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G赴美调研报告:寻求稳定、均衡和共赢的中美关系

当前位置:
首页>
研究

CCG赴美调研报告:寻求稳定、均衡和共赢的中美关系

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开启其入主白宫以来的第一次访华行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并指出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伙伴关系构架。CCG 基于美国调研成果和在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领域的研究积累，现试从中美基建、经贸、人才留学、互联网治理、太空合作等12 个方面来提出建议，努力构建出一个共赢合作的中美大国关系。

（一）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

（二）中美双方可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

（三）加大对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农产品、商务客机等的进口，积极促进美方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控以缩减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

（四）中美尝试在太空、人才、互联网等领域加强合作，为全球治理创造正面事例；

（五）用全球价值链的解释，积极改变美方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偏见；

（六）突出两国服务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继续加大中美两国在旅游、留学、移民等领域的合作；

（七）中方积极引导中资制造业企业赴美进行绿地投资，增加当地就业、利用当地便宜能源的同时，同时提升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八）在坚持国民待遇前提下，中美双方进一步改善各自企业在对方国家的投资经营环境；

（九）中美双方加强在国债交易上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双方在国债的交易中实现共赢；

（十）加强两国省/ 州一级政府间在基建、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十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十二）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交流，承担起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弥合分歧的“二轨外交 ”作用；

　　11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开启其入主白宫以来的第一次访华行程。而中国共产党也刚刚成功召开了十九大。中美首脑会晤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为了迎接特朗普访华，更好加强中美双方尤其是智库领域的交流，10月份全球化智库（CCG）专家团深入美国的政商中心–华盛顿和纽约就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走访了美国政界、商界、智库界的各大机构并与其中众多影响力人士进行了深入交流。

　　期间先后与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传统基金会以及美国进步中心、对外关系委员会、移民政策研究所、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等主流智库和国会山两大党派的参众议员代表、亚洲协会、中国美国总商会、纽约百人会等中美商界代表进行了12场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活动。

　　CCG专家与美国议员、前官员以及主流智库人士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沟通。其中包括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主席里克·拉尔森(Rick Larsen)、美国民主党众议员代表泰诺·赛贝戈（Terra Sabag）、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办公室代表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传统基金会创始人兼总裁佛讷博士(Dr. Edwin J. Feulner)、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研究主任Elizabeth Economy、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基辛格事务所副主席Robert Hormats、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施静书（Josette Sheeran）、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前官员杜大伟(David Dollar)、美国进步中心经济政策研究主任安迪·格林（Andy Green）、东亚与东南亚研究主任布莱恩·哈丁(Brian Harding)、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兼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琳·鲍曼（Karlyn Bowman）、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西蒙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和亚洲经济高级顾问、前白宫APEC和东亚峰会协调人、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亚洲经济事务主任Matthew Goodman、美国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研究所所长戴博(Daly Robert)、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官员前官员Jeffrey Schott、美国商务部前副部长Bruce H. Andrews、美国商会高级总监、美国商会前大中华区高级总监Jocelyn Chan、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赞周善青、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主任、麦克拉提咨询公司执行主任James Keith、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顾问、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助理薛迈龙(Michael Schiffer)、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国际贸易顾问、前美国贸易代表处首席中国顾问Katherine Tai、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项目主任、世界贸易与发展集团主席John Dickson、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总裁滕绍骏、美国百人会大中华地区共同主席李学海、美国能源部亚洲能源高级官员David Wyche、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美中贸易专员、高级经济师Alexander Hammer等。

