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美经贸问题的若干对策建议

【文】:

 

王辉耀,国务院参事,CCG 主任

何伟文,CCG 高级研究员,前中国驻旧金山、纽约总领馆经济商务参赞

霍建国,CCG 高级研究员,原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

何宁,CCG 高级研究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原公使,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江山,CCG 高级研究员,商务部美大司原司长

  最近特朗普政府在反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规则上明显采取攻势。美国的反对导致G20慕尼黑财长会议公报第一次没有写入“反对保护主义”,杭州峰会成果难以继续贯彻。美财长姆努欣表示:美国不反对自由贸易,但要求“公平的贸易、平衡的贸易”。此前的3 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访美,却在全球化和全球贸易问题上与特朗普分歧明显,无果而归。

  特朗普政府的所谓“公平的贸易”是指:依美方立场,乌拉圭回合协议中,美国、欧盟、中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分别为3.5%、5.1%、9.9%,因此美国吃了亏;其二,绝大多数世贸成员如欧盟和中国都有增值税,产品出口时退税,而美国无增值税,无所谓退税,因此再次吃亏。什么是“平衡的贸易”呢?对美方而言,就是对美贸易不能有巨额逆差,因其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而要实现“平衡的贸易”,必须禁止顺差国操纵汇率。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主张基本沿袭了美方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错误看法。2月27日,特朗普在采访中指责中国是汇率操纵总冠军。2月28日,他在国会演说中称中国“入世”以来美国失去了6万家工厂。次日,美国贸易代表署向国会提交《2017年总统贸易政策议程》,指责中国使美国制造业失去了500万个就业岗位;表示目前多边规则对美不公平,美寻求 “公平贸易”,并重申美国法高于WTO 规则。

  同时,众院议长瑞安提出了边境调节税方案,其核心是将美进口关税提高到贸易伙伴水平,对中国进口产品平均税率从3.5% 提高到10%;同时代征国内增值税——对中国、欧盟进口产品按进口价分别征收17%、25%税额——对美本土产品只按增值部分征收。尽管特朗普对此方案不感兴趣,但这与所谓“公平贸易”的思想完全一致。

  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体系已趋于明朗,多边贸易体制将面临更大挑战和更加复杂的局面。中国是美国全球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2016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达到3470.38亿美元,占其全球贸易逆差7354.62亿美元的47.2%;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的32.4%大幅上升。因此,中国在汇率、贸易不平衡、美国制造业就业和中产阶级收入下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是美国主要靶子。美国不会因为在总体上需要和中国保持平稳关系而放弃在经贸问题上对我方发难,对此我方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中美元首即将在美国佛州马阿拉戈庄园会晤,这一会晤无疑将对稳定中美关系大局起到极其重要和深远的作用。与此同时,在经贸问题上,美方必然以某种方式向我方宣示其基本诉求,并完全可能在会晤后采取具体行动。

  考虑到特朗普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美方长期以来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错误观点,且美方作为WTO成员,仍然受到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针对美方的基本考虑和目的,我方宜冷静应对;继续坚定而明确地发出支持全球化、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信号;同时就美方提出的具体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厘清具体问题的基本症结;商讨中国参与、帮助美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现实途径;商谈中方企业加大投资和创造就业的具体路径。

 具体建议如下:

 

  一、明确发出坚持公平贸易、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美国保护主义的边境税方案的信号。第一,WTO成员之间的关税水平是在WTO 体制内谈判达成的,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单个成员无权单方面制定针对某个或某些其它成员的关税。美国如想改变关税水平,必须在WTO体制内与相关成员谈判并达成协议,且无条件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第二,增值税和美国国内的销售税系不同税种,目前不存在不公平。美国如要实施,对进口产品和本土产品必须实施按同等税基,实行同一税率,否则是不公平贸易。美国的边境税方案是违反WTO 规则的。如实施,中国可诉诸WTO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关于“平衡的贸易”。中美贸易长期不平衡有结构性根源。中美双方可责成各自的相关部门牵头成立包括政府官员、专家和商界组成的联合特别小组,具体研究中美贸易的产品结构,及在全球产业链环境下促平衡的具体路径,并向两国领导人提出具体建议。此过程中应避免发动单方贸易措施的做法。

  三、关于汇率。汇率水平对中国出口已经基本不起作用。2015-2016 两年,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累计下跌11.8%,但中国对全球出口按美元计累计下降10.5%,对美国顺差几乎不变,中国没有必要操纵人民币汇率。中美双方可责成两国财政部成立汇率问题联合特别小组,就汇率水平及影响进行客观科学的跟踪和判断,并向两国政府领导人提出具体建议,避免采取单方面行动。美方还应承诺保持美元汇率基本稳定。

  四、中美双方可视情成立专门小组,对美国大湖区传统工业就业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中国企业大规模投资该地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大规模创造就业的计划。我国可考虑适当放宽进口电影配额限制,提升与硅谷高科技企业合作力度,通过服务贸易减少中美贸易不平衡。

  五、中美两国政府可探讨并支持以共同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基金的方式,便利中国企业参与并帮助美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重点项目基金可以发行专门债券,减少政府财政压力。中国承诺购买一定比例的债券。同时,中国政府鼓励中国企业参与美国基础设施项目,将结合绿地投资,在美国当地建厂,生产项目所需设备和器材。

  六、中美BIT对于促进中国国内改革与进一步开放、促进美国基础设施计划均有重要意义,中美双方应继续推进BIT谈判。

  七、中美双方应保持在经贸领域的沟通和交流,至少维持现有的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两大对话机制。如有必要,中美对话名称可以调整,但对话渠道和深度要继续保持。

  八、为以防万一,在美方向我方发难时留有应对措施,我方在内部要在应对或反制手段上尽早研究对策。

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5月刊总67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