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柏：全球化逆转的四大形成机制

　　为什么全球化会发生逆转？现有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的解释。

　　卡尔·波兰尼从一个结构性视角看待资本主义经济的长程运动。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释放市场力量和保护社会这两极之间做钟摆运动。在他堪称经典的关于上一轮全球化周期的研究中，波兰尼力证19世纪晚期开始的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最终导致了1929－1933年的大萧条，而支持保护社会的政治势力又催生了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罗斯福新政和社会主义 。笔者认为，如果把波兰尼的分析框架进一步推展至20世纪下半叶，我们不难发现，二战以后，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国内的经济治理结构，都广泛地建立了为防止大萧条再次发生（depression-preventing）的保护社会的机制。然而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两次石油危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又经历了新一轮的巨变：主张释放市场力量的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许多国家的公共政策范式，世界进入到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 。这一轮的全球化在2008年达到顶峰，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全球化进入下行的轨道。

　　虽然杰奥瓦尼·阿瑞基的观点在本质上也是结构性的，但是他强调财政与金融扩张的不稳定特性，分析了全球化逆转背后的推动力。阿瑞基指出每一个全球化的周期都始于贸易与生产的扩张，但是资本积累过剩以及对国际流动资本的激烈竞争迟早会导致财政与金融的扩张。在阿瑞基看来，在1950年到1971年间国际贸易与生产的扩张过程中，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但是这些国家日益遭遇来自后发工业国的激烈竞争，这导致它们在1970年代盈利能力的下滑 。在这种环境下，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成为获得利润的一种替代途径，这导致发达国家银行向第三世界提供贷款的普遍现象，以及欧洲美元市场的成长 。由于“货币像能结实的种子一样助推善举的能力与它可怕的、极具破坏性的毁灭能力不相仲伯，在贸易政策中信贷可能比保护主义更危险” 。“财政与金融的扩张早晚会导致一场全球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中旧的全球经济秩序被摧毁，一个新的秩序被建立” 。阿瑞基及其研究团队的成果显示这种周期性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已经三次出现在荷兰、英国和美国霸权的兴衰过程中 （Arrighi 1994）。目前国际经济中的金融不稳定性，以及中美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每天都在为阿瑞基的理论提供最新的例证。

　　与波兰尼和阿瑞基的结构性视角不同，哈罗德·詹姆斯坚信制度是导致全球化逆转的罪魁祸首。他指出引发全球化逆转的导火索来自那些管理全球化过程的制度本身的缺陷。在他关于上一轮全球化的研究中，他找到了显示“钟摆运动”逆转开始的重要信号。国际金融秩序的失灵会导致严重的金融危机；商品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对各工业国生活水平和工作机会带来的消极影响会激起人们对自由贸易和移民的强烈政治反弹 。尽管历史不会总是重蹈覆辙，詹姆斯关于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趋势表明全球化有可能逆转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当前西欧和北美正在发生的事情具有重要的启示。

　　与詹姆斯重视制度缺陷的观点不同，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揭示制度因素对全球化逆转的影响。这个视角凸显深受全球化意识形态影响的各国政府依靠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来应对危机如何使本来应该加强社会保护的局面更加雪上加霜，从而触发了人们对全球化强烈的政治反弹。本文的分析框架是经济社会学中两个基本观点的结合，一个是组织生态学，另一个是组织制度学派。组织生态学为我们提供理解全球化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它指出，组织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无法做出及时的重要调整因而失败的根源在于组织内部有强大的惯性 。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重点分析当开放型经济遭遇全球化的重大危机，客观环境已经要求政府的政策范式从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转变时，而政府不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公众在危机中日益增加的恐慌，反而要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是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全球化发生逆转的重要因果机制。如果说组织生态学凸显了政策范式惯性在全球化逆转中的作用，组织制度学派则为我们揭示这个惯性的来源和具体的作用形式。它认为人类经常依赖过去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旧办法去应对在截然不同的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 。受这一观点的启发，本文将着重分析面对全球化的危机，深受过去政策范式惯性影响的各国政府，在全球化已经造成国内政治紧张的条件下，如何还要进一步扩大商品、资本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正是这种政策范式的惯性使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之间产生巨大的认知鸿沟。一方面，全球化已经遭遇空前的危机，在危机面前，公众普遍期待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护。另一方面，制定政策的官员却仍然延续全球化上升期的政策范式，想进一步释放市场力量。这不能不引起公众对全球化强烈的政治反弹，尤其是那些本来就认为自己是全球化受害者，却没有受到政府保护的人们变得更加愤怒。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反自由贸易和反移民运动的兴起，从而触发全球化的逆转。

