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留学发展的新趋势 | CCG研究

        在全球化走向十字路口的背景下，全球留学发展受工作和移民政策调整的影响呈现出整体增速放缓的趋势，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传统留学强国的国际学生数量增幅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2016年出国留学人员增速放缓，但自费留学比例居高不下，留学发展继续保持平民化、大众化态势，留学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留学回国人员数量持续增加，既为我国经济社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储备，也使海归就业进入“青铜时代”，引发起留学生、家长及社会对留学价值的思考与讨论。来华留学方面，在国家重视和国际学生实习就业政策的积极推动下，来华留学生数量实现两位数增长，而在“一带一路”建设和“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影响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来华留学发展的增长点。基于对全球和中国留学特点的分析，本文就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来华留学发展、加强国际教育合作、打造海归发展综合性平台、加强留学安全教育与培训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进一步来看，以美国为例，根据IIE《2017年门户开放报告》（The Open Doors Report 2017）数据，2016-2017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新录取留学生290836人；虽然在美接受高等教育的留学生总人数达到1078822人，占美国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5.3%，占全球国际学生总量的24%，在所有留学目的国中排名第一；但是，从新录取留学生的增速上来看，2016-2017学年，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新录取留学生较2015-2016学年同比下降了3.3%，增幅同比下降5.7个百分点，2006-2007学年以来首次出现新录取留学生人数减少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2016财年仍然是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任期，但新任总统的竞选过程却为国际学生留学美国带来了显著影响，而留学签证数量的变化反映了这一新态势。根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U.S. 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Consular Affairs）数据，2016财年美国政府向留学生颁发的F1签证数量为47.17万，较2015财年下降26.78%，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首次下降，也是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非移民签证统计年份中的最大下滑。其中，对于这一变化反映最大的是中国留学生群体，2016财年中国大陆地区学生获得F-1签证数量为14.80万，较2015财年下降幅度达到46%，印度和韩国等美国留学主要生源国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这一担心也得到印证，2017年，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第45任总统，随后在工作签证和移民方面的政策变化，将可能对美国留学发展造成持续影响。

　　IIE在2017年7月发布的《Shifting Tides？》调查报告显示，46％的院校认为获得和维持签证是国际学生最担心的问题，其中中国和其他亚洲学生（除印度学生以外）更担心毕业后的就业机会；而印度学生对美国的潜在问题表示担忧，80％的院校回应安全问题是印度学生最为担心的问题，也有31％的院校表示印度学生感到不受欢迎也是其担忧的一个方面。

　　（二）亚洲地区仍然是最主要的留学生源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of Statistics，以下简称UIS）数据显示，2015年全球在读留学生按照生源地所属的大洲来划分，亚洲以57%的生源占比稳居第一位；其次为欧洲，留学生源占比22%；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和大洋洲留学生源占比分别为11%、5%、4%和1%。

　　从留学生主要生源地的排名来看，2015年全球十大留学生生源地中，亚洲占6席，包括中国大陆地区、印度、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伊朗和印度尼西亚。此外，欧洲占3席，包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北美占1席，为加拿大。

　　从留学生源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根据UIS数据和世界银行（theWorld Bank）对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划分，中等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对于留学的需求较大，而随着财富的进一步积累，以及对教育水平和未来发展的更高追求，该区域留学生源将会进一步增加。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对于留学也有一定的需求，但受经济收入的影响，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留学生数量仍然相对较少。

　　（三）学校综合排名是国际学生择校的主要考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以下简称OECD）发布的《Education at aGlance 2016》报告指出，留学项目质量备受留学生关注，尤其是对于留学学校综合排名情况的关注，因此很多国际高校也将提升学校排名作为吸引留学生的手段。目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高校排名包括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和教育组织QuacquarelliSymonds发布的QS排名。除此以外，学院或者留学项目的信息以及学术声望也对留学生择校有一定的影响力。

