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TPP与反自由贸易的导火索
詹姆斯在讨论全球化逆转政治过程的标志时选中了反自由贸易运动，但是他没有对这个运动为什么能够发展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进行概念化。全球化推动的自由贸易固然给发达国家带来深刻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已经存在多年，为什么这次在美国的大选中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本文认为，其根本原因是当全球化出现危机，人们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时，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试图以更大的力度开放国境，促进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恐惧并激起强烈的政治反弹。全球化逆转的政治动力来自于危机环境下要求政策范式转变的急迫性和政策制定者们总是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强大惯性之间的突出矛盾。
对美国的决策者们而言，中国崛起是全球化带来的最大挑战。而奥巴马政府选择的因应之道是使用冷战时代的老着数，即军事方面的战略联盟与贸易制度安排的结合。
奥巴马政府推行的21世纪大战略在亚太地区依靠重返亚太和TPP，前者会把美国60%的军事力量转移至亚太地区，后者则代表新一代自由贸易协议，它将对WTO所代表的现行贸易体制有深刻的影响。重返亚洲和TPP的结合在原理上非常接近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实践，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依靠北约联盟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对抗由前苏联率领的东欧集团依赖的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
不凑巧的是，当奥巴马使出全力推进TPP时，正值美国经济经历二战以来最脆弱的复苏。在二战后，美国经济通常在遭遇衰退后能快速恢复。当经济衰退袭来，银行会减少对业绩糟糕企业的贷款，风险投资家会停止投资表现不佳的初创企业，现存的许多企业会倒闭，他们的资产会被清算。而所有这一切会为新企业的诞生创造空间。由于失业救济不能持续很长时间，即便工资减少、被迫改换职业和向不同的城市迁徙，丢掉饭碗的工人仍有很强的动力去找新工作。然而，在2009年第二季度到2016年第二季度之间，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2%左右，这与此前几次经济复苏时期2.6%-7.5%之间的增长率形成鲜明对照。
全球化的引擎——贸易和资本的流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已经开始失去动力。金融分析师萨提亚吉提·达斯（2015）指出，“商品、服务和金融的跨境流动在2011年达到峰值，从1990年占全球GDP的40%上升到了60%。在1951年到2008年这58年中有49年的贸易增速要快于全球经济的增速。在1980年到2011年间，贸易年均增速为近7%，是全球经济增速的一倍。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境投资与借贷的增速也快于全球产出。在1980年到2007年间，这些国际金融跨境流动从占全球GDP的4%（4700亿美元）增长到占21%（12万亿美元）的顶峰。全球金融危机或许标志着全球化的顶峰。在全球经济部分复苏后，全球贸易中商品和服务的增长下降至每年2％-3%左右，接近或低于全球经济增速，这是数十年从未有过的情形。金融的跨境流动与全球金融危机前相比要低60%左右，从占全球GDP的21%降至2012年的5%。
在这样一种不利的经济环境中推动TPP，奥巴马面临的难题不言而喻。美国人之所以反对TPP是因为当年美国把贸易政策当冷战武器用时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今天已经没有几个人愿意再承担这种代价。
在冷战时期为了对抗前苏联，美国政府把一种被称为“不对称合作”（asymmetric cooperation）的贸易政策做为招募和维持盟友的方法。它指的是美国向其盟友的出口开放美国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向美国的出口关闭其本国市场。这项政策是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年这个政策不仅使西欧和东亚国家很快在国际竞争中加强自身实力不断战胜美国企业，也迫使许多美国企业为了绕开这些国家的保护政策，到欧洲和亚洲进行直接投资。离岸生产的结果是许多工作机会从美国流到海外。
虽然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消除了很多贸易壁垒，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生产的时代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再也没有将生产基地移回国内。事实上美国签署的许多自由贸易协议都是以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而告终。伯尼·桑德斯在其总统竞选中提出，TPP“将重蹈美国与墨西哥、中国以及其他低工资国家签订的那些失败的贸易协定的覆辙，这些协定已经使美国失去数百万个工作机会，并导致成千上万个工厂关闭”。根据这个协议，美国的跨国公司会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离岸到低工资国家，加速美国国内“争相衰落”的境况，并进一步加剧对海外工人的剥削。
尤其令许多美国人——包括最初作为国务卿积极推动TPP的希拉里·克林顿——感到不可接受的是，奥巴马政府为了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追随冷战时代的原则用经济利益换取盟友在军事方面的支持和合作，在TPP签约时作出许多妥协，却没有认识到由于美中贸易的特点，这样做最后既吃亏又达不到目的。
美国政府在签署TPP最终协议文本时却作出许多重大妥协。其中的一个妥协是在关于原产地原则的条款中对最终产品中域外产配件比例的规定。起初美国政府坚持65%的最终产品的零部件必须来自TPP成员国。最后为达成协议，美国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将最终产品零部件来自成员国的比例由65%削减至45%。
将零部件原产地比例降低至45%的妥协让TPP协议变成一个黑色幽默：当奥巴马总统游说国会争取支持时，他有意宣称TPP的目的是阻止中国获取经济领导权。但在TPP的批判者们看来，这个协议除了为中国造的零部件进入美国市场提供后门以外什么都不是。这里的悖论是，奥巴马如果不对配额限制作出重大妥协将无法达成协议，然而，一旦妥协又极大地削弱了TPP最初设计的目的，因为它严重忽视了美中经济关系的特点。