　　此外，CCG还分别在纽约曼哈顿和华盛顿国会山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会议室举办了两场中美经贸研讨会。包括美中公共事务协会执行总裁滕绍骏、百人会大中华地区联席主席美国威特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李学海、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参赞周善青、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Steve Orlins、中国美国总商会副会长、工商银行北美董事长肖玉强、中建美国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志刚、远大美国公司总经理王曙光、中车美国副总经理余继红、国家电网国际部负责人程梦蓉、万通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兼纽约中国中心董事长江泓毅、中信集团驻纽约代表总代表吕锋、百人会联合创始人邓兆祥、美国威特集团总经理刘志强、美国极妙国际教育集团董事长、纽约科技大学前校长张钟浚、Mayer Brow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洪、百人会执行总监张虹琳、中国联塑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革、WK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吴異军、杰布·布什办公室高级顾问张安菽、亚洲协会执行总监安平、ASG跨国性投资集团公司副总裁范唯、奥美公关副总裁、中国美国商会董事叶辉、美中公共事务协会副主席韦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美国代表处总代表赵振格、中国协会创始人兼会长、CCG高级研究员李叶青、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CCG副主席余卫平、中国联通(美洲)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海强、华为美国副总裁William Plummer、华为美国办公室主任张瑞军、国际金融协会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马青、Voko电信创始人蔡谦、太平洋智库首席执行官陈冰、创新中国投资创始人总裁崔嶠、哈工大机器人集团海外事业总监付恒、Baker & Hostetler合伙人Elliot Feldman、前墨西哥驻华大使McLarty Associates总裁 Jorge Guajardo、中国环境国际基金总裁(IFCE)何平、中国协会副主席Julia Liu、Wind金融信息新闻总监 Loretta Liu、西方亚洲委员会会长Alidad Mafinezam、Caracal国际传播公司创始人总裁Marc A. Ross、大成律师事务所战略投资总监俞洋、中关村管委会驻华盛顿总代表张群、Sinoinvest投资人田光起、中国驻美大使馆经济处一秘潘江、美国国际发展署贸易与监管改革办公室高级顾问吴嘉、中实集团董事长王天怡、美国合众国际社（UPI）名誉主编Michael Marshall、Perrigo Company PLC国际贸易关系与商业运营总监Sara Estes和美国华裔专业组织委员会主席张丽莉等在内的专业人士对中美经贸与投资合作的机遇和挑战进行深入研讨，并希望通过对话交流和研讨为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

对中美关系未来合作的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并指出要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伙伴关系构架。基于这次调研成果和CCG在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领域的研究积累，CCG试从中美基建、经贸、人才留学、太空合作等12个方面来提出建议，努力构建出一个共赢合作的中美大国关系。

　　一.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作，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

　　CCG在实地走访“美国进步中心”时就看到了他们为重振美国基础设施和工业而提出的《新马歇尔计划》报告。在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的大战略下，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在过去1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累积投资达到11万亿美元，这几乎是特朗普总统1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11倍。因此，中国的资金无疑将有力助力特朗普政府的基建规划，从而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中美基建合作也将有利于中国的企业积累海外经验，从而更好地实现“走出去”战略。同时，中美基建的投资也将带动中美两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以及高科技等企业的发展，并将为双方的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公私合营（PPP）模式开拓更多的市场和机遇。

　　此外，中方还可以借此邀请美方加入亚投行并参与到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第三方市场的开发合作建设中来。中国倡议组建的多边金融组织亚投行对亚洲乃至全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必将起到推动和示范作用，与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改造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十分契合。美国的加入有助于对美国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同时提升亚投行的国际影响力，为中美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带来机会。

　　中美推进基础设施合作需要克服保护主义思路，通过加强接触，对各自的投资环境、企业能力和社会环境形成相对客观的认识。双方在企业交流、金融资本合作、政策沟通和政府互动、第三方合作、智库合作建言献策等领域加大力度，借鉴欧洲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建设基础设施的成功经验，优化美国国内的PPP项目操作环境，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破口，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二）中美双方可以共同推进亚太自贸区（FTAAP）的建立

