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圳商报》和“读创”客户端今年推出了大型系列报道“企业家精神与深圳”，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王石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的企业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我们首先想问您的是，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优秀企业家、会成为学者眼中的企业家之城？

深圳经济特区自诞生开始，就具有小政府大社会的特点，这是孕育企业家精神的关键。

论条件，深圳和不少城市都有差距，但深圳为什么能成为最光彩夺目的特区？原因我想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一张白纸，可以改革创新；其次是毗邻香港，具有地缘优势；再者就是深圳一直以全国为腹地。我是1983年来到深圳的。深圳是座移民城，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本身没有束缚、没有包袱，让人民的聪明才智得以释放，深圳也因此异军突起。

我还想说的是，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于企业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自上而下的，在深圳的主政者身上，我也看到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十年前，有一组《蛇口基因》的报道，您为此写了一篇《深圳现象》，探讨深圳标杆企业的成长基因。在您看来，企业家身上的“深圳基因”有哪些？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基因的成长与传承？当中最重要的基因是什么？

就我个人而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袁庚先生。他是一位企业家，是招商局的掌门人，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是蛇口开发区的主导者和管理者。“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蛇口的这两句口号响遍全国。蛇口基因是什么？就是创新，就是在资源整合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成长的道路。创新，是企业家永远的使命。

说到深圳基因，我想从深圳的起步说起。深圳创建伊始，条件非常简陋，缺水少地。政策给了发展空间，深圳就在艰苦环境里创业，在大工地上、在小窝棚里实现了一夜城的奇迹。我个人认为，艰苦的环境对于有理想、想创新的人来说，是一种财富。回顾深圳的历史，这座城市在快速成长中迭代非常快。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深圳果断选择转型，甚至在失意中选择求变。我想，正是艰苦环境激发了深圳人的创新力与活力。

△12月15日，王石在广州参加蒋齐生先生诞辰100周年摄影理论研讨会。

十几年前，深圳有过“被抛弃”的焦虑，因为政策从特惠变成普惠，有人说深圳不再特了。我当时坚定地认为，只要深圳人不抛弃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抛弃深圳。我的理由很简单，衡量深圳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特惠变成普惠，大家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如果必须给予特殊政策才能成功，那就不是真正的成功。

深圳的成功具有普适意义，对其他城市有借鉴意义。比如现在的“一带一路”倡议，你会发现深圳和深圳企业又走在了前面。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次新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家不仅要立足中国，更要走向世界。

我对深圳有信心。未来的深圳，会有更高的要求，承受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深圳面临的考验，就是在被认可后，如何突破路径依赖继续创新。我想，做到这一点，就是企业家精神在深圳的传承。

谈到政商关系，大家都很敬佩您当年所说的“万科不行贿”。不可否认，政府当前在资源分配上仍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那么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企业家该做什么？政府又该做什么？

万科“不行贿”的底线是清晰的，也是不会改变的。作为创始人和掌门人，看到社会的不良之风，不可否认，我的内心是很焦虑的。

2010年，我去哈佛研读，就是想从个人视角来观察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我发现，19世纪中叶的美国和2000年左右的中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迅速城市化、工业化，大量消耗能源破坏环境。美国东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当时有80%的森林被毁，纽约、芝加哥城市环境污染严重，而且社会生态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我个人认为，重点不在于看到现象，而在于发现问题之后怎么办。黄石公园成为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便是对破坏环境的自我反省、自我约束。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2012年之后，中国依法治国，严惩腐败。无论是从思想上行动上，无论政治生态还是自然保护，中国都在重新认识、重新治理。

新型政商关系，我非常欣赏亲清二字。行政权力和创造财富，一定要有清楚的界线。企业要有清晰的管理引导，政府和企业要形成自然的亲和关系。在这方面，深圳的政府和深圳企业都做得不错，有着很好的互动。

在中央文件里，我们看到对于优秀企业家精神提出了三个“弘扬”，分别是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对比国际上公认的企业家精神，我们感到中国倡导的企业家精神有自己的特色，其中有的应该是企业公民的基本责任。作为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企业家，您是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我想说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叫信心。

中国的企业家是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我们是既得利益者。对于现在遇到的发展问题，国家希望我们有担当，我们也要有信心。企业家业务国际化，行动也自由，遇到瓶颈有更多的选择，不免会产生大不了就移民的念头。我经常对企业家朋友说不能三心二意，中国竞争激烈，迭代速度很快，稍不留意就会被淘汰，总想着留后手，总想着跑，怎么能把企业做好？三心二意是做不好企业的。

第二个关键词是创新。

相比其他城市，深圳企业研发投入是最多的。但是我们要看到和国际先进城市的差距，深圳的底子不是很厚，需要看到这个短板，要引进国际人才，吸纳优秀外来文化。

第三个关键词是责任。

在公益慈善方面，一河之隔的香港是我们的老师。人均慈善支出，香港在全球是最多的。大家还记不记得，20年前的华东水灾，香港社会积极行动，电视里滚动字幕都是企业和个人的捐款信息。香港的企业家不仅是在深圳投资，也在公益方面影响着我们。

在内地城市，深圳人均慈善捐赠和人均拥有社会组织数量，均排在了第一位，但和香港一比，仍然只有他们的一半。华人有乐善好施的传统，政府在发挥社会组织积极性上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深圳企业家同样也应该在当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创造财富引领创新方面，中国的企业家做得不错，责任担当上还需要做得更多。尤其是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财富不平衡是事实。