　　美国非营利机构世界教育服务（World Education Services）的一项持续性研究在2016年更新了研究结果，学校声望、学校位置、申请成功率和毕业后的收入水平是各国留美学生的普遍关切。其中，中国留学生更关注与留学直接相关的问题，如学校声望，占到受调查者的61%，其次为申请成功率48%、学校位置40%和毕业后的收入能力39%；印度留学生则更关注申请成功率，达到64%，学校声望和毕业后的收入能力关注度分别在49%和40%，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留学生并不特别关注学校的位置，反而更看重有更多深入研究机会的院校，选择比例达到41%。此外，该项研究的数据显示，留学生并不特别关注留学的费用问题，因为即使关注费用问题，对于自己期望的院校来说，也没有更多的议价空间；但是，对于一些国民收入相对不高的区域来说，其留美学生会更看重财务援助或奖学金方面的支持，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达到39%。

　　IIE《Shifting Tides？》调查报告指出，2017年秋季国际本科生的入学率似乎略低于2016年秋季，从26％下降到24％。据高等教育机构的受访者，国际本科生入学率下降的这2个百分点与美国国内学生入学率的变化相当，同期，国内学生的入学率从30%减少到28%。这一现象与美国国内学生申请更多院校并被更多的院校录取有关，国际学生的入学趋势也可能有着相同的原因，即为了在保证申请成功率的同时，尝试申请自己心仪的多所院校是留学生越来越普遍的做法。

　　（四） 工作和移民政策的变化对留学发展产生影响

　　欧美发达国家为国际学生提供了通畅的发展途径也是其能吸引大量国际学生的重要原因。从学生的留学申请和录取、学习期间的社会融入，到毕业后的职业发展，再到永居和入籍，都有明确且可量化预测的要求，为国际学生留在这些国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和预期。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6》报告指出，移民政策对于吸引留学具有重要影响。

　　1. 美国

　　美国东部时间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1月27日，特朗普签署“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政令（简称“禁穆令”）。2017年4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政令，在法律层面上确立了“买美国货，优先雇佣美国人”（Buy American, Hire American）的原则。为进一步保护美国本土劳工的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国务卿、司法、劳动、国土安全等部门改革美国的临时工作签证制度（H-1B），确保H-1B签证仅颁发给拥有最高技能或最高薪水的申请者，不能再让H-1B持有者取代美国工人。此外，美国媒体Vox公布的一份涉及H-1B改革的特朗普行政令中提到要改良现行的OPT制度，取消奥巴马政府对于STEM专业学生OPT给予24个月延长期的政策；另有议员建议取消现行的H-1B抽签制度，将H-1B申请的年薪标准从6万提高到11万。2017年8月2日，特朗普宣布支持“改革美国移民制度强化就业”的提案（Reforming American Immigration for Strong Employment Act, RAISE），力图通过建立择优积分制、取消绿卡抽签制度、减少亲属移民名额和难民接收数量来减少合法移民数量，以达到增加美国公民的工资收入和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法案显示，美国将效仿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通过建立以技能为基础的积分制来取代现有的绿卡抽签制度，对能在美国获得成功并扩大美国经济的移民将给予优先考虑，并根据申请人的教育背景、英语能力、工资水平、重大成就记录等条件决定积分值；同时，法案取消了成年子女、父母和兄弟姐妹的移民资格，并将难民的接收数量减少到每年五万人。当前，美国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为100万人，按照该法案，计划生效后的第一年美国的合法移民数量将减少41%，10年之内将减少50%。

　　“禁穆令”、H-1B签证制度、移民制度等一系列针对国际劳工和移民的政策改革，引发了国际社会和美国各界，尤其是科技领域的激烈反对。Facebook创始人兼总裁马克·扎克伯格、苹果CEO蒂姆·库克等高科技精英们集体发表意见，表达对新的签证和移民政策限制将导致美国国际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流失的担忧；而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将会让一部分人重新考虑留学美国的决定。根据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Services, USCIS）数据，申请H-1B签证的人数从2010年起呈不断上升趋势，但获得H-1B签证人数的增长则相对缓慢；2015财年，提交H-1B申请的人数高达34.87万人，而获得H-1B签证的人数则只有27.53万人，申请获得批准的概率为78.96%，较2014财年下降20.11个百分点，是近五年的最低值；2016财年，提交H-1B申请的人数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达到39.87万人，其中获得H-1B签证的人数为34.53万人，申请获得批准的概率为86.59%，较2015财年上升7.63个百分点，但仍低于2014财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时代，国际人才政策虽然缩紧，但引进高端人才的核心没有任何变化，国际高端人才竞争愈发激烈。