　　由于美国的退出，TPP现在面临名存实亡的状态。东盟主导的RCEP由于牵扯国家较多各方拉锯造成推进缓慢。 APEC即将在越南召开，中美两国首脑都将参会。亚太自贸区（FTAAP）融合了TPP和RECP各自的优点。因此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还不稳定的背景下，CCG建议中美两国应该携手合作，积极推动FTAAP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实际贡献。

　　亚太自贸区能为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效益上创造更多价值。中美两国应该在全球经济、安全以及能源和环境治理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鉴于特朗普总统在北美自贸区协定的趋软态度，美国可能重新回归亚太，并且重新开启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协定谈判。中美都需要类似亚太自贸区的平台，共同倡导更完善合理的21世纪经济规则。

　　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自贸区成立有助于消除贸易投资壁垒，为中国企业在亚太投资创造更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政策支持。亚太地区价值链和供应链发展和整合可以减少区内企业投资的成本，提高经营成功率。

　　（三）加大对美国的石油、天然气、农产品、商务客机等的进口，积极促进美方放松对华技术出口管控以缩减中美之间的贸易差额

　　2015年，美国天然气产量达到了7670亿立方米的峰值。美国能源信息局预测，到2020年，美国将拥有世界第三大天然气出口能力，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能源贸易是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新增长点，如果美国能够在能源出口基础设施上加大投入或与中方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上展开合作，为中方资本投资包括西海岸天然气设施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提供便利条件，将大大有助于平衡“对华贸易赤字”，也可带动美国传统产业的复兴和发展。

　　中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和出口国。据中国农业部统计，中美农产品贸易2006-2016年年均增长达15%，2016年中国进口了21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成为美国农产品的最大单一出口市场。自海湖会之后启动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开展之后，中国恢复了美国的牛肉、大米的进口，美国智库估计，牛肉、大米将与玉米、大豆一起成为美国对华出口的“拳头产品”。中美农产品贸易近十年来尽管增长迅速，但仍有很大潜力可挖。

　　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将需要至少5000架民用飞机，波音交付的客机中的25%是给中国客户的。在短期内中方可适量增加波音飞机进口，要求波音扩大与中国合作，要求美方再进一步放开对华高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

　　在今年7月中美全面经济对话（CED）欢迎午餐会上的演讲中，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指出，受美方陈旧的出口管制法规政策影响，美国企业没有获得应有的“蛋糕”。以集成电路为例，去年中国进口总额高达2270亿美元，但美国只占4％的份额。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也一直是阻碍中美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今年4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将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至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差最多可缩减24%；如果降至对法国的水平，最多可缩减34%。

　　因此中方在扩大对美部分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美方放松对华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指出这种限制给美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带来了一定程度上双输的结局。

　　（四）中美尝试在太空、人才、互联网等领域加强合作，为全球治理创造正面事例

　　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中美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动力也有责任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在相关方面做出正面示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和有效。

　　在太空治理方面，由于太空在科技、军事、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各国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和俄罗斯（苏联）的“太空竞赛”更是加深了双方的不互信、不合作，太空开发合作陷入对立和封锁的困境。“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三个大问题也体现在太空治理开发上。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第二次“太空争霸”，中美双方应该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上来积极推动太空合作，摈弃之前的封锁思维，通过太空领域的合作来给中美两国乃至全人类带来利益。

　　中国2022年前后建成载人空间站之后，国际空间站在2024年按照计划退役之后，届时中国将成为唯一拥有空间站的国家，为中美空间合作打下良好基础，中美太空合作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以中国智慧，向世界提供着中国方案。首先，提出太空合作倡议，形成共识，加强大国协调，现在太空开发的 “一超多强”格局暂时不会有太大改变，只有中美在意识层面达成一致，才有合作的基础；其次成立中美共同发起、多方参与的太空国际组织，共同制定太空开发规则，推进太空资源公平利用；第三从基础科研和商业活动开始，共同开展务实合作，由美国前国会议员弗兰克·沃尔夫2013年促成的“沃尔夫条款”，是中美太空合作的最大阻碍。但本条款并不包括商业合作。在技术的进步之下，越来越多的低成本、商业化的太空开发模式迅猛发展，可为更多中美太空合作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进而促成全面太空治理合作。

