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日涵:“一带一路”与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2017年5月8日

访谈背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目前已有20多位外国领导人、50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100多位部长级官员以及总共1200多名来自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代表确认与会。这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和高峰论坛的支持和期待,也折射出“一带一路”已从中国倡议上升为国际共识。
  “一带一路”如何推动中国构建全方位开放新格局?“一带一路”上各国家政府间如何进行合作,加强政策沟通?人民网特邀国际问题专家为您解读。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人民网视频访谈,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华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所长黄日涵,黄老师今天要跟我们就“一带一路”与中国全方位开展新格局相关的话题跟我们进行讨论和分享,欢迎您。

 第一个问题其实比较概括,“一带一路”倡议三年多来,相关的建设在稳步推进,并且取得了很多的成果,能不能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三年来取得的成果相关的状况?

黄日涵:我们知道“一带一路”从2013年提出来以来各方面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我个人认为应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五通六廊”,就是五通工程加上六大经济走廊,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简单梳理一下,第一通是政策沟通,马上要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之前已经做了一系列政策沟通的活动,我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办了亚信峰会、APEC的会议,去年在杭州开了G20的会议,今年有两场,第一场是5月14、15日在北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下半年在厦门要开一场金砖国家的峰会,这是“一带一路”在政策沟通上的重要的活动。用现在的话说主场外交向主人外交的过渡,现在更多的是以我们为主场来进行政策的沟通和对接。

除此以外,领导人也在不断为政策沟通进行不懈的努力,我们知道2016年习近平主席出访了中东地区,包括沙特和相关国家,随后出访了捷克、塞尔维亚,又去了东南亚,又去了南亚、印度,去了孟加拉,今年年初又有一系列的沟通,我们知道在3月初的时候,应该是沙特的国王来到中国,带了800多人的访问团来进行政策的沟通和对接,所以一系列的政策沟通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不仅有主场外交,有领导人的走出去,还有4月初习主席去了芬兰,也谈到了“一带一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政策沟通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在政策沟通之外第二点是贸易畅通,有了政策沟通贸易畅通才会比较顺畅,所以贸易畅通在2015年、2016年实现了快速增长,特别是在2016年,中国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6.3万亿人民币,合计大概是九千多亿美金的规模,而且增速还是相对比较快的,所以看到贸易畅通也已经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成果。
而且有一个突出点,“一带一路”里面一个核心点,就是以周边国家为主要的依托或者重要的突破点,就是在周边国家的贸易增长额度,不管是在跟东南亚还是跟南亚都有大幅度提升的过程,所以贸易畅通也是这几年有了积极的提升。

举个例子,中国和马来西亚,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而且双方增速也很快,包括我们买马来西亚的橡胶、原材料、制成品,他进口一些我们的电子产品,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很系列的发展,包括我们知道现在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一家电子商务公司Lazada就是由中国企业注资成为最大的股东。所以一方面通过电子商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此之外,现在我们不仅在传统领域,以前讲“一带一路”讲64国、65国,现在已经扩大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里,比如我们在跟西欧的传统国家,包括我们在法国、马赛建了大的贸易中心,作为中转站来进行中转。我前两天刚从意大利回来,在意大利米兰的唐人街也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很多从浙江义乌来的很多商品到这个地方来,通过意大利为中转发到欧洲各地,每天非常忙碌,出都在装卸货物,第二天又新的一批来了,真的是非常热的贸易畅通贸易交流,可以看到很积极的贸易沟通能够促进中国跟他们更深层次的经贸合作。
第三通叫资金资金融通,我举几个例子,包括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提议成立的AIB,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建设是1000亿的规模,总部设在北京,在金融街,由金立群行长担任亚投行的负责人,已经开始积极地推动。习近平主席专门指示,亚投行要建设成多边合作标杆性的机制,要更加透明化、机制化,而且不是中国一家主导,而是大家共同努力构建,相当于是为了“一带一路”服务的。