与冷战时期美国领导的西方集团和苏联领导的东方集团之间没有太多贸易往来相反，美中两个经济体已经深深地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是美国在亚洲的许多盟友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14年以来中国是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及其与12个TPP成员国的经济关系，TPP要想把中国排除在外将产生巨大的调整成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的跨国公司将其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随着这些跨国公司将其产品从中国出口至美国和欧洲市场，作为生产者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与出口目的地欧美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平衡发生了深刻变化。例如，在1989年到2008年间，美国和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维持在同一水平。然而，日本在美国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由39%下降到了11%，而中国的则从2%增加到28%。 尽管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快速增长成为一个重要的双方经济问题，一个双方政府部门参加的研究团队却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多边问题，而不是双边问题。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普朗，都指出美国在TPP协议中就零部件原产地比率作出妥协的荒诞性。克林顿在2016年3月12日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一次竞选集会中指出，“我们不能让原产地规则使中国——或其他国家，但主要是中国——绕过贸易协议，这是我反对TPP协议的一个原因”。特普朗也认为，TPP就是给中国的赠品，“我们正在放弃的东西最终会成为中国的‘后门’”。特普朗进一步指出：“中国会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多地利用TPP协议的所有漏洞。”
这一悖论突出显示在全球生产的时代重拾冷战策略的内在矛盾。跨国公司总部与分公司之间、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的分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企业内贸易，是支撑全球生产在中国运行的基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全球生产体系与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的经济合作关系已经紧密到任何有意使之分离的努力都将遭遇许多困难。
冷战期间美国为了拉拢盟友允许盟国对美国产品关闭市场。在全球化的30年中，美国工会的一贯诉求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劳工标准，认为在同一标准下美国企业可以与发展中国家竞争。但是，奥巴马为了达成TPP协议，在劳工标准上又进行了妥协。成员有56个工会并代表超过1200万美国劳工的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的主席理查德·特鲁克马指出，“虽然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文本声称会给成员国工人更多发展空间，允许他们组成工会，但协议中的实际语言仅仅是作出一些虚假的许诺。事实上，有着糟糕劳工标准的（TPP）成员国并不需要为履行TPP劳工相关条款的承诺做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一个成员国或许会采用最低工资标准，但是甚至每小时一便士的工资就足以达到TPP的要求。反过来，这会对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产生消极的影响。在越南这样的国家，工人习惯于在不安全条件下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以及低收入水平，美国工人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这个贸易协定的目的是通过外包的延续和工作的外流来支持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供应链。”TPP的批评者认为，“这个协议并不会给他们更多的权利或者更多的途径来加强工人的权利和环境权利，以及保护美国公众、美国工人和美国的环境”。
在批评者看来，TPP协议中一个比冷战时期以经济利益换军事利益的交易走的更远的内容，是美国赋予外国公司通过国际法庭起诉美国政府的权利。其他国家的TPP批评者们通常把这一条视为美国跨国公司企图破坏他们国家主权的途径，而美国的TPP批评者则担忧TPP会使外国企业对美国的公共政策施加不正当的影响，批评者特别关心TPP规定的一个法律程序，即“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ISDS）。当外国公司认为东道国的法律过度限制投资者利益时，ISDS允许这些公司在一个国际仲裁法院挑战东道国的相关法律。当法院支持跨国公司的申诉时它有权力对相应国家政府处以罚款，以促使这些国家改变他们的法律，并阻止它们在将来设立类似的规制。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指出：近年来跨国公司大大增加了对主权国家政府的起诉次数，在埃及起诉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在德国起诉能源去核化。AFL-CIO主席特鲁克马也指出，“（TPP）会鼓励并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机会去使用连美国公民都没有的方法来攻击我们的法律。这个权利仅仅赋予外国公司和它们可以使用的秘密法庭，而美国公民却没有这个权利。这完全是错误的，它对美国没有任何好处” 。
当经济陷入困境时，保护社会通常成为重要的政治议程。本来美国社会的底层就已经面临长期的困境，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缓慢，许多美国人在寻找安全岛。正当开放经济的消极影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时，奥巴马政府却要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这就给反全球化和反自由贸易运动提供了最好的炮弹。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主编：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