁尼琴。当年写《古拉格群岛》，得到西方人的热烈吹捧，并且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苏联垮台前就到美国了，在美国生活了十几二十年，又看见了苏联的垮台，非常后悔。后来他又重写了一本书，彻底反思了一把，又把美国臭骂了一通。他说，如果我当年要知道会有这样的下场的话，可能我不会写那些东西的。这些事情实际上就是话语权。
而这些事情，你们要注意一下，在中国也在发生。很多很多在中国翻写历史的背景中间，要注意后面的背景，不知道有什么在支持翻写历史。比如说中国大跃进时候造成的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死了多少人，这就是很严重的一种翻写。翻写从红太阳升起，包括整个革命初期这些事情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就是让你们觉得你们从头就错了。
我再跟你们说一件事，在美国从主流的出版物中，你找不到任何翻写美国当年历史的东西。但你可以偶尔在一些地方看到，比如说在美国被禁，后来跑到英国等其他地方出的东西。反过来想一想，其实挺正常的。因为美国建国的时候是什么人，是一帮奴隶主精英，所以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会有我们拿今天的人权标准衡量很黑暗的事情，这个不用太认真想就能知道当时奴隶主对奴隶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你也明白，当时的美国不可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但是，他们却按照共和的原则制定了一套宪法，而制定共和的原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也就是说，一群奴隶主去建立一个国家，谁都担心有人最后会把这个国家变成自己的财产，所以设置了一系列权力制约机制，谁也不能用这个制度把国家控制了。所以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国会，他们在这里头说了算，然后谁都可以控制谁，谁都可以制约谁。所以他们设计了这样的共和制度，目的是谁都可以制约对方，不让其有过大的权力，它是这么一套逻辑，这么一套道理。
但是这种共和的原则可能在权力制衡方面是个比较好的制度，但是它在历史进程中也不断地变化，特别是权力制衡里的许多机制在历史过程中以民主的名义被破坏了，因为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就可以取消。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年为了通过反恐这个事情，要搞爱国法的时候，就把很多共和制里的制约机制取消了，而且是以民主的名义。当时国会在反恐的名义下必须服从布什政府的决定，所以很多权力制约的东西都被他废除了。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是个特别值得担心的事情。这个议案，取消了美国企业对竞选运动的捐款上限。原来美国对企业捐款是有上限的，就是说你不能无限地捐款，防止大企业、大老板们控制美国的政治。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由总统不停地任命，不停地换，所以2010年的时候，共和党换上去的法官有四名，民主党有三名，然后他们就以四比三的格局推翻了之前关于捐款上限的法令。很奇怪的是，接着共和党就在2010年的国会选举中拿了多数，这也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背景之一。
就是说，如果你可以随便地让有钱人拿钱赞助竞选的话，那么选举结果基本上是事先就知道的。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竞选总统失败以后，组建了一个班子去调查，得出一个结论，你在选举的声望和成功与否与你用钱有极大的关系。只要你出钱去做这些事情，你的声望，你的票数一定会上升。实际上选举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只要你愿意拿钱，足可以影响选民的行为，结果跟你投入的金钱有直接的关系。这些事情说明美国非常在乎自己那点事，但是它对别人都说，你们从来都错了。
还有一个神话是全球回暖问题，二氧化碳是元凶。
这个问题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根本是一个假设，谁也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炮制这个事情的完全有可能是一些金融集团。因为有很多证据表明，有很多金融集团手里握着大量的碳排放权交易产品。也就是一旦要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交易的金融产品的时候，会造成巨大的金融财富。次贷危机房地产泡沫破灭了以后，损失了一大片，所以金融机构必须找到新的代替产品。否则他们创造出来的巨大的金融财富就会无处可去，就会成为泡沫，所以一定要创造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然后他们就想出了一个更加子虚乌有地东西，就是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东西，到底该排放多少，该以多少为准？他们就打算将这个东西卖来卖去，他们手里现在已经攒了大量的这种产品。美国的很多很多金融机构和政治学家，包括罗伯特·戈尔在内，都持这种观点。戈尔是一个特别有名的反二氧化碳排放的专家，他曾经做了一个关于全球回暖的片子，还得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委员会跟这个事情直接有关。