　　自1970年代晚期开始，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的转型期。1971年，美国政府让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终结了二战以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大萧条和二战以来为保护社会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在经济停滞的时期显得效率低下。在这种背景下，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自由化、私有化和放松规制成为许多国家公共政策的主导性议程。受“华盛顿共识”这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得益于价值链理论的启发和信息革命的支撑，全球生产体系的兴起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发了外包（outsourcing）的潮流并带来外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作为全球生产的结果，跨国公司内部的企业间贸易（intra-firm trade）成为全球贸易的一种新形式。《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所替代。这些导致资本、商品、技术和人的跨国自由流动迅速上升。世界见证了一个超国家的欧洲共同体的兴起。欧盟和欧元区的成立仿佛显示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日渐式微的时代很快就会到来。

　　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撑了过去的四十年里波兰尼曾经讨论的各国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致力于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以及阿瑞基曾经讨论过的霸权兴衰周期中的贸易/生产和金融的扩张。新自由主义兴起的背景是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遭遇的停滞和通货膨胀。这个意识形态奠定了“华盛顿共识”（the Washington consensus）这一公共政策范式的基础。哈耶克在1940年代提出的理念，透过多种渠道，包括企业支持的智库、媒体、大学、教会和专业团体，“营造出只有新自由主义才是自由独一无二的守护神这样一种舆论环境。这个新自由主义运动先是通过攻陷政党，最终是通过政党攻陷国家权力，巩固了自身的影响”（2005：40）。“华盛顿共识”的内涵最初相对狭窄：在国内层面，“华盛顿共识”呼吁引入更多的市场力量、保护产权、减少国债、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放松规制以及将公共支出的重点由提供补贴转向鼓励增长；在国际层面，华盛顿共识倡导的主要公共政策议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中促进自由贸易、鼓励竞争性汇率和开放外国直接投资。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按“华盛顿共识”指引的方向推动改革。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诞生于学术界的价值链理论也如暴风雨般席卷了北美大学的课堂。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公共政策的转变影响更大，那么价值链理论则是在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商业战略的转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这一理论将整个生产过程视作一个价值链（value chain），一个特定的企业只可能在价值链的某些环节中具有竞争力。它主张，为提升经济效率，企业应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生产环节，而将那些其他公司更具优势的生产环节外包出去。这一理论导致了价值链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换言之，价值链理论构成了全球生产体系的理论基础。全球生产的基本原理简明易懂：因为发展中国家有廉价的劳动力，只要他们能够以同等质量和效率进行生产，跨国公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就是更经济的选择。

　　支持价值链生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的30年里快速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统计，从1970年到2015年，全球FDI总额达2.04万亿美元，获得外资最多的地区包括：东亚和太平洋国家获投资6041.8亿美元，北美4728.4亿美元，欧盟4213.2亿美元，拉美2535.3亿美元。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获得4213.2亿美元的FDI，这里还不包括中国香港地区另外获得的1808.4亿美元。在1970年代之前，FDI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受入国的自然资源、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以及在当地的竞争对手变成主要威胁之前将其摧毁。然而，自从“外包”开始以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也成为FDI的重要动机。

　　全球生产和外包的实践深刻地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形式。在过去，国际贸易以产业间贸易（inter-industry trade）为主，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的工业品，他们通过贸易互通有无。 以李嘉图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概念为基础的正统国际贸易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这一贸易形式。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另外两种国际贸易形式变得更具影响：一是产业内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即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但是相互之间仍然就此种产品进行贸易。例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生产汽车，但是他们都同时将本国生产的汽车卖给对方。 二是企业内贸易（intra-firm trade），即跨国公司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之间，或者总部与子公司之间进行贸易往来。在2009年，美国48%的总进口额和30%的总出口额都源自于企业内贸易。更值得注意的是，就跨国公司不同子公司的企业内贸易份额而言，2007年以色列高达65%，2002年瑞典高达64%，1994年加拿大高达57%，2008年美国的占比高达为50%，2002年荷兰为49%，2007年波兰为47%，2008年意大利达43%。

