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

　　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公布了旗下世界银行国际比较计划（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rogram） 的调查结果，该报告采取的“购买力平价”比较方式显示，中国当年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一结果的发表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金融时报》报道称，这意味着美国自1872年以来拥有的“世界最大经济体”头衔将让位给中国，这无疑是世界力量平衡的战略性转变。然而，中国国内对于这一结论却远不如外媒来得兴奋。201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理性看待“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评论文章认为，“无论是市场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都无法真实反映一国的经济规模。……世行关于‘中国经济规模世界第一’的判断在一定意义上是统计指标调整的结果。……国际社会也不应该因此对中国发展水平做出不切实际的评估。”

　　事实上，中国官方一直在此前试图说明该报告所依靠的数据和方法站不住脚，内部人士披露，早在2013年，中国方面就不愿意接受这份报告。最终，报告中加入一行文字指出：“中国国家统计局对于报告所用研究方法的某些方面表示了保留意见，并不认可报告得出的结果属于官方统计数据。”中国政府一直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带领成千上万家庭脱离贫困为使命，通常并不对外界关于发展成就的表扬表示反感。国际比较计划报告之所以引发争议，主要是因为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同时意味着随之而来的国际压力和额外的国际责任。

　　对于其他国家抛来的“世界领袖”的帽子，中国领导层一直非常谨慎。早在2003年，国际上就有让中国加入全球治理重要机制的八国集团（G8）的呼声。2003年6月3日，《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从冷漠中把中国带进来》的社论。2004年6月7日，新加坡《海峡时报》发表了美国耶鲁管理学院院长加腾的文章，题为《是让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时候了》。同年G8首脑会议期间，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透露，G8国家领导人正考虑邀请经济飞速发展的中、印两国加盟。2003年以来，虽然中国领导人多次出席了G8峰会，但是对于是否加入却一直没有定论。中国除了担心加入后会受其他集团内西方国家制约，以及弱化自身的发展中国家立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作为新成员的中国必然会被要求承担和其他G8 国家一样多的国际义务，这对于已经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似乎是一笔代价高昂的交易。

　　中国始终没有加入G8，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G20最终取代了G8，成为大国治理的机制，并在统一各国行动应对2008年金融海啸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美联手力挽世界金融体系崩塌的狂澜之后，中美“G2”和“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开始见诸报章。2008年7/8月号的《外交》杂志刊登了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登（Fred Bergsten）的一篇文章：如果美国希望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担当更多的责任，就需要考虑与中国一同分享全球经济的领导地位，一个中美主导的全球经济合作“G2”模式，将克服现行国际体系中的很多困难。他认为，“G2”模式可以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能让中国准确地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表示，美中两国应建立一种“命运共同体”，把两国关系提升到“二战”后跨大西洋关系的高度。然而，对于“G2”构想，中国国内反应冷淡，甚至以批评的声音为主，持怀疑态度的观点主要有两类：第一种看法是，美国是否真心让中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值得怀疑，美国几届政府的对华战略向来是合作加遏制，“G2”构想是想通过承担国际责任的借口“收编”中国，把中国变成美国主宰世界的一个支撑点；另一种看法认为，成为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并不符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和基本外交政策，甚至导致其他国家怀疑中国有追逐霸权的图谋，“G2”是一个美丽的陷阱。

　　不论是对G8 邀请的“冷处理”，还是对“G2”概念的抵制，都体现了中国对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延续性。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领导层逐渐放弃“三个世界”理论，转而重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便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1990年12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观察国际形势后，作出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表述，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引。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永远不称霸，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这段话在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的《邓小平年谱》中被归纳为著名的20字箴言：“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此后的江泽民、胡锦涛两代国家领导人分别提出了“因势利导”和“和平崛起”都可以看作是对“韬光养晦”政策的延伸——中国善于在国际形势中发现历史机遇，来推动国家利益的提升。例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首先由俄方提出，中美战略伙伴关系则是克林顿总统在1996年11月访问澳大利亚时首先提议的，两段关系都因为中国方面迅速接纳对方建议而迅速发展。在多边领域，“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策略体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为了平衡复杂的后冷战世界局势，维护与美国的双边关系，中国投票比较“稳健”，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共投出弃权票45次，是常任理事国中投弃权次数最多的国家。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体量不断上升，全国GDP在2010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重新定义，无论承认与否，中国都成为了世界舞台上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新一届政府提出了“主动谋划，努力进取”的大国外交理念，在继续保持“韬光养晦”的同时，向“有所作为”倾斜。中国选择了若干个能找到支持者并具有综合效益的领域作为外交创新重点，例如：IMF投票权和特别提款权改革、发起新开发银行（NDB，也称作金砖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启动“一带一路”倡议、增加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参与，以及举办杭州G20峰会等。

　　2015年12月，美国国会终于批准了拖延5年的IMF改革方案，中国在IMF中的出资配额（即投票权）从3.8%上升至6%，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成员，改革后的配额将改善中国在IMF 中的发言权，并更好地反映国际经济的现实发展。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IMF 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将在IMF 有关交易中扮演核心角色，享有储备货币地位。“入篮”意味着人民币从此肩负新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将对货币政策进行更明确的市场沟通，并且参与营造更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