主持人:定位于服务和绿色。

黄日涵: 是这样,还有包括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它的规模也是一千亿美金以上,这个主要由金砖五国负责共同出资,总部设在上海,大家围绕着金砖国家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进行。除亚投行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外,还有丝路基金,丝路基金规模大概在400亿美金,但是有别于AIIB跟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最重要的是它也投一些基础设施,但是它更多以高端和优势走出去为主,包括高新技术走出去为主,所以分工是有区别的。

 除此以外,国开行、口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这些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在大的资金储备上走出去。比如说波兰地区,中东欧地区,中国银行开设了很多的金融服务机构,包括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人民币结算,包括外汇的兑换,已经开始有这样的储备或者交流基础在。

第四通,现在最核心的,就是基础设施联通。我们知道中国在这方面真的非常强,走了很多地方,这两年“一带一路”走了20多个国家,最大的体会,包括很多中国中央企业的人跟我说,你看我们实力很强,不仅我们现在能中标,现在甚至连日本企业中标的都转包给我们,因为日本人成本太高,我们不仅便宜,质量好。像港口建设、机场建设、公路建设、铁路建设、电信行业,通通取得了巨大成果。

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铁路的,比如中蒙铁路,中国到俄罗斯,就是喀山到莫斯科的高铁项目,有南线的中老,中国到老挝的,中泰的中速铁路,现在竞标已经结束的雅加达到万隆的印尼的铁路,3月份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的高铁我们也竞标成功了,这是一系列铁路的项目。

同样的在港口的建设上现在也有积极的成果,比如说瓜达尔港,在巴基斯坦的,斯里兰卡科伦坡的港口城项目,包括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项目,已经二期建设成功了,还有非洲的吉布提港,一系列港口建设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除此之外,公路建设上,还是以斯里兰卡为例,斯里兰卡的公路从科伦坡修到汉班托塔的公路大多数是由中国公司承建的,所以公路建设也取得了很大成果。包括汉班托塔的国际机场是整个斯里兰卡第二大国际机场,也是我们承建的,就是全方位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此外,油气管道建设也是重头。我们知道4月初,缅甸总统来中国访问,跟习近平谈论一个中缅油气管道,从缅甸出发,经过缅甸北部到中国云南境内的这条油气管道,这是一条南线的管道。中线是从中亚地区过来的一条管道,北线从俄罗斯过来的。
电信行业合作的更多,这几年可以说移动、联通、电信都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国际公司,国际公司最大的目的,它不是仅仅面向香港,不管是东南亚、南亚、全球范围的拓展都在做,包括非洲、尼日利亚都有我们很多的成果,同样通信器材,包括华为、中兴“走出去”也取得了很多成果。所以基建方面的互联互通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最后一通,民心相通,有一个俗话叫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大家要能够拉近的话。

主持人: 要有共同语言。

黄日涵:现在这个做得很好,包括孔子学院,孔子学院在发展中国家做的还是可圈可点的,比如泰国有一所孔院,它服务于2000人的汉学院专门学中文,现在说得非常好,有点像中国的苏州园林,非常漂亮,我们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他们在学古筝、学中国诗词、办活动,比如端午节送粽子给他们,中秋节送月饼。

还有现在在斯里兰卡已经做的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夫,三点水的渔,他们在给他们做什么呢?就是在当地教他们一些技能,比如说有一些斯里兰卡来当厨师的,可能来的时候连黄瓜都不会切,西红柿也不会做,他们手抓饭居多,用报纸包着米饭,放点咖哩抓一抓就吃了,他们来这学了以后不仅工资给他挺高的,在当地工资可能比普通的当地人在当地的工资高2倍。这是收入问题。第二他们技能学会了,做菜什么的都会。另外一部分人让他来学基本的施工技能,因为中国工程队到当地的一些施工不可能把所有的中国工人弄过去,所以要请当地人,因地制宜,教他们一些比如怎么弄脚手架,怎么做泥瓦工、木工,中国师傅过去教他,这也是民心沟通。