实际上全球回暖是一个根本没有依据的说法，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比较可信的证据，证明人类的工业活动造成了全球变暖。这个说法就是根据最近几年的变化，尤其是近几年人类工业活动发展比较快来吓唬人。我发现还有很多的中国老百姓相信，出于善意地理解这个事情，出于公益活动保卫地球，保护地球之类的想法。但这个善意很容易被别人利用。在你还不知道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很积极地去做，而这个事情可能什么都不是。
唐朝的平均气温要比现在高得多，而且唐朝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唐朝的史书记载，在黄河流域有大象出没。当时种荔枝的地方不光是在现在的广东、海南，还有湖南、湖北，所以当时说杨贵妃爱吃荔枝，用快马将荔枝送到长安。那不是从广东那一带运过去的，而是从湖南湖北运过去的，所以路程并不那么远。而且当时长安种了很多橘树，皇帝李世民摘橘子下来分给大臣吃。今天再在西安种橘树就会冻死，因为气温比当时低得多，橘树今天在西安根本种不活。可当年长安城里种的到处都是橘树，所以这些历史资料证明了全球变暖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因为现在的气温要比那个时候低得多，不然我刚才说的事情就不可能实现。
好在中国是一个历史记录比较多的国家，通过这些我们可以知道，历史有回暖的过程，也有回冷的过程。宋朝是一个不断回冷的过程，所以我们才轮番经历北方民族南下。一会儿跟契丹人打，一会儿跟金人打，一会儿跟蒙古人打，就是因为北方民族在北方活不下去了，一定要往南走。在宋朝的时候，江西、湖北这些地方的橘子树全部冻死，就是因为太冷。气候变化不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化是正常的，可能会有咱们还没完全掌握的周期。人类绝没有那么“伟大”，人类一点工业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就把冰川都融化了？这多半都是瞎编的故事。
最后一个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工程是违背中国加入世贸时的协议，外国企业受排挤，要撤资。这都是为了扩大市场，实际上外国企业谁也不说受排挤了，都可以进入我们的市场，参与我们的自主创新。他们做这种事更多地是为了扩大在中国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事情不用多说。
（三）神话的一般特点
制造谎言的一般特点：
（1）生拉硬扯，混淆事物逻辑。似是而非，误导人们。这个是经常出现的，他会给你讲很多道理，但我们认真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他所讲的道理不见得是有因果关系的，但是他把这些事情拼到一起来讲。
（2）瞒天过海，隐藏真正的信息和利益，跟你说的都是无关紧要的。比如说八十年代初期，一段时期曾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沙特阿拉伯拼命增加石油产量，违反了欧佩克对它的规定，每天大概要比欧佩克规定的多产了一百万桶，当时舆论都说是沙特阿拉伯为了防止苏联进入石油市场，要先垄断市场，所以即使利润不那么高，也愿意进行这个活动，唯独不谈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美国自己证明了实际上是当年美国派特使到沙特签了一个协议，以军事保护换取沙特增加石油产量。
当时里根上台之后要制苏联的邪恶轴心，搞了一个经济战的队伍，包括国防部长、中情局局长等。他们研究了苏联的经济，认为苏联之所以能够与美国竞争，很大程度上因为苏联是石油出口国，而石油价格高。苏联就能换取源源不断的外汇，从西欧进口技术产品，保持武器开发速度，和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如果美国把石油价格打下来，苏联就没有外汇来支持武器开发，也就无法继续与他们竞争。
所以他们就觉得找到了苏联的弱点，决定把国际石油价格降下来。然后他们就找到沙特，因为沙特的石油开发成本不到一美元，而且控制产量很容易，说服沙特每天多生产一百万桶。反过来，他们也可以让沙特每天减少一百万桶石油，沙特是美国控制国际石油价格的阀门。当时美国确实通过这个办法，将国际石油价格一下子打了下来。在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石油价格已经涨到了38美元一桶。经过这次操作之后，石油又回归了8美元一桶，对苏联打击还是巨大的。对苏联的出口换汇能力削弱很大，在当时经济战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事在苏联垮台十年后，才由前中情局官员写的一本书里说出来，之前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3）引导人们先入为主，制造定势思维。就是说他先把你引入一种思维，然后你解决问题基本都按这种思路，我们都知道，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是根据脑海中已有的知识、规律来看待的，但是观察新的东西时，如果脑子里没有一些教条和框框，也许会从新的地方去思考，可能会找到事情的真谛，但如果他事先给了很多框框的话，你就会顺着这些框框去想，会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里面有很多游戏，包括字的游戏，很唬人的，经常会把你的思维引入其他的一种想法，让你怎么也找不到结果。