　　美国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当前仍旧是世界最大的移民接收国，尤其是对高技术高水平人士的吸引力一直处在国际的领先水平。中国现在是人才大国，也是贸易流动和资本流动大国。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人才流动不断增强的时期，中美共同推动成立国际人才组织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贸易流动领域有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全球治理，资本流动领域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人才流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学历的互相认证、工程师资格的认证、甚至未来移民的配额、留学生的管理等，特别需要一个国际组织来协调并来探讨如何进一步做好这方面工作的管理和提升。中美双方可以在这个领域里积极配合、加强合作，这既有利于中美双方，也有利于全球各国人民。

　　虽然互联网的诞生只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但它与通信网、计算机系统、自动化控制系统、数字设备及其承载的应用、服务和数据等构筑的网络空间，已成为人类继海洋、陆地、天空和太空之后的第五大生存空间。由于互联网是新兴的产业，同时发展迅猛，其超区域性的特点对互联网安全和监管治理提出了挑战。各国都面临着互联网带来的政治、经济、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困扰。

　　作为中国与世界互联互通的国际平台和国际互联网共享共治的中国平台—-世界互联网大会已经永久落户乌镇而且已经成功召开了三届。让各国在争议中求共识、在共识中谋合作、在合作中创共赢成为中国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前提。中美两国是当前世界互联网发展的两个最大引领国，因此两国都有需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加强合作共同构筑网络命运共同体。

　　（五）努力建立更为准确的贸易衡量标准，指出当前统计方式的不足以及美中服务贸易美方的巨大顺差，用全球价值链的解释，积极改变美方对美中贸易逆差的偏见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500%，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出口90%的增幅。服务贸易上，美方长期保持顺差。按中方统计，2006 年至2016 年，美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44亿美元扩大到869亿美元，增长5倍。2016年，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达到557亿美元，约是2006年的40倍。同时，中美贸易逆差的数值有被夸大之嫌。2016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540亿美元，和美方统计的贸易逆差额相差了近1000 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复杂，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再出口等。中美两国商务部就统计差异进行的联合研究表明，美方统计的2008 年至2014 年逆差数据平均高估19%。按此推算并扣除中国加工贸易中的进口成分和美对华服务贸易顺差后，2016 年美对华贸易总体逆差额将调减至1648 亿美元，调降一半以上。最近一份着眼于国内增加值（即各自国家向对方出口商品和服务所创造的GDP）的研究报告估计，201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327亿美元。而这种基于增加值的估计，还没有包括中国企业向美国公司的子公司支付的专利许可费，这些费用可能高达数百亿美元，理应被归为美国对中国出口服务的收入。如果把这部分算进来，美中贸易逆差甚至更小。

　　由于中美两国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不同区域，两国的分工和在其中获益的地位自然不同。很多美方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处在产业链的顶端，中国处于中间。它们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使得产品的相当部分元器件是从他国进口到中国，最终到达美国的出口价值就被实实在在地记录成了中国的出口，实际利润大部分由美国企业拥有。这种所谓的“中美贸易的不平衡”都是在统计实物贸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这样的统计方法严重扭曲了国与国之间贸易平衡的真实情况。

　　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邢予青教授研究指出当前跨国公司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其无形智慧产权的附加值。他以在中国设厂生产的苹果公司为例，指出根据传统海关统计，苹果公司2015年海外市场取得的1400亿美元的收益都不计入美国的出口。如果将苹果公司在大中华区获得的附加值收益计入美国的出口，那么美对大中华地区的出口就增加13.1%，双边的贸易赤字就会缩减6.7%。而这只是苹果一家公司。

