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殷弘:不应过分强调中国历史上竞逐霸权的特殊性

2017年8月30日


专家简介

时殷弘,全球化智库(CCG)学术委员会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竞逐霸权是中国传统的经验,中国传统两个霸权:华夏霸权(对内)、华夏帝国霸权(对外,华夏外战)。华夏霸权形式比较单纯,就两种:一种是专权统治,最极端的是秦始皇帝国。还有王侯分封,春秋、西周、东周以及后来的汉等等都是分封,分封好还是完全是集权主义统治好,中国历史一直在反复、交替,一直到明朝、清朝才固定下来。


华夏帝国霸权的形式比较多样:一是帝国统治,二是宗主和附庸关系,还有一种是维护华夏地区、华夏中央的权威,跟羁縻有点关系,只要不入侵,两三年送头羊、牛就行了,还能带回华夏帝国的礼物。另外,竞逐华夏霸权之道较为单一,就是在华夏之内统一中国,不管有没有王侯分封。而竞逐帝国霸权的途径较为多样,一个是竞逐,一个是表面上的朝贡,实际上追求的是平等外交。


最重要的是霸权从何而来。我们先讲“自由王国”,有两项:最根本的是要把国内体制、国内政治文化、国内战略资源最优化,搞好国内。当然怎么搞好有标准——竞逐霸权。比如秦王国要统一,秦帝国要最优化。自由王国第二个范畴是大战略问题,要有合适的大战略,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第二是手段的多元性,还有主要手段的选择,虽然多元,但在一定形势下有主要选择。第三是成本收益,多大代价、多大风险、多大损耗,要有一个过得去的比例。


现在我们来看“必然王国”,上午诸位发言都本质地涉及到必然王国。一是体系结构有制约或者规定作用,我主要就重大战争的作用问题来谈体系结构的规定制约,必然王国是第一步。所以竞逐霸权之道不仅仅是战略结构的问题,有时必然王国似乎有两种结构:一种是权势僵化的结构,权势分散,这个权势主要指战略权势,狭义指军事权势。不管是中国春秋时期还是其他时期,还是现代西方早期、中世纪都是分散的,权势分散结构的战争作用相对较小。还有战略权势极化的结构,它的战争作用比较大,甚至有一场决定战争定性,无论中外。为什么重大战争作用会有这个差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后一种权势极化过程中,国际体系里的缓冲区较小,回旋余地较小。


第二,必然王国的第二范畴,就是地缘政治的规定或者制约作用。由于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变化,世界历史、人类历史最大的制约尽管是变动的,但相对来说是这样的。处于中央位置的国家,在体系当中相当艰难,例如特别有说服力的范例之一就是战国时的魏国。对中央位置国家如威廉德国、希特勒德国来说,赢得几场重大战争是必须的。相反,楚国、秦国相对有利。所以他们也必须赢得一场或若干场重大战争,但同中央位置国家相比,笼统讲,其重要性较小。总的来说,跟中央位置国家相比,这一类大国竞逐霸权的成本相对较低,代价也较低。


然而,霸权之后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历史上经常有盛极而衰甚至盛极而速亡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例子是秦二世而亡。算总账要提出问题,就是竞逐霸权是否值得赢得合适的位置。
 
春秋五霸,后来为什么不谈吴越?春秋五霸与经典的欧洲(18、17世纪的欧洲甚至中世纪的欧洲)很相像。尽管其战争相对来说不是总体战争,有的时候打了一小仗,会产生很广泛的政治作用。所以经典欧洲、中世纪欧洲、春秋时期,总体上的权力和权威转移,经常是和平的,或者更严格来说是借助于准暴力,打小仗或者是武力威胁,打过有限战争甚至连战争都算不上,但毕竟是有限的军事遭遇,所以权威很重要。但这也不是中国独特的,中世纪欧洲、现在早期欧洲,那些想称霸的国家经常使用这种手段。合法性的问题同样很重要。我们还不能太强调中国特殊性,这是时代性的问题,所以我坚定相信:我们不是独特的,虽然特殊,有中国国情,但没那么多,历史上中国怎么这么大,确实通过了很多的历史途径,而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征服性战争、扩张性战争。



文章选自灌茶家,201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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