近两年，您带领企业家到国外开设“深潜”班，还多次到云南看望褚时健。您想通过这些活动汲取什么精神营养？又想传递什么样的精神？

“深潜”是赛艇，是体育加教育。为什么办“深潜”？我认为，本土成长的企业，既要传承传统文化，又要汲取外来文明。年广久、马胜利等改革开放早期涌现的企业家，因为条件有限，文化程度并不高，而现在的企业家大都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但这种教育往往是应试教育的产物。

“深潜”就是以赛艇为抓手，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培育团队精神。推广“深潜”，我的初衷就是推动成人可持续教育。这是我作为企业家的责任，也是作为公益人的责任。在今天接受《深圳商报》采访之前，深圳社会组织总会刚刚为12支赛艇队授旗。

△王石（前）在小东江进行皮划艇训练。

看望褚老，起因很简单。我们是创业者，面对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必然会有风险，不可能一直正确，也会有犯错误的可能，这种错误甚至还可能会是触犯法律。我有个习惯，企业家朋友出了事，我都争取去看看，一来是希望自己万一出事时也有人来看看，关心别人也就是关心自己。第二个原因是让他们知道，犯错误没关系，受到处罚后可以重新再来。

我去看褚老时，他已经是73岁。他带着老伴，在哀牢山承包了2000亩橙园。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树苗很矮，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挂果成熟？回答是6年后。我一算，这不都80岁了。看着他兴致勃勃，我不由地想自己80岁时会做些什么？到了80岁，才可能看到创业的成果，这种执着令人肃然起敬。在这种逆境下还能如此乐观，这深深打动了我。不要说逆境，即使是顺境，我到了那个年纪想得最多的可能是颐养天年。

我今年66岁了，原来想的是70岁就退休。现在每年去看望一次褚老，就是去汲取一次精神营养。每次看褚老，都有很多企业家一起去，大家会讨论一些话题，今年的主题是家族企业传承。哀牢山离深圳很远，但企业家精神让深圳和哀牢山相通相近。我有一个提议，《深圳商报》可以组织读者前往哀牢山，一起探讨如何弘扬企业家精神。

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您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

其实，我已经说出了一位，那就是褚时健先生。说起佩服的企业家，可能大家会以为不多，但我恰恰相反。我有很多学习榜样，不但佩服，还从他们那里获得营养。先从深圳说起，我推崇的企业家有很多。在我的心目中，袁庚就是一位最成功的企业家。还有深圳的老领导梁湘、李灏，他们身上都有着强烈的企业家精神。

我还想说说特发。比如特发当年的老总孙凯峰、高林，这些国企背景的企业家此前还有政府官员的身份。在万科的创业初期，我们犯过很多错误，没有他们的包容担当，就没有万科的今天。

深圳的企业家是一个群体。比如深圳的“三马”——马蔚华、马化腾、马明哲，还有中集的麦伯良、华为的任正非等，我佩服的企业家可以列出一串名单。至于外地的企业家，我要举出浙江的鲁冠球、冯根生，还有马云、陈东升等，都不能不提。我还要提到万科原来的大股东华润，华润的掌门人宁高宁是我学习的对象。提起这些企业家，我是非常感恩的。

那么，您最推崇的企业家精神是什么？

这么多次拜访褚时健老先生，恰恰是因为在他身上有着我所缺少的精神。

首先是专一。

做烟和做橙子有什么关系？都是植物，都与农业有关。老先生为什么对气候、对土壤那么敏感？酿酒，榨糖，做烟，种橙，他的整个经历都和农业有关。做烟之前，他是做糖厂的；再往前回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家里的20亩薄地是种玉米酿酒的。万科原来搞多元化，最后专注房地产，可以说绕了一个大弯。

第二是钻研，也就是工匠精神。

第三是包容。

如果像他那样经历过那么多波折，我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有同样的乐观。三个月前，有传言说他去世了。他为此录了段视频，在镜头前说“我好好的嘛”，还说“看到大家对我这么关心，我这一生知足了”。我一次次去看望褚老，就是不断在汲取营养。我认为，大家都要受得了委屈。企业家不仅要有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在国家社会需要你的时候，能够站出来铁肩担道义。

2018年将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我国的发展也已进入新时代。您认为，新时代企业家要有哪些新作为、新担当？

我们是一个勤劳能干的民族，我们也拥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以创造财富而言，中国这片土地上有很多奇迹。但是放眼国际，企业家要有中长期目标，尤其是在研发和创新方面，要立足于国际先导性的标准。

企业家的理念一定要尊重知识、尊重产权。不可否认，我们的民族自身有短板，企业家在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必须要思考如何约束自己，减少投机取巧。推动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健康发展，企业家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认为企业家一定要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否则就不能跟上时代。

《深圳商报》今年推出这个年度报道，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向深圳的企业家致敬，向深圳的企业家精神致敬。您如何评价这个报道？营造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氛围，您认为媒体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责任担当？

把深圳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推到这样的高度，离不开媒体的支持。我在此感谢《深圳商报》对深圳企业界、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支持。

我是《深圳商报》的读者。作为企业家，我在情感上和商报更亲近一些。在我的印象中，《深圳商报》在重要节点都会推出策划。深圳的成长，媒体提供了推动力，也为我们企业健康成长做出了努力。这，正是我接受《深圳商报》采访的原因。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