　　2. 英国

　　经济的低速发展使英国在留学、工作和移民政策做出了相应调整，留学生在结束学业后通过工作签证留在英国的可能性持续降低。与美国的OPT政策不同，来自非欧盟区的国际学生在学业结束后只有4个月的找工作时间，因此大部分学生在毕业后只能选择回国；而对于想在英国工作的留学生，则需要申请专业人士签证（Tire 2 (General) Visa）。T-2签证对学生的要求包括：①凭借特定技能，获得由具有T2签证赞助人许可执照的雇主提供的工作；②工资水平达到每年2.08万英镑以上（通常情况，特定工作有不同标准）；③除非赞助人（雇主）已获得完全认可（A rated），申请者的储蓄账户需要至少有945英镑的存款。

　　由于担心T-2工作签证人数不断增加以及英国公司过于依赖外国专业人士填补劳动力市场空缺，英国政府邀请英国移民委员会（Migration Advisory Committee）对现有的工作签证制度进行了研究。从2012年12月开始，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发布报告称，要将申请T-2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每年3万英镑；同时规定自2017年4月6日起，公司（签证赞助人）每雇佣一名非欧盟国家的外国工人需缴纳1000英镑的技术移民费（ImmigrationSkills Charge）根据BBC的一项调查，从2014年的T-2签证数据看，如果将最低工资标准从2.08万英镑提高到3万英镑，则有2.8万人将不具备获得签证的资格。从上一部分的数据看，2014年T-2签证的发放总量为7.57万，意味着37%的申请者将失去签证资格。关于1000英镑的移民技能费，移民咨询委员会设置的初衷是希望雇主能减少对国外专业人士的依赖，转而投资培养本国工人，然而关于T-2改革的报告指出，以2015年3月的Cos（Certificateof Sponsorship）签证为基础，参考最近的T-2签证增长量，移民技能费将增加雇主共计2.5亿英镑的经济负担。同时，也有评论指出，培养本国工人从事专业技能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英国正面临着短期的技能人才短缺，而且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可以根据人才的聚集在全球不同国家开展工作，如果英国失去了专业技能人才，这些大公司来英国投资并创造就业机会的可能性将降低，对英国经济也将带来负面影响。

　　2017年6月8日，在英国首相竞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特雷莎·梅（Theresa May）提出的保守党竞选纲领中指出，为帮助英国渡过脱欧进程、严格控制非欧盟移民，她承诺政府将对雇佣来自欧盟意外国家移民的雇主提高捐税。在她看来，“移民人数太多，增速太快时，很难构建一个团结和谐的社会”。2016年7月，特丽莎·梅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首相时再次表态，“新政府致力于减少移民数量，不会对外国学生网开一面”。被梅提拔的新任内政部部长安珀·路德（Amber Rudd）发表了一揽子收紧签证和严控移民的举措。在英国正式脱欧前，外籍人士的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可能遭遇重大变化。英国的工作和移民政策在未来将进一步收紧，对留学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加深。

　　3. 德国

　　德国凭借发达的经济、先进的学科技术水平和独特的文化受到国际学生、寻求职业发展机会的年轻人和移民的青睐。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和科学研究中心（German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Science Studies,DZHW）发布的科学大都会报（Wissenschaftweltoffen）显示，德国的国际学生从2008年起至2016年一直保护增长态势，数量从23.36万增加到34.03万，尤其是2012年以来，国际学生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5%至7%。