（4）控制信息源，制造信息，影响舆论。这是现在控制话语权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的很多信息，比如说出现什么事了，这个事情怎么来的，都是被他们控制的。
（5）之所以能够控制信息源最大的原因就是英语是一种垄断的语言，它基本上控制着信息源，我们知道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往往是从他们那边过来的。我们看看我们的互联网上、报纸上的信息，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对事情的了解基本上都是把英语翻译过来就完了。我们的信息来源都是这么回事，不知道真正是怎么回事。垄断了信息源之后，也就基本上控制了话语权。而在知识这点上比较可怕，可怕是在于我们不太清楚事情的因果关系，他就可以把他的东西解释给你，然后你就先入为主，很难再接受其他的。
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一个法国人，叫莫里斯·阿莱，当时很多人都挺吃惊的。后来研究一下发现，这个人不只在经济学，在物理学等很多领域非常有创建，在物理学里还证明了几个定律，推翻了几个定律。在经济学里他培养了无数著名的经济学家，有些他的学生已经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只不过这些人是美国人。阿莱原来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用英语写作，就被主流所排斥。而他在90年代末得了诺贝尔奖，可能是被他学生推出来的。后来人们发现，这个人有无数的成果发明。他还是在西方世界里，只是他不用英语写作，就出现这样的事。
所以很大程度上，英语作为一种垄断性语言，使我们很难知道信息来源。我们如何才能对付这种事情呢？需要多加思考，不盲目轻信。不要别人一弄出来个什么就相信，不能盲从。另外一个多加比较，纵向（历史）、横向、比较多种信息来源，不能轻而易举地相信一些事情。
（四）话语权的概念
刚才讲的是各种各样的话语权，而这些事情是靠不住的，下面讲讲这个事情本身是什么东西。
话语权（discourse power）本身是一种说话的能力，话语权是指控制舆论的能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葛兰西是一名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曾经被关在监狱里，写了很多东西，他对于话语权是有专门定义的，他给了几个比较大的定义，一个是话语权的定义，一个是霸权的定义，我们今天讲国际货币体系，讲霸权的逻辑，霸权的定义时，往往要用葛兰西的定义，他是很早给霸权下定义的思想家。
葛兰西的定义：社会集团维护其地位的方式为二，一是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支配权；二是知识和道德的领导权。话语权就属于第二种。福柯的定义：权力形式是一种知识方式，权力和知识是共生体，而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我们以为不证自明的道理，都是潜移默化被灌输的，这些道理未必就是真的道理。他说这是一个过程，这些价值和观点如何为人所接受被当作真理。
另外，话语权与“软权力”有一定关系，就是引导别人按自己的意志思考、行事的能力。软权力随着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发生过变化。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曾先后为软权力大国。软权力与话语权有一定的关系，基本上国家比较强盛时，对外软权力就大，话语权就大，别人就基本上顺着他的思路去思考，所以在十八世纪时法国是这方面的代表。当时法语是全世界通行的语言，所以我们今天看俄罗斯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法语的段落，托尔斯泰的小说里就有大段的法语。后来由于英国起来了，英语又变成这样的语言，最后就又变成美国的事。
软权力与硬权力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一定完全如此。中国在硬实力很弱时，软权力可能更大一些：比如5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5项原则成为指导亚非主义的原则；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发展。90年代后，中国的硬权力加强了，但软权力下降了，这有几个因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社会主义运动现在处于低潮；当初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时强调第三世界的影响，是某种程度上作为第三世界领袖的影响，但第三世界随着全球化分裂；我们急于与西方世界接轨，及外交上的韬光养晦的战略，等等。本来韬光养晦是要有所作为的，但在实践中就变成了韬光养晦，无所作为，因此在这个方面，在国际舞台上，基本上没有中国的话语权。