除此以外,还有旅游、文化的交流。2013年有一部电影《泰囧》拍完以后很活,中国游客一下子20万去清迈,清迈的旅游一下就起来了,所以这样的旅游交流也会拉动双方之间心灵的距离。还有文化的交流、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以及一些内向性的演出,比如说在柬埔寨的吴哥窟,有一个节目叫做吴哥的微笑,可以说是云南文投,就是云南省委宣传部组织的活动,在当地至少演了七八年的历史,所以每一年去的人都能看到中国的企业来给他们演出的节目。当然现在很多演员已经本地化了,相当于出资方还是中国,而且其中夹杂了一个或者囊括了一个叫滇菜的走出去,就是云南菜走出去,你去了以后先买票,买票以后先要去把云南菜尝一尝,吃完以后去看个演出,我觉得这种民心沟通非常有意思,就是囊括在里面的五通工程。

同时,六大经济走廊也在取得积极的成果,刚才我们已经囊括在五通里头了。举个例子,六大经济决走廊包括有新亚欧大陆桥的构建,有中国中亚这条,有中国向北线中蒙这条,有中巴经济走廊,有孟中印缅走廊,有中国向中南半岛走廊,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同样围绕着五通的构建在进行。如果说“一带一路”有一个核心的话,我个人认为五通是它的灵魂,六廊是它的骨架,支撑起了“一带一路”向外推进的过程。

主持人:刚才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五通六廊,五通从政策、经贸、文化的交流,包括民心所向,其实我们该有的条件都有了,政策的支持、金融的力量,包括软硬件的实力,其实很多人从之前的观望,包括一些不了解到现在慢慢主动的了解,包括主动的想参与到我们这个大家庭来,其实都能展现出我们国力增强,包括“一带一路”这些年来取得的进展。如果说“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第三次对外开放,您怎么评价这次?我们其实很多的政策包括动作、方式、方向都是非常有的放矢的,您怎么样评价这次?

黄日涵: 我个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真的是高瞻远瞩的,不仅顺应了整个时代发展的脉搏,而且也顺应了中国改革新的发展高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低位徘徊,上升非常的困难。

举个例子,比如欧洲,德国经济还不错,还OK,但是2015年难民危机对他打击很大,包括英国脱欧,包括特朗普上台的美国优先,使得逆全球化的方式出现,而且很多国家强调我要优先,推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时候中国站出来了,成为引领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举起全球化的大旗,帮助了全球经济的复苏,我觉得这是最重头的。中国有了一种大国的责任和大国的担当,就是我们愿意为世界经济贡献更多的力量,这是我觉得这次“一带一路”为什么受到大家欢迎的最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你在经济上对我没有太大的支撑,西欧国家,德国还OK,所以现在中国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重要的引擎,确实这几年观察也能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增长动力上的贡献非常之大,所以这个时候他觉得我能够跟中国合作,甚至我去了西班牙、意大利,还有传统的西欧国家,他们都觉得我是可以跟中国合作,来实现我经济上的增长的,我觉得这是对世界经济上正能量的贡献。

主持人: 其实刚才看到您分析的国内国际形势,所有的机遇也有可预见性的,也有不可预见性的,甚至我们自己创造出来或者把握到的,你觉得中国在“一带一路”这次对外开放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比起以往的几次?

黄日涵:您说的是在世界对外开放?

主持人:世界的。

黄日涵: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角色是我们逐渐从跟跑者变成了领跑者的角色的转化,而且这个领跑者是一种正能量的领跑者,因为我们提倡的叫共商、共建、共享,要各国共同参与到“一带一路”来,我们这是一个世界各国的合作,不是独奏曲。所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点不仅是决策转变,从一个跟跑者到领跑者的决策转变,另外也是全球治理模式的创新,以前的全球治理模式以前都是以G7为主,后来逐渐有了20国集团,现在需要有一个新的模式,不是打破旧的模式,而是对有效的补充,甚至是一种新的思路的创新,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头,我们不仅是身份的转变、治理模式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为世界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个更新的可以参考、借鉴的模式,就是你以前的也OK,到现在你选择参与到“一带一路”里大家一起发展,我觉得这种选择也许会更好。