　　国际学生在德国毕业后，可以通过申请欧盟蓝卡（EU Blue Card）留在德国工作。欧盟蓝卡是给予从德国大学毕业的第三国求职者的一种临时居住身份，有效期为4年（如果工作期不满4年，则临时居住身份有效期为雇佣合同期限加上三个月）。按照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Federal Office for Migration and Refugees, BAMF）规定，申请欧盟蓝卡需满足以下条件：①获得德国或其他同等外国大学的学位；②公司的工作机会或劳动合同；③年收入最低达到48400欧元，短缺行业可降至37752欧元。此外，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还规定，来自第三国家的留学生如果在毕业后已获得与专业资格相称的工作、但工资收入没有达到欧洲蓝卡的最低要求，还可以申请临时居住权来保障在德国就业的相关权利。联邦移民和难民事务局数据显示，欧洲蓝卡政策自2012年8月1日在德国实施以来，申请人数呈快速上升趋势：2014年获得欧洲蓝卡的人数同比增长了4.94%，2015年该数据增幅高达22.11%，达到14468人。

　　2016年10月，德国在移民政策上通过了一项新的移民法案，通过打分制确定工作签证申请者是否能进入德国劳动市场（The Point-Based Modell Project for Foreign Skilled Workers,简称PuMa）。目前，PuMa项目虽然仅在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实施，然而该项新政不仅对申请人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语言水平和融入能力均提出了要求，还将对所有申请者根据分数进行排名并按照国家需求进行排队候选，此前可以在欧盟内自由流通的欧盟人才，也需要通过打分才能进入德国，且非欧盟移民则在5年内或将不能享受某些社会福利。与当前的欧盟蓝卡政策相比，PuMa及其打分制度显示了移民政策收紧的趋势。

　　此外，大量难民寻求庇护移居到德国，特别是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后，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北非等地的难民涌入德国，给德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包括政府财政负担加重、难民的文化和社会融入、民粹主义抬头和极右政党的崛起等。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Federal Criminal Police, BKA）数据显示，2015年针对居留法、庇护程序法和行动自由法的犯罪行为共计402741起，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157.5%（156396）。德国政府大举接收难民致使德国社会的内部冲突加剧，对社会发展形成挑战，也对吸引留学生和国际人才发展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

　　（五 ）  博士研究生中留学生比例持续增加

　　OECD《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7》数据显示，2015年在OECD国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比例为5.6%。其中，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 ISCED），短期高等教育项目的国际学生比例为2.5，学士及相同学位教育项目的国际学生比例为4.3，硕士研究生及相同学位教育项目的国际学生比例为11.5%，博士研究生及相同学位教育项目的国际学生比例更是达到25.7%。可以看到，随着学位教育级别的提升，国际学生所占比例也呈现增长的趋势。

　　从2012-2015年在OECD部分国家留学的博士生占该教育阶段所有学生的比例情况来看，OECD主要留学目标国家不但呈现出留学博士生占该国在读博士生群体较高比例的情况，而且还在所占比例上出现了连续增长。例如瑞士达到54%，较2012年连续三年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美国作为留学大国，其留学博士生占比从2012年的29%上升到2015年的38%，增长了9个百分点。

　　在对2016年和2017年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经济学类获奖者进行的简要分析中发现，19位获奖者中有四位获奖者在攻读博士阶段选择留学美国，2016年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大隅良典、2017年化学奖获得者阿希姆·弗兰克和理查德·亨德森虽然没有在国外读取博士，但也在博士毕业后赴美国开展了博士后研究工作。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和研究层次不断提升，学术研究群体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作为对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具有重要推动性的潜在群体，留学博士生占比的升高，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各国家博士生群体的数量，更重要的是，留学博士生作为相关领域的高端人才或者潜在高端人才，对促进专业学科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留学博士生比例的持续增加，为发达国家在专业学科领域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力量，而对高端人才的来源国家来说，如果不能形成有效人才回流或者人才环流，也意味着存在高端人才的流失的风险。

转载请注明出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