二．关于话语体系
然后讲到话语体系，话语体系是会变化的，有一个继承的问题，我们今天这些话语都是继承来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文明是一个继承的文明。比如我们现在动不动就讲民主/专制，其实民主是一个很古老的词。而且当年的民主和现在的民主根本不是一回事，但这个词是继承过来了。
希腊当年的民主是抽签，今天肯定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民主就当作一种民权、良政的代名词，但在18、19世纪，它是暴政的代名词。我们不应该忘记民主口号喊得最响的是法国革命，而法国革命之后是一段时间的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因为美国建国在十八世纪，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是前后发生的，因为当时民主和暴政连在一起的，所以重读美国开国之父们的的文集，最典型的是联邦党人文集，可以看看在联邦党人里面有多少是把民主和暴政划等号的，包括麦迪森、富兰克林等很多人都是把民主等同于暴政来谈，所以说词汇是变迁的。十九世纪之后民主才成为普选的代名词，成为争取妇女青年选举，成为推动西欧北美地区的社会进步的口号。
二战以后，民主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口号，在亚非主义盛行的时候，民主基本上促进是东方集团向西方集团挑战的口号，因为当时要民主，讲的是鼓励民族自决，鼓励国家独立，所以亚非主义里有很多。因为当时还有大片的殖民地，摆脱殖民统治是60年代的事。50年代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殖民地国家进行独立战争的，所以那时候民主是这边的口号，那边主要是抵抗。一直到60年代，西方国家在亚非拉国家赤裸裸地支持独裁政权的外交政策，包括支持蒋介石，在韩国支持李承晚，在伊朗支持巴列维国王。
冷战结束的时候，民主一下子变成了西方国家的武器，是从那时开始的。民主变成了宪政的完美形式，现在包括中国有一些自由派呼应这个的时候，特别爱讲民主是宪政的完美形式。实际上这个既不完整，也不准确，根本是是两回事。
总之，话语可以改造，话语可以拼接，话语可以改造成各种各样新的词汇，比如说俄罗斯接过了颜色革命的词，发明了主权民主来对付颜色革命。有时一些政治家会借用一些话语来唤起人们感情的某一方面，比如布什讲的邪恶轴心，明显继承了当年里根讲的邪恶帝国的说法，而因为苏联的解体被认为是美国外交战略的成功，所以布什就继承了这个，来继续发展这种说法，很容易让公众认为他就是自己讲的“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整个话语权有一个转移的过程。
三．话语权的建立
第三部分讲一讲话语权是需要有战略来推进的。
我刚讲的是话语权的问题及定义，但当今话语权实际上是由美国主导的。美国主导话语权是有专门的战略的，不是偶然的。比如说作为“精心运作的传播”，美国国家战略传播是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的系统化的全球攻略，是实现由其主导的国际秩序、维护并伸张其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之一。
这一战略的实施对于美国具有三重意义：促进国内的团结，并以此作为对外扩张的动员要素，他很明确地说这虽然是对外战略，但是有巩固国内的作用；对盟国而言，起到强化同盟关系的作用；对非盟国而言，则是削弱其政府、分化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利器。这些都是美国政府文件中公开说的，美国人有时候是直言不讳的。奥巴马也有一套战略，也有自己的重点，第一个是使国外受众认可其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互利益；使国外受众相信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使国外受众将美国视为应对全球挑战的令人尊敬的伙伴。
包括电影，我们看到美国经常拍一些全球性的电影，包括电影“2012”。我们看到世界面临灾难，最后是美国人战胜了挑战。好莱坞在这个上面起了巨大的作用，潜移默化地让你认识到美国是应对全球挑战的最可靠地、最令人尊敬的伙伴。你拿着我说的这些道理去对照美国出的甚至是娱乐方面的东西，会明白这些娱乐的东西都不是偶然，在潜移默化地作用下人家已经把这些东西都灌输给你了，这不是无所谓的。
