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 林宏宇：“一带一路”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更多更明智的选择

  华侨大学服务超过6000万的华人华侨，其中4000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我们知道华人华侨有很多资源，他们拥有的企业控制超过5万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有3万亿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相信他们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023年10月10日

• 林宏宇：中美关系不应如此“较劲”

  拜登上台给急剧下降的中美关系带来了希望，拜登第一年执政是中美关系改善的窗口期。

  2021年3月25日

• 林宏宇：当前中美关系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专家简介

  2019年10月24日

• 林宏宇：特朗普外交“新政”的内涵

  专家简介 林宏宇，CCG学术委员会专家、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近日举行的第二次“特金会”引起人们很多关注，不少人认为其结局似乎出人意料。但如果我们了解特朗普外交“新政”的内涵，就会觉得其实很好理解。   除了内政外，在外交方面，特朗普“新政”也很活跃。上任两年以来，特朗普在对外政策领域也是动作频频，风格独特，笔者认为他兼备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的“三大外交法宝”。 何谓“三大外交法宝”？是指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共和党总统在外交政策领域有3个较明显的特点，即“退出”、“逞强”与“单边”。依靠这“三大外交法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20世纪（尤其自1952年以来）的激烈选战中多次战胜民主党候选人。这很不容易，纵观20世纪以来的美国大选，尤其是国会选举，民主党一直领先共和党，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如果以1900年为统计起点，可以发现民主党比共和党多控制国会众议院16年，多控制参议院18年；如以1952年现代美国总统选举以来为统计起点则更加明显，众议院几乎成了民主党的天下，民主党曾经控制众议院长达40年（1955-1995年）。而唯独在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总统比民主党总统多占据了8年白宫。 所谓的“退出”，是指美国共和党总统常以现实的美国利益为由，退出或脱离某种国际机制或纷争。20世纪以来，实用主义哲学对美国政治影响很大，尤其对美国共和党总统的影响更大。受此影响，共和党总统往往倾向于退出耗费美国国力的国际冲突、战争、意识形态之争、国际担当或其他“国际政治的正确性”，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并赢取选民的支持。例如，20世纪20年代初，共和党总统哈丁退出其前任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倾心打造的美国引领世界的“十四点计划”，让美国回到孤立主义时代；50年代初，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兑现竞选承诺，果断退出朝鲜战争，这为其赢得了8年的白宫；70年代初，尼克松总统退出越南战争，曾让尼克松的民调支持率如日中天。 所谓的“逞强”，是指受美国大国意识与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美国共和党总统有时也常以强势外交，尤其是军事方面的强硬来获得民意支持。例如，20世纪初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推行“大棒”战略，通过武力追求美国在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势力范围，把美国利益从北美大陆推进到拉美和太平洋领域，而成为“美国英雄”；里根总统则通过“全面推回”战略，通过对苏联全面强硬，追求“美国的伟大”与世界领导权，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冷战英雄”。可以说，老布什就是借助里根总统的“逞强”光芒而继续执掌4年白宫。 所谓的“单边”，是指受实用主义、狭隘民粹主义等影响，共和党总统有时会极端片面地以本国狭隘的国家利益为重，不顾国际社会的关注或反对而采取单边外交行为。例如，2003年，小布什总统不顾当时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不顾法、德、俄、中等大国的不满，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单边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并凭借军事方面的绝对优势，任性高调地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支持美国，就是美国的敌人和对手”。凭此，小布什总统的民意支持率大幅上升，最高时达到将近90%，一扫其上任初期的弱势总统的形象，为其顺利连任打下基础。 笔者认为，特朗普外交“新政”同时兼具了上述美国共和党总统外交政策的3个传统与特点，而且还有所发扬光大，从而形成所谓的“特式风格”。 首先，“特式风格”的退出。即“打包式、大批量”的退出，不仅退出经济贸易协定等务实性的国际合作机制（如TPP、NAFTA），而且还退出像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联合国教科文、国际人权等涉及“国际政治正确性”与大国声誉形象的国际合作。换一句话来说，特朗普以“美国利益优先”为原则，回避国际担当与责任，任何导致加重美国负担的国际合作都是特朗普要回避的、要退出，而且即使这种“退出”有可能伤害到美国未来的国家声誉与名望，但只要“退出”是有利于眼前的美国利益，特朗普就会果断拍板决定。 其次，“特式风格”的逞强。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again!），基本上是复制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的“让美国伟大”的思路，也是强调加强美国军力、增加军费开支、军事项目优先、发展太空军事力量等。但特朗普更强调军人的政治作用，更喜欢从军方背景人士中挑选幕僚。所以，在其内阁成员中由不少军人或有军方背景的官员，如白宫办公厅主任、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助理等。 第三，“特式风格”的单边。极端强调以美国利益为重，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不论是否盟国，只要涉及美国利益，特朗普政府一律不顾对方关注与诉求，依靠美国霸权优势，实施单边制裁或行动。例如，特朗普不顾各方反对，单边开启对世界多国（含其盟国在内）的“贸易战”；不顾欧洲盟国的反对，单边重启对伊朗的制裁；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单边退出“中导”条约等。 因此，我们不能按照以前传统的美国总统标准来看待特朗普的外交行为。他除了上述特点之外，其成功的商人背景与张扬个性，也给特朗普的外交“新政”带来许多特殊的影响： 第一，虽缺乏从政与外交经验，但特朗普有成功的商人经历，他把商业谈判的技巧与理念引入国际交往。因此，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就成为特朗普外交决策的常态，外部世界要逐渐适应“特式风格”的这种特点——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 第二，个性张扬，好出风头，滥用自媒体。特朗普有个名言：好名声比坏名声强，坏名声比没名声强。这样的个性特点导致其很可能为了吸引外部世界的眼球或要创造某个历史记录而“胡乱决策”。另在当今自媒体时代，特朗普对“推特”（Twitter）的痴迷，也使其决策充满变数与不确定性。因此，在他逐渐适应美国总统角色的过程中，各种不合时宜的“错误言论”层出不穷，在中东问题、朝鲜问题等外交事务方面表现尤其明显。“特金会”就是一个明显例子。 第三，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其竞选承诺的政策兑现率极高。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他是1952年以来竞选承诺兑现率最高的美国总统，几乎达到80%以上。他在竞选时所发出的承诺，绝大部分都很快兑现了。因此，我们就很好理解特朗普对“修墙”问题的执着。 文章选自《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12期

  2019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