主持人: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标签或者措词,我们是领跑者,负责任有担当,但是很多人直到现在还说中国是“称霸”,用这样的词来形容,其实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方式,我们从国家的各个层面,都重申我们只是负责任、有担当,我们不主张称霸这样的定位,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次机遇当中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黄日涵:您讲的第一点,他们有误解,我觉得很正常,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可能了解的不多,我这次去了很多地方,有很多人对中国并不是特别了解,甚至对中国存在很多误解,我们看到有一个笑话,说台湾地区的人觉得中国人还吃不起茶叶蛋,老一辈的很多年没来过大陆的人他实际上可能真的会有这种误解,可能九十年代初或者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也许经济确实没有现在他们想象中那么好。

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我们已经是翻天覆地大的变化,特别是习主席领导下,这几年经济保持高速的增长,我个人觉得如果有这种误解最重要是他们了解不够,或者对中国整个全局观的观察不够,所以才需要有“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我们通过政策沟通告诉你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态,我到底要给你什么机会。所以我觉得通过这种高峰论坛的合作,他会更全面的了解中国到底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能量,这个能量是一个正能量,它通过这个了解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好处。

黄日涵:接下来我们讲到,他们了解到中国这样的好处以后,或者能够帮助到他的协同发展,他以后会更多的参与到中国“一带一路”整个倡议中来,这个倡议对中国同样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和好处。举个例子,因为你要对外合作,跟人合作首先自己得是标杆,用习主席的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所以我们自己本身的中国国内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产业升级换代,也是需要在这一轮“一带一路”倡议走过程当中提升。国内高标准了,这样跟海外合作,别人才会说你看中国做的非常好,我来中国考察,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地方都很棒,我是不是要更多借鉴你的经验,所以他会跟中国学习,这是第一可以促进中国国内的供给侧改革,包括产业升级换代。

另外,可以实现中国海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了几十年了,目前来说,说实在我去过很多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西欧,中国的东部沿海在基础设施上绝对不落后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甚至包括上海、北京的基础设施建设跟纽约我觉得没有差,纽约有些地铁可能比我们还差。在人文上和其他方面我们可能还有要追赶的空间在,但是在基础设施上我们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到西部去看一看,现在除了一些省会城市还不错,比如甘肃、宁夏、青海,包括新疆,它的省会城市还不错,但是出了省会城市以外,很多的二线的城市,比如说一般的地级市,可能跟东部沿海真的差了很多,有可能西部一个地级市,也就相当于东部沿海的县级市的水平,所以发展是不均衡的。通过这轮,习近平主席高瞻远瞩的设立两个核心区,一个是福建省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一个是新疆的陆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可以说真是海陆联动,海陆联动最重要的是实现区域发展不均衡,东部发展了,西部也要抓住这轮机遇发展。

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调研过的阿拉山口,在新疆,原来是非常小的村子,中欧班列开通以后,2015年、2016年、2017年它的货运量成倍的翻,从300、600到1200,一直在增长,出现一个好处,更多人到这个地方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发展的不错,随着这些口岸的发展,随着这些口岸的发展,包括以后中巴经济走廊的构建,包括中国跟巴基斯坦的合作也会加强,还有跟北线,跟俄罗斯之间的合作都会加强,这就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内陆的省份,会跟它们互联互通,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机遇,实现了产业升级换代,同样也可以促进中国的海陆发展的联动,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是全方位的利好。

还有一点,可能会实现中国的各个行业新的升级,包括教育、旅游、资源建设,这些都会有一个提升。

主持人:而且关键是理念,您刚才说东部沿海地区很多城市,我们的北上广可能比西方国家的基础设施还要好,但是现在可能要拼的就是理念,我们西部虽然发展的比较慢,或者说比较晚,但是现在从晚当中可以弥补上东部沿海地区之前发展的短板。

黄日涵: 对,虽然叫起步晚,但是高起点的发展,不仅有硬实力的发展,还有软实力全方位的提升。

主持人: 刚才说到五通,第一位是政策沟通,我们看到沿线国家很多国家发展不平衡,利益诉求非常多元,政策同期是排在第一的,我们如何在跟这些国家交流互联互通当中摆正位置,或者加强交流,能够让政策之间的交流更通畅?