美国国防部有一个《战略传播联动集成概念》，第一个说要增进美国的信誉和合法性（improve U.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引致有利于美国的态度和行为；贬损对手的信誉和合法性（weaken an adversary’s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比如诋毁（discredit）对手的意识形态或政策，揭露对手的错误和谎言；说服特定受众采取特定行动来支持美国的目标，他们这个工作做得比我们细致得多，他会去观察你的知识分子，有目标地采取行动使其支持美国的目标；引致对手采取或放弃采取特定的行动。我知道当年有一些作者写了不利于美国的事情之后，他们会把你请到美国，专门对你施加一定的影响。
美国这些是靠信息运作（information operations / IO）来实行的，内容是“有控的信息散布”（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方式是“白色”宣传，即以政府的公开活动（overt operations）所开展的渗透性宣传，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公众外交以及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政府媒体即属此列；“黑色”宣传，即以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s）开展的宣传活动，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所开展的宣传活动多属此列，包括秘密控制国内外媒体、收买政治家等大量的渗透性活动；“灰色”宣传，即通过幕后的收买、利诱等手段诱使相关国家内部“意见领袖”及媒体从业者充当其代言人，从而达到张扬美国利益诉求、进而影响相关国家政府决策的目的。这个不光包括他的对手，也包括他的盟友。
有个美国人曾出了一本书，叫《文化冷战》，讲了冷战时期美国如何通过这种灰色方法，一方面针对苏联集团的代理人、知识分子，另一方面针对西欧，如何影响自己的盟友。你们读了之后会非常吃惊的，因为有很多非常有名的人物都在美国中情局的名单上，而且都是受过中情局恩惠的，尤其是很多西欧的名字，还有一些很细的故事。当然在此三种国家战略传播活动中，所谓“黑色”和“灰色”宣传基本由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负责，其行为极其隐蔽，不是公开的，预算非常大，通常都是几百亿美元。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明白的一个细节是，这些行为都是有意的，不是偶然的。
这个书的作者叫桑德斯，全名是《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香港中文大学学者王绍光写了一个书评。看完这本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央情报局实际上就是美国的隐性宣传部。而且遏制战略的提出者凯南曾说美国没有文化部，中央情报局有责任来填补这个空白。所以文化冷战虽然讲的是过去的故事，是欧洲的故事，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实际这个事情在中国也是在发生的。只是到现在还没有人去搜集材料，把这个事情挖掘出来。而这个在欧洲已经挖掘出来了。我们可以知道各种各样的新闻社、出版物实际上都是美国资助的。这个我倒知道中国有些研究机构和出版物都是美国资助的，包括一些省份的出版物因为投资开放了资本，也得到了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中国现在的舆论环境就比较复杂了，成分比较多，观点也比较多。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在看媒体的东西时，心里要有一些准备。不要看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媒体在报道的过程中会有意无意把一些东西输进去，这是非常讲究方法的，输进去以后，你觉得是看新闻报道，同时会不知不觉受到他的感染。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有手段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李普曼的书。从二战起，李普曼对群众心理就有了大量的研究，他们会把这些东西通过培训、教育输给新闻工作者。而新闻工作者会把这些东西灌输进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你在阅读或者收听新闻的同时，就受到了影响，就被动接受了他的逻辑，这个其实挺可怕的。
李普曼在书中讲到，一般我们都认为美国人的工作对象都是自由派，因为比较好掌握，容易引起回应。但实际上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研究，其实也不见得如此。二战后在欧洲，他真正下功夫去做的对象是那些有幻灭感、有挫折感的非共产党的左翼人士。所以他在其他地方也不一定就找我们认为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比如他把曾经加入过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些人，如法国作家马尔罗、英国作家奥威尔等，他们都参加过共产主义运动，又感到失望，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人。这样做背后有很多手段的，给一些小恩小惠。比如说请你开会，给你出机票等。这种事情很多，很多人事后说不知道。但也有一些人是知道的，还是愿意去享受这些机会。
