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西方外交理想深陷道德困境
2017年3月3日
当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在国会发表著名的“十四点计划”演说，提出基于道德、自由和多边主义基础的美国外交理想时，应该没有想到，这一套虽从未真正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全面实现，但已构成其外交思想基因一部分的理想，正在99年后他领导过的美国遭遇最强烈的挑战。在更早的1795年的德国，作为威尔逊精神导师的康德在其最后的著作《论永久和平》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和欧洲一统的理想，他自然也不会想到，欧洲在沿着这条路走了60年后也开始剧烈动摇起来，甚至出现了走回头路的迹象。
受早期清教徒流亡者的影响，美国在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基础上发展出以“美国例外论”和“天赋使命观”为核心的外交理想主义，并在帮助欧洲平息第一次世界大战、话语权陡然上升、理想自然膨胀的绝好时机，以“威尔逊主义”的方式闪亮登场。尽管在其后至今的美国外交政策实践中，看重国家利益而非道德理想的现实主义历来被奉为圭臬，但“在国际关系中恪守信用、遵守道义”的道德主义仍对其构成有力的制约，“有理想”的美国因此顺应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催生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体现道义和多边原则的国际机制。
欧洲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重创、主导权旁落的背景下痛定思痛，为实现康德式的“欧洲梦”，走上了对外宣扬多边主义、谋求国际合作，对内寻求国家和解、民族融合的一体化道路。美欧外交理想中的道德主义很大程度上为全球化提供了空间，塑造了当今世界的模样，也成为其“软实力”的核心内容。
但当前的美国领导人和部分欧洲政治人物，正通过他们的言行挑战西方理想主义外交的道德基础。西方外交理想在当下面临的道德困境，固然源自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在被归纳为“道德基点、多边手段、民主前提和民族自决”四项律令的“威尔逊公式”中，“应当成为一切外交政策出发点的道德”被西方的外交实践虚拟为“道德高地”，成为向非西方国家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多边主义也成为推行西方意志的手段而非目的。
不过，在承认民族自决原则的同时，西方国家又鼓吹将“在美国领导下实现民主化”作为“实现永久和平的前提条件”，实质上为世界各国设定了一条“西方道路”，否定了走自身发展道路的合理性。
这些内在矛盾，一方面暴露出“美国例外”和“西方中心”逻辑的局限性，尤其是当非西方国家在全球化中纷纷站上潮头的时候;另一方面也削弱了西方“道德外交”的可实践性，导致其在实践中水土不服、纰漏百出。
西方想要通过推卸国际责任、改写国际规则以应对实力下降、权力转移的困局，则是出现道德困境的现实根源。“美国第一”思维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外部因素，将自身利益算计凌驾于国际社会的共同繁荣之上，如果其成为外交原则并付诸实践，不仅将对多边主义原则、开放的世界经济和自由贸易体系构成威胁，也打破了自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谋求妥协和平衡的“常态”。
那样的话，美国利益优先而非寻求规范，不仅成为美国外交在现实中的首要目标，也将取代多边主义和公认的国际规范而成为某种公开的“政治正确性”。由此在国际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将损害共同体意识，破坏多边合作的基础，会刺激出更多诸如“法国第一”“日本第一”的激进民族主义诉求和政策。
如果西方外交自此陷入当前一些美欧政治人物所倾向的那种赤裸裸的现实主义泥淖，国际社会就应尽快适应一个失去理想、忘义逐利的西方，也应在维护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同时，重新思考伦理道德、责任义务在国际秩序中应有的作用。另外，还要从西方外交理想动摇下的道德变迁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剔除那些夹杂着私利和意识形态歧见的部分，重新建构义利均衡、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道德基础，并在把握、管控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方向的共识基础上，寻找并塑造新的主导力量。
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7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