黄日涵:  政策沟通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主场外交的活动,包括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的出访,包括他们的来访,我个人认为政策沟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身处地的也为对方考虑,当然我们这几年已经做得非常好,我们很多时候是从对方的利益出发。

主持人: 搁置了很多的争议。

黄日涵: 对,用一个更客观的话来说,我们是站在共建、共享、共赢的基础上,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合作要长期发展,如果是单方面很难长期,比如我这个合作跟你合作如果永远都你得利,可能这个事情就不会进行下去了。所以我们跟他们合作是互利共盈,用现在的话来说,它不是一个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是你得利我就损失,我们这个不是,我们是共同把蛋糕做大,所以这样对双方来说是一个好处,所以我觉得这是政策沟通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大家都能得利。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一带一路”如果用三句话形容,叫做与世界对话,首先是我们中国站在政策沟通的角度跟世界对话,大家都跟我对话。第二是引领世界发展,就是全世界大家共同发展。第三赢得天下共同的进步。这是全方位的,不仅能够对话,而且大家能够发展,用现在话说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主持人:刚才你说到不是零和的交流,我们不断在沿线国家做基础设施,包括我们送去很多利好的政策给一些沿线的国家,但是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目的,或者我们也有诉求,我们诉求的一方面就是跟国外的人才,包括技术、理念的交流合作,目前我国跟沿线国家的理念,包括人才、技术、外资,这样的合作匹配度或者合作进展跟我们分享一下?

黄日涵: 我非常认可您刚才提到的,作为“一带一路”对中国肯定也要有利好,我“一带一路”不仅是帮助你发展,当然我自己也要发展,是共同的。“一带一路”中我现在在很多媒体强调一点,“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合作一定是基于共赢的目标,不能单独是友谊工程,比如我就是砸点钱帮你做一个工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长久之计。所以现在很多的走出去,实际上更多的是基于互利共盈基础上的商业行为,我来给你修个铁路,大家都能得利,你的人民坐火车方便了,我从中也能挣一些钱,你也挣钱,大家都得利。所以现在走出去确实有互补性,比如我们跟沿线国家合作里,很多模式是采用BOT模式,BOT模式就是我帮你建,我帮你运营,然后我这几年把成本收回,收回到一定的年限,比如二十年、三十年以后,我把这个地方免费送给你,比如这个水电站免费送给你,高铁免费送给你,但是前提条件是中间有个运营时间段,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契合点,我有钱、我有技术、我有资金,但是你有你的优势,你在当地有充分的人口红利资源,我来帮你建,建完以后大家都得里,这样找到互补性。

另外,我们现在在一些地方,比如在东南亚一些区域给他修发电厂,你缺电我帮你解决。当然同样我们从西欧国家也在学一些技术,举个例子,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问了捷克,它的文化创意做的非常好,我们知道布拉格是很好的城市,城市的建设风格也好、文化创意产业也好,有很多人从事文化创意的,各种有特点的都有,你会发现中国企业到那也可以跟他取经,从人家那能学到一些东西。举个例子,有一个著名的水晶品牌,具体我们不说了,它不是真的水晶,相当于仿水晶,但是价钱卖得很高,但是中国人还是很愿意买,为什么?因为它创意设计非常好,包括做工、设计都很棒,所以我们文化创意类可以跟它学习。同样西欧国家也有一些管理技术,包括先进的汽车企业的管理技术,其他教育理念的管理技术都可以跟他学习,当然中国也有一些优势,可以跟我们对接和互补。中国我觉得最强的或者最棒的优势,除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外,我们基建建设能力确实在全球是顶尖的,如果说我们不是数一的话很难有人再排上去。包括可以到东南亚、南亚、中东欧的很多地方,很多地方的铁路、公路都是我们给它修的,现在连英国人的欣克利角核电站,我们也是给他提供大量的技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仅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去,做衣服、鞋子、修公路、修铁路,我们现在在高铁、特高压、核电,在全球也是领先的。

主持人:我们企业应该如何把握好这样的机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当中做好自己的角色,包括连接互通,包括挣得自己应该有的一份收获,我们企业应该怎么样做到这样一点?