以上展示的这些过程说明美国政府是有意营造这些行为，他们是有战略一步一步实现的。刚才我讲的都是公开的战略，另外那本书还从战术上讲美国中央情报局是如何落实这些对外战略目标的：一步一步地去说服对方，在自己的盟国和对手中制造一批代理人，能够不停地替美国说话；造成一种感觉，例如美国是全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美国的领导是有利于全球的等等。
另外我要补充一下，约瑟夫·奈是软权力的发明人，他在“软权力”理论中有一种故意的误导。软权力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探讨话语权最重要的理论了，而在这个理论中有一个特殊的趋势，好像是说任何具有一定吸引力的文化都自动地具有能够发挥的“软权力”。他举了很多美国和英国的例子，也可以反过来讲，中国强大的时候，西方特别羡慕中国，也会把中国的生活方式作为模仿对象，就有了一定的软权力，很模棱两可地把这些故事讲了一遍。实际上十八世纪的欧洲经济规模还没有中国大，生活水平也差不太多，中国的生活方式是西方人的模仿对象，当时中国的软权力还是挺大的，比如说喝下午茶的习惯是来自于中国。
这些影响好像是自动产生的，但他显然是故意忽略了美国军事和情报机构的大量隐蔽活动的作用，而仅以导言里的一句“那并不意味着中央情报局在生成软权力方面毫无作用”而轻松描过。而我认为实际上美国政府是非常在意而且精心去做这个事情，这些事情在奈的理论里被一笔带过。但我们要清楚这个事情，我们接受的很多事情不是天然的，是被误导的。而这种误导是他们精心制造的，而不是因为我们以为美国的物质文明发达，因此精神文明就发达，所以我们就误入歧途了，其实这是他精心引导你进去的。
四．中国话语权的建立
最后给大家讲讲中国建立话语权的问题。我们到现在讲话语权里充满了西方尤其是美国谎言，而这些是美国故意造出来的。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建立中国的话语权
而我们中国人在国际话语权方面确实是处于劣势，而且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话语权时还有几个困难：第一个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很多事情我们自己都说不明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具体的参照。
无论我们是说和平崛起，和平发展还是其他，别人再继续追问你，我们往往就说不太清楚，因为缺少一个体系的支撑来说清楚。所以在清华大学的一个美国社会学家，他给中国制造了一个体系，就是新儒教+社会主义。这里我打了一个问号，因为这个问题是美国人提出来的。而中国现在有必要提出这种体系，搞研究的人应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未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可以剖解成很多课题，但它是方向性的，你需要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个是西方（以美国为首）仍掌握着国际体系中的话语霸权，仍然在散布着有关中国的许多偏见，甚至掌握着有关中国的国际议题。
比如我讲到的汇率问题，外汇储备问题，贸易问题，他们掌握着这些问题，可以解释这些问题的道理。而实际上形成的问题可能跟这些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控制舆论的时候，就会让事情按这个方向去解释，去做。所以他们仍然掌握着话语权，是我们很被动。很可能我们说的东西没人听，或者没人听得懂，因为话语权是个先入为主的东西。他先把你引入某种定势思维以后，你顺着他的思路去想，怎么想都会觉得很合理，就是这么回事。而实际上的事实道理可能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但当你在别人的话语体系之下的时候，顺着别人的话语去想是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中国本国的媒体仍不发达，仍在以拿来别人的东西为主。我们对很多问题的分析，基本上还是以拿来主义为主，很少能有独立的分析。甚至去拿别人的信息来组建自己的框架的时候，也会受到话语权的影响，因为这个分析框架很可能是别人希望的分析框架。
还有一个比较要命，我们的管理体系与掌握话语权的技巧都大大落后于西方国家。别人还没有专门的机构，美国的中情局、国防部在做这些，他们还有其他的功能，这些部门承担的职能之一是炮制对外传播战略，掌握话语权，影响别人。我们的宣传大大落后于别人，这和我们的机构和整个经济结构转型有关系。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虽然知道这个很重要，从国家到地方各个层面都有专门的人在管这个事，但它仍然是在计划体制的一个产物，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实行。它不知道怎么做，而且还经常造成了对立。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那就是国家的机构，它就是权力机构，只要下命令就够了，下面只是一个服从的过程。而在市场经济体制里，虽然政府有目标，但是政府机构更要去引导。就如同美国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做得非常隐蔽。