　　因此中方要创新统计方法和标准，调整统计方法，把中美贸易的真实情况开展宣传，最终取得美国政府、社会各界的认可。

　　（六）突出两国服务贸易在双边贸易中的地位，继续加大中美两国在旅游、留学、移民等领域的合作

　　长期以来中美之间以旅游、留学和技术移民为代表的服务贸易一直被忽略。而这部分贸易美方一直保持顺差。2016年，美国在教育、旅游、知识产权、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贸易上，对华的顺差为557亿美元，是2006年的40倍。根据商务部今年5月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在中美服务贸易中，根据中方统计，2016 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 557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3.1%。

　　以教育为例，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IE）的数据，2016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为32.85万人，中国在其生源国中排名第一，占美国留学生比例的31.5%。从2010年到2015年，中国赴美留学生增加了近3倍，达到30万人，以2016年中国留学生人均在美国年花费4.5万美元计算，中国留学生一年为美国带来了约159亿美元的收入。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的美国人只有2万。

　　根据美国商务部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达到近300万，增长了15%，消费支出330亿美元，上升了9%。，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长，其中12年都是两位数的增长，而且从2005年至今中国内地游客人数已经增长了十倍。同时，中国内地游客在美旅行支出排名第一，2016年共消费了330亿美元。

　　根据美国EB-5投资移民行业协会（IIUSA）的数据，2016财年，各国申请EB-5申请总数为13273件，其中，中国家庭占10948件，占比达到82.48%，中国大陆的投资人仍是申请EB-5的主力军。根据EB-5投资移民的最低金额为50万美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在留学、旅游、投资移民等方面的服务贸易都处于逆差的状态，中国在向美方以及公众介绍和说明之外，也应该积极谋求在这些领域的变革。改善国内的教育、旅游以及投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游客以及企业界尤其是创业者来华，从而逐步改善在服务贸易上的不利地位。

　　（七）中方积极引导中资制造业企业赴美进行绿地投资，增加当地就业、利用当地便宜能源的同时，同时提升中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根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荣鼎集团联合发布的报告，2015年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超过150亿美元，其中绿地投资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交易金额达到18亿美元，同比增长34%。

　　目前，中国企业在美国附属公司数量已超过1900家，在美国42个州开办有业务，总雇员人数达到9万人，3年增长了3倍。

　　中国福耀玻璃成为在美进行绿地投资的成功典范。目前福耀玻璃已在美国遭受去工业化冲击最为严重的“铁锈地带”的密歇根、俄亥俄两地总计投资超过10亿美元，雇佣逾4000名美国本土工人。

　　中国钢铁企业可以参考福耀模式在美投资设厂。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美国的能源又能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市场覆盖。同时美投资钢铁业政治效果明显。美国钢铁行业涉及27万左右员工，虽然仅占全美就业人口的不到0.2%，但多集中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密西根州和宾州的“铁锈地带”，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态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将在中美经济关系中起到标杆作用，为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中赢得有利的地位和谈判筹码。

　　（八）在坚持国民待遇前提下，中美双方进一步改善各自企业在对方国家的投资经营环境

　　十九大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对外资加大开放的改革方向。中方要积极落实降低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海外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进一步加强工作力度；美方也应该减少利用国内的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阻碍中方在美的投资和正常经营。中方企业也应该在熟悉美方的环境下，积极开展游说，搞好与当地媒体以及第三方组织的关系，尤其是加强与州一级政府的合作。

　　此外，中国要细致梳理今年发布的相关政策和重要精神，进一步重申和细化相关政策，加强与在华美资企业的交流，营造良好的双边合作氛围。

　　（九）中美双方加强在国债交易上的沟通和协调，促进双方在国债的交易中实现共赢

　　根据美国财政部10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增持345亿美元美国国债，为连续第7个月增持。当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规模增加至1.2万亿美元。今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水平超过日本，再度成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者。中国对美元国债的购买，在当前特朗普政府积极减税、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背景下，一方面可帮助美国政府实现财政的收支平衡，另外也为其基础设施更新换代提供必要资金。当然中国对美元的持有也可以实现人民币的保值增值，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降低美方对中方的“汇率操纵”的指责。中国作为第一大美国国债持有方，表明了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的紧密性同时也在美国制定对华政策时不至于过于极端，起到很好的金融平衡器的作用。