黄日涵: 我认为在“一带一路”中企业是重要的推动力,我这几年的观察发现,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做得非常不错,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有什么可以跟他们对接的?有什么面临的问题?

主持人:或者我们的企业,您刚才说了我们很多优势,我们缺什么?

黄日涵: 我个人觉得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确实做的非常好的,如果说现在还有哪些欠缺的?我个人认为摆在第一位的,除了国际化经营理念人才的缺失以外,最重要的是对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意识的缺失,因为这次“一带一路”的合作,我们相比比如像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投资有些区别,他们投资更多的是到一些已经非常成熟的市场去,比如说它面临的风险会小很多,当我们中国企业要去非常成熟的竞争压力已经很大的,因为他们市场基本已经占完了,所以这次我们去的“一带一路”国家有很多很棒,非常好。但是有些同样存在着问题,比如政权变动的风险,另外恐怖主义盛行,这都会影响中国企业在当地的一些风险,包括他们对中国国家的认同,恐怖主义对他们的威胁,当地的抢劫这些事件都存在,所以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风险防范意识的提升,我觉得是目前最需要提升的一部分。现在很多企业出去,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去实际是没有保障的,为什么?像中央企业走出去,举个例子,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会进行安保培训,我们员工比如到中东地区去,到一些不是很安全的非洲地区去,我们可能要给他们进行培训,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全方位的提升,因为当地会安排安保的力量,雇佣一些军警或者特警,或者我们也有安保力量帮他做这个事儿,但是民营企业没有这方面的意识,走出去的时间比较短,比较薄弱,所以这需要他们进一步意识的提升。而且中央企业走出去往往有中国出口信保公司帮他们做保障,但是一般不管民营企业,所以他们出去也更需要这样的风险保障。

在“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是重要的机遇,为什么这么说?我也遇到了很多企业家,他说“一带一路”跟我没有关系,“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我又不是“一带一路”的企业,但是实际上他这种看法有误解,“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央企业一家的事儿,也不是国有企业的事儿,而是全民企业的事儿,只要有机遇都可以出去。我举几个例子,比如现在在西浦寨的西哈努克经济港红豆集团在那做的不错,同样的在非洲力帆集团,在那个地方卖摩托车、汽车做的非常好,他们找到很多机遇。同样还有在当地造鞋子、造衣服、卖日用品的企业都很多,甚至在安哥拉做农业的企业,中国中小型的民营企业都找到很多机遇。所以对“一带一路”的机遇任何企业都是一视同仁的就看你能不能找到,特别是一定要理解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对你有什么样的利好或者好处,一定要好好的研究政策,我不仅服务了国家走出去的大计,而且能为国家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正能量,你自己也得利了你出去以后挣到钱了,然后也可以传播中国形象,我觉得这是共赢的事儿。

主持人:要适应当地的水土。刚才你说到一些企业在沿线国家非常好的案例,我们知道出了一些政策,比如官方需要不断的给他们背书,或者说给他们站台,甚至有些官方政策要提前配套,我们知道中国高级的金融人才储备不多,所以这些人才相应的方面是不是也要有所考虑?

黄日涵: 我个人认为不仅是金融人才,现在“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过程中面临最大问题就是人才匮乏瓶颈,不仅是金融人才,这段时间我们做的数据库建设包括调研发现,包括国别研究的人才非常匮乏,全中国拿得出来的单独的东南亚某个国家研究的学者,曲指可数,对于非洲单独的国家可能更是这样的,就是研究很匮乏,这方面的专门储备人才很少,所以要大量发展人才的储备,包括国别人才,同样法律人才,你走出去面临很多法律风险,每个国家法律体制不一样,要了解每个国家具体法律情况,包括金融人才,包括外语人才,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开设新的外语课程,就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因为有些用得很少的,可能一个国家两个国家,更需要有这样的人才。我觉得是全方位的人才储备要跟上,“一带一路”如果要走得更长更远人才储备应该放在第一位。

主持人:    今天感谢黄日涵所长作客人民网,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一带一路”的观念和见解,再次感谢您。

文章选自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2017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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