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耀良：特朗普的有限目标与可能的影响
2017年2月2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的最多的是：美国再现伟大；抱怨的最多的是：不公平。依我观察，这是有限度的伟大，是商业理念上的不公平。特朗普认为，由于内外财经上的不公平，导致美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要再现伟大，获得财经上的公平是唯一保障，其它领域都要为这个目标服务。由此可预见，特朗普总统设定的目标将是有限的和以财经为导向的，只是希望恢复他认可的公平状态，而非成为当年在国际上一言九鼎的太上皇。主观上如此；在实现有限目标的道路上也将会是困难重重。在其第一任期届满的时候，其行政权力能够起主导作用的领域，将会有良好的表现。除此之外，其它领域恐怕难有较大的作为。这种变化将引发世界各国新的互动。
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的确令很多人感到意外，相当部分的人士还义愤填膺，他们鄙视特朗普。特朗普只是赢得了足够的选举人票数，但在全国范围一人一票的选举中，他比对手希拉里少了三百万张选票，这预示着特朗普的执政从一开始就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落败的民主党更是痛心疾首，决心全力阻挠特朗普的执政。还在特朗普宣誓就职前，奥巴马政府就已经公开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证据，促请社会大众保持高度警惕。一些支持民主党的政治组织，已经向全国发出了动员令，号召在一切可能的领域迎击特朗普。有一个维权的基金会，专门资助市民与联邦政府打官司，以往一年获得的募捐只有300万美元；在特朗普上任后的第十一天，就获得1900万美元的募捐，是有一批人要与特朗普决战到底的。三十五位精神病科医生，不是特朗普的私人医生和主治医生，在没有获得足够的医学证据之前，联名公开宣称特朗普患有精神病，不具备履行总统职责的能力。试问美国未来四年的政治生态能平静吗？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各施其职，相互制衡，至少在制度上已经确保有一个反对党和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总统不能为所欲为。基督教教义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美国的建国精英们认为，由有原罪的人组成的政府也自然是有罪的，需要建立制衡机制，监督政府的运作。特朗普对来自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国民旅游限制令被认为是违宪，已经被联邦巡回法庭冻结执行，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刚刚辞职的国家安全顾问，也是因为在未成为公职人员之前就处理外交事务，从而触犯了联邦法律而黯然离职。可以预见，获特朗普提名的联邦大法官，其听证和确认将会遇到联邦参议院民主党参议员的极力阻挠。尽管共和党在这次大选中赢得了多数席位，应该支持特朗普的执政。但特朗普的民意支持率比较低，议员们还是担心在往后的选举中是否能够连任，会与特朗普保持一定的和微妙的距离，不一定全力以赴。况且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从一开始就表态不支持特朗普。连自己的党派都有保留，要兑现竞选纲领谈何容易。最新的例子是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约翰·麦肯恩，在慕尼黑召开的欧洲安全会议上，强烈但不点名地批判特朗普的治国理念。
有人说，媒体是美国政治制度的第四极，既监督又推波助澜。媒体最怕没有新闻和热点；特朗普对推特的钟爱，给了媒体足够的兴奋剂，个个忙的不亦乐乎。他的好斗和张扬个性只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负面报道。主流媒体的办报人大多是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早就看不惯特朗普；特朗普也不信任主流媒体，他的表情和言语已经表露无遗。还在大选期间，根据一个关注媒体报道的数据，有170多个媒体对特朗普的报道是负面多于正面，只有20多个媒体是正面多于负面。社会大众对政治的了解，多是通过媒体获得信息，鲜有独立的渠道。最新的一份民意调查报告已经发表，对特朗普工作的支持率只有40%，不支持率高达56%。在媒体的一片反对声中，特朗普在白宫的日子不会好过，他已经宣称：五大新闻机构是美国人民的敌人；正在发出呼吁，寻求国民的支持。
特朗普以前没有担任过任何公职，缺乏政府行政管理经验，政府层面的人脉网络也不广泛，短时间内一下子很难找到最合适的内阁成员人选，只能招揽志同道合的朋友或盟友，不管他或她能否胜任。他一直是庞大商业帝国的掌舵人，没有股东大会的制约，可以我行我素。内阁成员多来自商界、军界和金融界，大多持有保守主义立场，是一群习惯了说一不二的强势决策者，妥协的可能性不大，未来随时会有内阁成员的辞职。学会与建制派共事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要他们与反对党、主流媒体、非善意团体、阳奉阴违的外国政府打交道，除了强权和诱惑之外别无他法；通过妥协达成法案的通过将是凤毛麟角。撤销奥巴马医疗法案将是一场有失体面的恶斗。
在国际关系领域，特朗普并没有太多的意识形态包袱，更多地从财经利益角度出发，认为花钱多收益低的安排就是不公平，要彻底纠正，不再当冤大头。特朗普主观上并不反对经济全球化，他的商业帝国分布在全球将近二十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收入颇丰。他不满意的是其前任的所作所为，务虚不务实，肥了别人瘦了自己。对地缘政治的战略考量和实施措施，多是源自其他人的观点，迄今没有考虑周全的方案，还在探索酝酿之中。大选期间对俄罗斯的友善言语到了今天已经有所收敛；在实施对俄罗斯亲近的行动中，显得过于急躁；也表态要求俄罗斯归还克里米亚给乌克兰。俄罗斯只有石油、天然气和军火，这些都不是美国需要的。拉拢俄罗斯无非是要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不愿意看到中俄走得更近。国际政治博弈，暗流涌动，很难量化，更多的是聚散和趋势。特朗普能有作为的会是财经领域和已获得广泛共识的领域如国际反恐。特朗普会利用美国的经济实力和霸主地位，迫使对手接受新的安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率先承诺日本要承担的责任。孙正义、马云、郭台铭等商业大佬，已经表态要助特朗普一臂之力。在一致对外的大旗下，特朗普能够得到上下左右的支持，拿出新的就业数据、贸易收支数据、国际投资数据等可量化的政绩向选民交代，兑现“再现伟大”的竞选诺言。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派发红包的欢乐时刻，共和、民主两党议员都会支持，期盼能为自己的选区争得一杯羹，增加新的就业机会，为未来的连任打下民意基础。