比如说美国人非常强调新闻自由，但是在美国居住或者工作尤其是在美国媒体工作过的人就知道，美国其实没什么所谓的新闻自由。刚才讲到了，美国的对外传播里有managed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也就是说我给你的新闻是有控制的。这个东西本身很重要，本身我就控制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向心力，也就是说你必须跟政府有比较好的关系，否则你什么都得不到。美国是靠这些来控制舆论的，而不是简单地靠命令。
应该造成一种服务于媒体的感觉，让人很愿意跟你合作，让人自动跟你配合。美国在实施自己战略的时候需要各种配合，包括媒体的配合，NGO的配合，他的很多事情是通过基金会、非政府组织这些来实现的。
我们不能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这跟市场经济明显对不上了。这些媒体要生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的行为。
美国当年都是由政府扶植、资助大量的非政府组织，通过他们在外面扶植代理人和亲美势力。而我们今天完全靠政府是很有问题的，起码要学会政府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如何做这些事情，得明白这个问题是话语权的问题，是个主导宣传的问题。
但这个事情怎么做？不能再按以前的方法做了，也得参考一下别人的做法。比如在对外宣传战略上，美国有一个要团结内部凝聚力的作用，这个我刚才讲到了，无论它是谎言还是什么其他的，它已经把那种观念先入为主地植入人们的脑子里，美国民众就不信任宣讲这种事情，何况是外国政府。所以中国政府出去宣讲这种方法基本上是没什么效果的。
中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构建有说服力、有因果关系、有内在一致性的话语体系，能够让别人明白、理解为什么中国走自己的路是对的，发展得比较好。我们这个问题一直没弄清楚，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尽管你做得比其他国家都好。而且弄得咱们的互联网上的愤青们一天到晚骂中国，骂中国政府，好像什么都不好。其实你到世界各地走走，没有一个地方比这个地方发展得更好。这就是一个极奇怪的反差。而且如果你替政府说两句好话的话，就会把你骂得一团糟。但你要跟他们一起骂政府的话，他们会说你这个人真正直，真正义。这成了一个没什么道理的事情。现在这个话语权是极其不正常的，你又找不到一个什么东西能说明这个道理，这是怎么回事。所以这是我们研究人员非常亟需的问题，需要一个能够找到这些内在关系的话语体系，能够让人明白为什么中国比别人发展得快，发展得好。
当然这也是有人要割裂我们的历史。2009年我们庆祝建国60周年的时候，别人很愿意提我们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实际上这是比较荒唐的，六十年是有一定的连贯性的，虽然这中间有起伏，有错误。整个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什么也做不成。所有的工业基础都是在前三十年打下来的，没有这前三十年重工业的底子，你后三十年的轻工业怎么发展？而这些也是话语权的事情。
要讲明白中国为什么这么成功，就要讲明这六十年的发展。而你自己也说不清楚。你这六十年的经历，确实是西方大国走了几百年的路，你为什么这么快走出了这样的道路？是怎么做的？中间的逻辑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还没有讲清楚。不可能是你的制度没有任何优越性。别人是民主，你就是专制。民主比专制优越得多，但无论是社会成绩还是经济成绩你做得都比民主的好得多，这似乎不可能。但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不出来，没有任何说服力。
所以这是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些事情，需要去说明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实际上中国发生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是个奇迹，在两百年的世界史中找不出来。但是为什么发生了，没有人解释得出来。现在各种外国人在替中国人找根据和道理，中国自己也在摸索，但还没有找出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比如说北京共识是罗默发明的，他想找出一些和西方不同的东西，但也没找出特别不同的东西，也没说清楚。
奈斯比特写了《中国大趋势》。奈斯比特也是个人物，在80年代是全球的风云人物，他是名未来学家，出了《大趋势》，被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不知道卖了多少册。90年代以后他来到中国，在天津建了一个研究所，跟踪研究中国十几年，两年前出了一本书叫《中国大趋势》。他就试图来解释中国奇迹的道理，总结了八个道理。
