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乐：促进外资增长要 突破传统民族工业思维
2017年11月2日
王志乐，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国务院继年初发布《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5号文）之后，8月又发布了《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39号文）。
10月13日，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王志乐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中央的部署、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对于外资增长面临的困境有非常强的针对性，但其在调研中也发现，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仍是不少外资企业面临的痛点。
当前跨国企业已进入全球公司阶段，正在打造全球价值链，与投资所在国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竞争力，并带来全球竞争方式与规则的变革。
王志乐认为，新形势下，中国外资政策需要转变观念，从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中国不能排斥外资，更不能仅仅利用本国资源搞“自己创新”和“自创品牌”，而应该在全球吸纳和整合资源，融入并打造全球价值链，增强全球竞争力。
此外，他认为，中国应当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上升到开放合作的新国家安全观。
在近期对IBM、杜邦道达尔、戴姆勒、宝马、松下、三星等20余家外资跨国公司的调研中，王志乐发现，外资企业反映的具体困难与问题主要集中在放开市场准入和落实国民待遇两个方面。
他表示，不少外资企业愿意扩大在华投资，但是遭遇到市场准入限制。例如，一些跨国公司愿意参与国家科研项目，有关文件也允许外商进入，但是相关部门并没有提供具体可行的通道；汽车业跨国公司有意独自投资汽车租赁等服务，交通部门至今没有具体的政策措施。
在国民待遇方面，不少外资企业希望被作为当地企业参与国家有关行业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制定，但是在华外资企业或者不能进入行业协会，或者进入协会了讨论政策与标准时被排除在外。
“我们要促进外资增长需要解决这些担心和忧虑。而这显然不仅仅是外资政策问题，而且也涉及国家产业政策的问题，甚至涉及国家安全发展战略问题。”王志乐说。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明确提出，要加快放开多个竞争性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会议强调，外资企业准入后按照公司法依法经营，要做到法律上平等、政策上一致，实行国民待遇。
这无疑正好切中了外商投资的“痛点”，因此受到外资企业的普遍欢迎，而其后续配套政策的落地也备受外资企业期待。
王志乐认为，解决跨国公司的担心需要准确了解外商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趋势，从它们的发展趋势中分析和判断其所提意见是否具有合理性，找到因应之道。
他表示，随着全球市场的出现，跨国公司正迅速走向全球公司。与前者不同，全球公司正在打造一个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吸纳和整合资源，承担全球的社会、环境和合规责任，从而与投资经营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到2016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比例、海外销售比例和海外雇员比例分别高达63%、64%和57%。“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就业时，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它们与投资所在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王志乐表示，全球公司打造的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范围内企业竞争的方式和规则，应该对这些新的竞争方式和竞争规则展开研究，制定实施有效的外资政策，并推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之时，面对着的是已经改变了的全球竞争新方式和全球竞争新规则，这是严峻的挑战。”他表示，中国的产业政策应该有利于本土企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有助于本土企业在全球产业中转型升级。
“当前一些人仍按照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限制外资的准入，以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对扩大开放促进外资增长设置障碍。中国应改变这些既有的不符合发展新需求的观念，以更积极的姿态扩大开放，促进外资增长。”王志乐说。
这需要从传统的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
王志乐表示，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形成了一套凭借自身资源振兴民族工业的思维。这种思维在过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它已经不再适应当今中国发展的实际需要。
他认为，当前在强调“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应警惕进入偏离全球价值链的误区。
首先，“自主创新”不等于“自己创新”。王志乐表示，全球价值链的三大主要环节（研发设计、制造组装和营销服务）往往难以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必须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当下应警惕“自己创新”而不研究在全球价值链中怎么与先进企业合作竞争，这种倾向往往会导致出现“秀自主，不创新”的现象。
其次，中国企业的自主品牌不等于中国企业自创或自建品牌。他指出，从品牌发展规律来看，国际知名品牌建设有多种途径，包括自力更生独自创造自己的品牌、和其他企业合作创造新品牌，也包括通过收购获取国际知名品牌，例如吉利收购沃尔沃。
在他看来，中国企业应该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吸纳和整合资源，增强全球竞争力，而不是将眼光局限在国内，仅仅利用本国资源搞“自己创新”和“自创品牌”。
与之相应，中国也需要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上升到开放合作的新国家安全观。
传统跨国公司转型为现代全球公司，一个重要变化在于全球公司与投资所在国有了越来越多的利益交汇。
他表示，全球公司早已不再是“掠夺中国资源”的传统跨国公司，而是有助于中国融入全球经济，有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中国与他国构建利益共同体，从而有助于中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有助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
当然，部分全球公司由于其强大的全球竞争力，有可能对中国企业和产业带来冲击，部分公司利用在信息技术上的优势有可能对我国信息安全带来隐患。
面对开放带来的这些挑战，王志乐认为，应该把这些问题视为中国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具体战术问题，在具体合作项目上应当谨慎，防范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战略上应当积极合作，发挥外资的积极作用，不能因具体战术问题动摇了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大战略。
文章选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7年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