　　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被认为将改变世界经济格局。2008年以后，“金砖四国”开始启动国际合作，并在2009年举行了第一次峰会。2014年7月15日，在第六届金砖国家峰会上，包括南非在内的5国签署文件，创建1000亿美元资本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为成员国、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基础设施和项目融资，并创造价值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用于帮助成员国抵消金融震荡。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总部位于上海。

　　2014年10月24日，针对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缺口，中国与孟加拉国等21国在北京正式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备忘录》，经过长达半年的五次谈判会议后，50 个创始成员国于2015 年6 月29 日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该协定于同年12月25日正式生效，亚投行宣告成立。亚投行包括57个创始成员，拥有1000亿美元的法定资本，中国作为发起国和第一大股东，在初期拥有26.06%的投票权。亚投行是中国倡议设立的首个多边金融机构，尽管美国曾批评成立亚投行的决定，英国等国却纷纷申请成为该行创始成员，最终创始成员数甚至超过中方官员预料。亚投行成立的意义在于，作为非传统大国的中国发挥了全球治理的核心作用，并以“精益、清洁、绿色”的新理念开创多边开发融资的新路径，有助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精简机构，亚投行在组织架构的一个重要创新是不设常驻董事会，这将成为亚投行相对世行、亚行等“前辈”的后发优势，这些机构的常驻董事会多年来被批评“过时”“延缓决策过程”。

　　2016年9月4日至5日，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本次G20峰会涉及全球经济、金融、政治、安全与环境等议题，是中国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后，又一次走上全球事务的世界舞台，体现了中国号召力与国际地位的提升。杭州G20峰会是中国迄今为止举办过的规格最高、最受全球瞩目的一次国际会议，创下了G20历史上的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将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订行动计划；第一次制定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指导原则和指标体系；第一次把绿色金融议题引入G20议程。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组成的G20，不仅关注自身福祉，更心系全人类共同发展。

　　最能体现“有所作为”的中国外交新方略是“一带一路”倡议。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中外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两个概念后被合称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导通过陆路与海路连接亚太地区，发展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亚欧大陆经济整合战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2015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合作重点。截至2016年9月，中国已经与七十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完成战略对接，达成联合声明、双边协议/ 合作协议、合作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合作规划纲要等成果。为了给“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投资期限较长的融资支持，除了倡议发起亚投行外，中国专门成立了资金规模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原则开展以股权投资为主的投资业务。

　　2017年5月，中国主办了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中国继2014年APEC峰会、2016年G20峰会之后最重要的一次国际峰会，不亚于G20和APEC量级的各国政要参与此次峰会，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发起和主办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峰会。可以预见，峰会将为“一带一路”提供一个和平的、包容的、相对松散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支持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软硬机制的建设，并促进沿线参与各国与亚投行、亚开行、世界银行等多边银行之间的开发融资合作。

　　此外，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和地位也在迅速提升。2000年以前，中国分摊联合国会费仅为0.995%，2000年之后中国分摊会费迅速上升，2013年至2015年，中国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为5.148% ；2016年至2018年，中国的会费分摊比例将达到7.921%，仅次于美国（22%）和日本（9.68%），位居第三。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三万余人次，目前有二千六百余名维和人员在11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2015年，中国应缴纳的维和预算比例为10.2%，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维和经费贡献国。2015年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六项承诺，提出维和待命部队组建、直升机分队派遣、培训各国维和人员、帮助非洲加强维和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新举措。

　　2017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赴瑞士出访并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主旨演讲，提出要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他表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走向有很多议论，但是中国有“四个不会变”的决心：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不会改变；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不会改变；打造伙伴关系的决心不会改变；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改变。这说明，中国在未来将更自信地参与全球治理，主动发挥自己在特定领域的优势与特长，为人类共同和长远利益提出中国方案，为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的不足与缺陷提供补充。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中国已改变了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弃权票的习惯，中国驻联合国大使也不再被戏称作“弃权大使”，例如当美国在2014年空袭“伊斯兰国”时，中国第一天就表态“有限度支持”，反而不少西方国家显得踌躇。中国在国际场合越来越多提及“负责任大国”的国际理念，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等国际机制中，中国具有实际主导力；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中国的影响力也在日益上升。因为中国的巨大经济规模和政治影响力，全球治理已经越来越离不开中国。

　　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曾指出，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需求量大，实施周期长，收入流不确定等因素，私人部门大量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难度；亚洲地区并不缺乏资金，缺少的只是融资机制，因此需要搭建一个专门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以充分利用本地区充裕的储蓄。亚洲的区域性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让亚洲多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亚洲国家间的货币错配、亚洲金融市场的债务期限错配，以及金融结构的错配至今仍然影响着亚洲经济发展——由于亚洲国家缺乏获得发展所需的长期资本的金融制度安排，尽管亚洲国家普遍储蓄率较高，但金融机构投资的方向往往会选择欧美市场，然后欧美投资者再拿这部分资本投入亚洲市场。亚投行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巨大的开发融资能力，还在于其构建亚洲金融制度的潜力，以及打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本地区垄断地位的好处。

　　“中国方案”的主要内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习近平主席曾表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2017年2月17日，习近平在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以及“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两个引导”的提出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多参与国际事务，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而且还要做国际体系的贡献者和引领者。中国将逐步走出“韬光养晦”阶段，与时俱进地打造治国方略和外交大略，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大转向：谁将推动新一波全球化》，作者：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