但他毕竟是西方人，不敢从根本上挑战西方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就旁敲侧击地说中国是跟西方不同的一种民主，西方走的是横向民主，中国走的是一种纵向民主。横向民主是大家每个人的权利好像都是平等，投票的时候是一样的，但是决策的时候这个决定不一定能贯彻下来。但是纵向民主的好处是民众的要求直接上升到上层，然后上层又反馈下去。他举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包括土地承包责任制等很多事情都有一种上下的互动。总之这些都是外国人在帮中国人找东西，而我们自己仍然还陷在几个公文式里，这些已经很难说服别人了。
还有就是我们在国际对话中都用自己的话去说，可能我们是想用、想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可惜的是这种体系不是别人能听得懂的，所以在国际对话中要多用西方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说服他们，效果比官方的宣传好得多。这可能更符合事实，也更能让别人听得懂，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工作。
西方的话语体系我们也可以用，我刚说到有话语继承、话语转移的问题。你不能说我干脆跳出去，创造一个自己的话语体系。你要做一个完全没有继承，没有嫁接的话语体系，让别人接受是非常艰难的，还是需要某种程度的继承与嫁接。只有以这种方式，别人才接受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不一定要非常狭窄地去理解。
比如说我曾经跟欧美人辩论几次就是在说这个问题，他们老是在民主与专制的问题上闹不清楚。我就说，你能不能想象一下这世界上不是只有民主与专政这两种制度，因为我们跟他们争论的结果就是好像我们到最后只能在这两个话语中间选择，不可能有其他选项，即非民主即专制，非专制即民主。基本上是无法解脱这个套。
我觉得这是个圈套性的东西，一旦进去很难解释。比如说我们现在说是什么样的民主，你们是什么样的民主，我们是什么样的民主，只能在这里解释，而这么解释来解释去也没跳出来。因为他给你的解释框架就是只有我这个才是民主，你只有跟我的标准一样才是民主，不是民主就一定是专制。我觉得，这是话语权很大的误区。我就跟他们讲，你得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讲，我就说实际上民主与专制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而人类的政治制度绝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只有民主和专制。
比如说你们西方人从来都认为你们的文化是希腊罗马文化的延伸，我们讲这个必须先从希腊讲起，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第一次给政治制度分类的思想家，最起码分了三类到六类政治制度。你们说的这种民主制度，在他那只是一类。他把每一类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群众支持、制度的上升和衰落全都讲了一遍。我们总不会比古希腊人还傻吧？希腊人都知道政治制度起码有那么多类，我们认为只有两类。这个问题你不能简单地把我非民主就划到专制里吧？你这么一说，他们还说就是这么回事。
我还说，现在你们的民主制度其实是在退化。同样，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一个制度有上升期和衰落期，他分析了各种各样衰落期的表现形式和道理。你们是不是该注意，你们的民主制度有没有衰落的迹象？因为民主制度的衰落，你们连个像样的领导人都选不出来。因此，你们就没有权利来指责我。其实是你们的制度出问题了，不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指责我。
有一次我跟一个很年轻的德国议员说这个事情。本来德国人在这个事情上不太讲意识形态，但他完全按美国的东西讲，他在德国的一家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文章，高唱德国应该跟亚洲的民主国家有更多联合，虽然没有明确指明针对中国，但意思就是如此。后来我跟他吃饭的时候讲了这个。你以民主为标准来结盟有没有道理，民主国家之间也很经常打仗，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后来把他弄得很难堪，因为我把他所有立论都推翻了，而且说你连古代欧洲人都不如了，连最起码的分析能力都没有了。
所以当我们的知识多一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陷入别人的话语权，跟着他讲这个事情，你一定要跳出他的话语权，你才能找到自己说话的根据和逻辑，你就会觉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一定要用别人听得懂的话去说，让他多问一个为什么。我们站在这个逻辑上说中国，可能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所以你要让别人客观地理解看待你，你也需要想出一套办法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让别人去明白。
文章选自观察者网，2017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