本人旅居美国多年，不断地游走于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国家之间，自1997年起迄今，曾多次为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出谋划策，多次获得重视，实感荣幸和自信。中美不打仗是我的唯一愿望。特朗普政府正在逐步推出新政，如何应对和调整，官、产、学、研各界都在热烈讨论中。作为一位华人，我尝试提出个人的看法，希望能有些许的帮助。
准确的战略判断至关重要。中国是一个行政主导的国家，历来提倡与各国发展高层往来，提高本国的行政效率，当然也希望能与特朗普新政府成员建立密切联系，而且正在努力当中。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提议最多的一条，见面总比不见好，但效果如何？中国领导人与美国领导人的见面次数不可谓不多，但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并没有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官员与智库人士认为，中美将要走向对抗；同时，中国包括官方和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日益高涨，认为与美国打一仗也未尝不可。小规模冲突，谁赢了都没有太大意义；大规模冲突，其破坏性波及全人类，还会引发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对中美不一定是件好事。基辛格博士是地缘政治的大师，据内部人士确认，特朗普非常信赖基辛格，联合俄罗斯制衡中国就是出自基辛格的战略思维。通读基辛格的各类著作，他崇尚的是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均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提倡置人于死地。在对华关系上，特朗普的有限目标也仅限于此：还美国一个他认可的公平竞争环境，而非将中国视为死敌，尽管可能不按规则出牌，甚至践踏中国的底线。中国是由美国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长期受益者，只要坚持原则，守住底线，做出点让步也无伤大雅，算是回馈国际社会，稳定大局最重要。中国在海外投资失败的例子数不胜数，而且毫无意义。与其浪费在无关紧要的国家和地区上，不如牺牲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上。中美元首如要见面的话，实有必要做出通盘的安排，确保贸易战打不起来。受特朗普器重的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诺教授已经表示，没有发起贸易战的想法。
特朗普要遏制制造业工作机会外流，重建破旧的基础设施，少管国际闲事，维护基督教的主导地位，保护国土安全，恢复他认可的公平竞争环境，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国内事务上。大陆很多人士包括部分专家认为，这是美国的战略退却，是美国衰败的象征，是中国大展拳脚的时候了。这是值得商榷的。在某些领域填补空白甚至担起责任是应该的，全面取替则不自量力。美国在各个领域的创新能力并没有减弱，只是政策错误导致花了很多冤枉钱或者收不到该收的钱，因为钱都花在海外或者留在海外了。只要创新力还在，政府的纠错机制还健全，就不要过早地下结论。误导百姓事小，误导领导则罪大。
中国经济需要：制度公平、政策配套、产业优化、产品升级、技术创新、管理改善、技能提升、外储充裕。以往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是投资、外贸和国内消费，其中两驾马车的动力现已大不如前了：投资收益递减，外需市场疲软；国内消费相当一部分还是来自政府消费。各项费用、税收、成本的增加和各项管理措施的加强，产能的过剩，产品结构的不合理，传统行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走向海外似乎是一条出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此有密切联系。特朗普希望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加速破旧基础设施的重建，恰好遇到中国产能过剩需要寻找出路。相比多边协议，特朗普更喜欢双边谈判。那就以国家的名义坐下来好好谈，谈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一万多亿美元的建设项目估算，公共财政没有那么多的钱，贷款融资是必然的，也不可能全部采用美国制造的物料，中国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亚投行是多边协议组织，美国又不是创始会员，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没有太多优势，与制造业工作机会回流美国关系不大，我不看好美国近期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