　　（十）加强两国省/州一级政府间在基建、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美国各州对自身经济事务拥有高度的决策权，并且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将是中美两国良性互动的强有力支持者和双边关系的稳固器。建议中国政府鼓励各个地方加强与美国各州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

　　以今年6月份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订的气候协议和清洁技术协议为例，此协议充分反映出了美国州政府在对外合作上的主动性。这可以作为以后中国企业界与美方合作的一个样本来研究。中方要充分认识到美中两国的政治运行逻辑的异同点，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当前在特朗普减税以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环境背景下，美国各级州政府对投资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十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据中国商务部《2016年商务工作年终综述》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累计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99.9亿美元；2016年，中国企业在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32.4%。根据荣鼎咨询的数据，从2000年到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共雇佣了近10万名美国工人。中美投资关系进入中美相互投资的新阶段。

　　此次CCG专家团在美国专门拜访了主推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CFIUS）改革的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rnyn）办公室并与其办公室代表内森·沃尔夫（Nathan Wolf），CCG了解到美方正在逐步加大对外资审查的力度，美国投资环境也在变化。另外中国的政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导致2017年以来中国对美投资增速减缓，这也说明中美相互投资的增长基础有待夯实。

　　中美双边投资的情况要远好于中美贸易领域纸面上的“巨额赤字”。但投资也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美中关系、中美各自国内政策的影响。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中方应力促中美双方尽快重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以稳固双边投资的制度环境，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预期。

　　（十二）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非营利组织之间开展合作交流，承担起增进了解、消除误解、弥合分歧的“二轨外交 ”作用

　　从CCG刚刚结束的美国之行来看，美国智库尤其是对特朗普总统有重要影响力的两大传统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与传统基金会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具体情况还缺乏足够的了解。由于此前缺乏与来自中国大陆智库的沟通，这些保守派智库对大陆存在大量的误解和认知盲区。因此需要中方的智库，尤其是社会性智库增加与他们的接触，将中美合作对美国的重要性更多地介绍给他们，从而有利于消除误解，减少美方非理性的决策更好地维护我国的自身利益以及中美合作的大局。

　　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磨合阶段，中美智库可以通过开展“二轨外交”，积极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作用。

　　美国智库中有大批原政府、原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他们具有丰富的政治、外交、经济治理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能够发挥较强的政策影响力。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通过沟通达成共识的话，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共识，这也需要中国智库更具全球视野，重视吸收国外智库的优秀成果和经验，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小结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经济体，两国经贸关系不仅影响两国的经济发展，也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中国要积极维护中美合作的整体局面，以争取合作共赢为基调，有效管理两国经贸关系，推动中国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美两个大国关系错综复杂，历史上从来没有两个大国像中美这样联系如此紧密而同时又保持了彼此的不同。在特朗普即将开启其第一次访华行程之际，CCG专家团一行践行了中美人文交流的精神，积极发挥智库的“二轨外交”作用。通过CCG专家实地赴美的走访和交流，积极推动中美双边的理解和沟通。同时结合CCG多年的研究，总结出对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些建议，供相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作为参考。

引用本报告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CCG赴美调研报告：寻求稳定、均衡和共赢的中美关系》报告。

附录

CCG专家团名单

　　王辉耀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

　　苗绿博士，全球化智库（CCG）副主任兼秘书长

　　李卫锋博士，全球化智库（CCG）执行秘书长

　　唐蓓洁博士，全球化智库（CCG）副秘书长

　　肖慧琳博士，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王直博士，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李叶青，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

访问和交流机构名单：

政府、政党以及非政府组织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