　　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扩张集中在两个具体的领域，一是快速飙升的联邦债务，二是以次级贷款为代表的住房贷款抵押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联邦债务的居高不下与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度缺陷有直接关系。

　　这个金融秩序隐含的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权”问题，助长了美国政府对政策自主性强烈的选择偏好。所谓“铸币权”是指“各国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赋予它们的随意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就美国而言是指联邦政府通过发行国债（Treasury bills and notes）增加公共支出的能力。铸币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征税和向金融市场借贷之外增加国家收入的新路径。由于美元是国际关键货币，美国是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其他国家需要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美国政府必须发行超过自身需要的美元。既然美国政府通过发行债券为其他国家供应美元，它自然就有比它自己“赚来的钱要多很多的钱可以花”。 战后美国一直得以保持美元的国际关键货币地位和全球流动性主要提供者的地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的价值由美国的黄金储备支撑，其他国家的政府可以用35美元找美国直接兑换一盎司黄金。1971年美国政府使美元与黄金脱钩，从而摆脱了为防止黄金外流而不得不保持适当货币供应水平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还与沙特阿拉伯达成秘密协议，继续以美元为石油计价。这导致了美元本位制的诞生。

　　巨额的联邦债务是美国政府强烈的政策自主性选择偏好的直接后果。由于可以借钱度日，美国政府经常同时追求多个耗费不菲的政策目标，这些政策对政府财政的影响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林登·约翰逊追求大幅减税，这导致联邦政府税收的减少。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伟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 program）并全面升级越南战争——这两者都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罗纳德·里根实施了美国历史上最大额度的减税，但是与此同时又在1980年代发起 “星球大战计划”（the Star War program），试图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将苏联的经济拖垮。乔治·沃克·布什不仅大规模减税，而且同时发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反恐战争。美国政府同时追求多重的政策目标经常形成巨额的预算赤字，并最终导致联邦债务的飙升。

　　移民，即人的跨国界自由流动，是全球化的另一大测量指标。到了1980年代，多元文化运动相继在欧洲和美国兴起。正如一位评论者所指出的，“过去被视为对正统观念的挑战的对多样性的多元理解如今变成了正统观念本身。这个现象不仅出现在包括美国以及其他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传统的移民国家，也出现在北欧和西欧”。

　　欧盟的诞生对其成员国的移民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建立统一的、适用于所有成员国的法律体系，欧盟作为一个内部的“统一市场”的经济基础就是人才、商品、服务和资本在其中的自由流动。欧盟作为一个削弱了国家主权的政治实体具有司法和内政的立法权，并有在贸易、农业、渔业和区域发展等领域实施欧盟内部共同政策的权力。除了爱尔兰和英国以外，《申根协议》（The Schengen agreement）使得26个欧盟成员国在国际旅行方面就像单一国家， 他们对国际旅行者的进出境实行边境管理，并使用共同的签证，但是在欧盟成员国之间则取消了对边境和护照的控制。

　　欧盟内部26个成员国之间边境控制的取消，使每个国家的移民融入政策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由于移民新环境下可以逐渐在欧盟境内自由迁徙，在一国被边缘化的移民也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Haas 1994, 引自Jackson 和Parkes 2006:137）。欧盟统一的政策给每个成员国的行政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带来新的机遇，使它们可以去做那些在一国之内无法操作的事情。与此同时，欧盟的机构和部门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追求他们自身的政治议程，例如欧盟反种族歧视和不宽容委员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和欧盟种族歧视和不宽容监控中心（The European Commission Against Racism and Intolerance）业已成立。此外，《欧盟移民工人法律身份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Migrant Workers）和《欧盟外国人地方公共事务参与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Foreigners in Public Life at the Local Level）也先后制定。当然，在对外国工人开放准入的程度上，欧盟各成员国之间仍有相当大差异。

　　即便是自1974年以来禁止工作移民的法国，也为高技能的工人和企业家、低技能的但属国内劳动力短缺部门的工人，如农业、建筑、家政和保洁行业、酒店和餐饮业等群体重新开放了移民。在移民政策上一直持保守态度的德国，亦在1991年开始制定新的法律，终结了自1973年以来长期奉行的不支持移民的传统。

引用本文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全球化VS 逆全球化》，主编：王辉耀、苗绿，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