特朗普是一名成功的商人，自然经常会用商道看世道；为了达到商业上的目的，可以用尽一切手段。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可以说北约组织已经过时，尽管最近由副总统做了澄清；为了迫使中国大陆让步，可以违背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中国大陆的周边不都是友邻，而是忐忑不安的两面派，有的是美国的盟友，甚至是虎视眈眈的强大对手。日本、印度、韩国、越南本来与中国大陆就不是同心同德。稳定和改善与邻邦的关系尤其重要和紧迫，避免出现四面楚歌的态势。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主席通话中表示，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但联合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制衡中国并没有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拉拢俄罗斯就是一个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内政阻力重重、没有建树的情况下，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会在国际舞台上寻求突破。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政府宜早不宜迟，尽快在财经商业领域与美国展开磋商与合作，也就是专业人士说的“经济外交”。商人都需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这不是投降，而是维护更大的战略利益。
美国是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州政府有着相对独立的财政税收决策权，有权给予外来投资企业以灵活和优惠的安排。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在考虑在美国开办企业。在国家层面上，由中央政府与美国联邦政府去谈；但在省州层面上，建议中国各省人民政府主动作为，帮助本省有意愿在美国投资的企业，全面和充分地了解投资所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营商环境，促成投资成功，既增加了美国的就业机会，开拓了新市场，也配合了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堵住了美国批评人士的嘴巴。根据纳瓦诺教授的观点以及由此得出的统计数据，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有五万七千多家工厂倒闭或搬迁海外，造成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失业。到过美国的人一般都能看到空置与破败的厂房。
小企业抵御外来竞争能力不强，无力外迁，只能选择倒闭关门；跨国公司则可以将企业外迁或服务外包。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新的税收政策，加大外迁企业产品返销美国的成本负担，鼓励将海外收益汇回到美国国内，而不是留在海外。美国的跨国公司规模大、员工多、纳税多，他们的意见通常能够上达到联邦政府。与美国跨国公司有生意往来的中国企业对此要予以关注，除了积极向生意伙伴反映情况、期盼通过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诉外，相关产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会下降，跨国公司在华追加投资、扩大规模的难度会增加。中国的各级商会要主动帮助会员企业，联合发声影响力会更大。
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取得胜利，已经在海峡两岸引起了一阵骚动；接下来海峡两岸关系如何发展，大家正在拭目以待。台湾正在成为特朗普实现有限目标的一个考虑因素：是有利因素还是不利因素？值不值得运用？运用后的结果会是如何？正如前面所说，中美不打仗是我的唯一愿望。台湾独立是引发中美战争的其中一种可能性，战争会祸及海峡两岸的民众，分裂海外华人的团结。大陆认为台湾要独立，台湾认为大陆不民主，这是短期内不可调和的矛盾。2016年11月我参加了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举行的世界华人经济高峰会议，出席的嘉宾包括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先生，但没有看见大陆派出任何一位政府官员。习先生与马先生在新加坡都已经见过面了，为什么还如此冷落和躲避？华人之间的不团结和不友善，正好被外人利用了。这外人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大陆与台湾还得相向而行，亲如一家，别人就没有机会了。
美国历来宣称不介入台海调停，但背地里却是动作多多。我始终认为，台海问题的和平解决需要美国的参与，因为美国有个对台关系法；武力解决则另当别论。台湾独立是不可能的；中美对抗也没有出路。大家何不共同探讨，绘制出一张宏大的路线图，共享和平、自由、民主和繁荣？近一百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和人物传记作者，最近公布了43位美国前任总统的历史排位，第一位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二位是乔治·华盛顿；第三位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们代表和象征了国家的三块奠基石，即：国家独立、经济改善、自由民主。中国大陆目前对历史人物的排名也是：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推翻了帝制；毛泽东实现了独立；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领袖人物都在乎自己的历史地位，现在谈论特朗普的历史地位还为时尚早；但相信他自己会明白或者身边的顾问会提醒他。从他的竞选纲领和执政一个月的表现来看，特朗普会是一位着力于经济改善的总统，其它领域的工作都要服务于这个大方向。习近平主席多次表示，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国家。这意味着中国没有取替美国的意思，美国也不可能消灭中国。两位领导人都肩负着本国人民的重托与期待。希望他们求同存异、趋同化异，找到共同繁荣共同富裕的和平道路。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四十五周年之际，祝福两位领导人开创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