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保罗·迪克逊（Paul Dickson）

　　华盛顿，被称为美国的政治“心脏”，这颗“心脏”之所以能够如此有力地搏动，必然有其独特之处。斜贯华盛顿西北与东南的马萨诸塞大街（Massachusettes Ave）是名符其实的“智库一条街”，众多知名智库皆坐落于此，其中布鲁金斯学会位于马萨诸塞大街1775号，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位于1779号……正是这一家家智库，左右着美国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决策，以至有学者将其视为继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

　　智库是什么？

　　保罗·迪克逊在其著作《思想库》中如此定义：思想库是一种稳定的相对独立的政策研究机构，其研究人员运用科学方法对广泛的政策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与政府、企业及大众密切相关的政策问题上提出咨询。

　　智库研究学者戴安娜·斯通（Diane Stone）认为，智库收集、消化和创造出一系列思想产品，主要是帮助政治和政府机构决策，有时也为媒体、利益团体、企业、国际机构和公共社会大众服务的组织。

　　智库研究专家唐纳德·埃布尔森（Donald Abelson）认为，“智库专门创造、重组和推广思想给公共政策制定者与公共大众”。

　　安德鲁·里奇（Andrew Rich）在《智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治策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智库是指独立的、不以利益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其提供专业知识和建议，并以此获得支持和影响决策过程。在运营层面，智库是符合501（c）（3）税法条款的非营利组织，进行公共政策问题相关研究，并传播研究结果和观点；在政策层面，智库积极力争将其公众可信度最大化，尽其最大努力发现政治突破口，使专家知识和观点能够影响政策制定。

　　美国智库学者詹姆斯·麦甘认为，智库开展针对公共政策相关的研究与分析，为国内和国际问题提供建议，让政策决策者和公众获得有关公共政策决策的充分思想和信息。

　　国际上学者对智库的定义虽有所不同，但都有一定的共识。我们认为，智库实际上就是专门影响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制定的思想工厂，智库要有独立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能够影响媒体和大众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关注和参与，能更好地服务于关系到社会大众的公共政策的发展、决策、制定与实施。

　　智库真有如此大的能量么？

　　兰德，被誉为“白宫第一智囊”“大脑集中营”。笔者早年留学北美时就与其结缘，记得当时我常常会接触到兰德发布的信息，还结识了兰德的几位研究人员。2009年，还曾访问兰德一睹其庐山真面目。

　　今天的兰德早已声名在外，不过，其声名鹊起还要从六十多年前那次“神预测”说起。“二战”结束后，美国与苏联由友变敌，进入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期，开始了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全面对抗。1946年，刚成立不久的道格拉斯航空公司旗下的兰德项目小组便接到了一项来自美国空军的研究任务：为空军进行卫星运载工具的可行性研究。当年的5月12日，兰德即向美国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名为《一个实验性环球太空船的初步设计》的报告，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人造卫星可行性的研究调查报告。兰德认为，人造卫星在未来战争中非常重要，主张美国制造人造卫星，报告写道，“美国卫星飞船的成就将点燃人类的想象力, 并将引发可与原子弹相媲美的效应”。此外，兰德还预测苏联将在1957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遗憾的是，这份报告的超前性与预见性并没有引起美国官员的重视，甚至被他们当作无稽之谈，束之高阁。

　　1957年10月4日，苏联用“卫星”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斯普蒂尼克”1号( Sputnik 1，也译为“人造地球卫星”1 号)，这与兰德的预测时间竟然仅差两周。当天夜里，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次日，《纽约时报》极为罕见地用0.5 英寸大写字母印刷了横贯头版的三行标题:“苏联第一颗地球卫星升空；以时速18000 英里环绕地球；球面运行四次横越美国”。可见，“斯普蒂尼克”1号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苏联在军事科技上的捷足先登，让美国政府懊悔不已，从此不敢小看兰德的研究。兰德由此声名大噪，并开始在改变美国与世界历史的轨道上一路前行，成为美国政界、军界、商界的重要智囊机构。正如美国《商业周刊》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成就的背后闪耀着兰德公司智慧的光芒。”

　　早在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总统时期，初出茅庐的布鲁金斯学会就在“成立美国预算局”的法案中一鸣惊人，时任美国总统哈定曾评价预算局的成立为“合众国成立以来最伟大的政府改革”。布鲁金斯学会早期对美国政策产生举足轻重影响的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1947年12月，时任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亚瑟·范登堡 (Arthur Vandenberg)致信布鲁金斯学会，希望其对马歇尔计划（The Marshall Plan）的实施提交一份政策建议。1948年1月，布鲁金斯上交了一份20页的报告，对马歇尔计划的重点、结构、具体操作等方面提出了8项详细建议，这些建议几乎全部被政府采纳。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布鲁金斯学会的这份20页的报告保证了马歇尔计划的顺利执行。此外，税收改革、福利改革、医疗改革、对外援助政策……布鲁金斯的足迹几乎遍布20世纪初以来美国各个重要时代的政治与经济变革，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翻开美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谋划了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什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直至消灭了萨达姆政权；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遏制苏联，参与谋划马歇尔计划；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被奥巴马采纳，成为新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可以说，美国智库的创新思想为这个国家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欧洲，智库的起步还要早些。

　　英国被公认为欧洲智库之开先河者，这个国家的智库几乎与工业革命同时起步。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John Kay）发明的飞梭，拨动了英国工业革命的琴弦，并由此拉开了长达百年的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产生了对智库的实际需求。1761年，英国皇家学会一则悬赏新型纺织机发明者的布告贴出来后，“各路精英”闻讯而动，随后各种高效率纺纱机争先恐后来到人间，短短十余载，纺纱机速度竟然提高了100倍，英国纺织业则由此在工业革命的大道上一路狂奔。20世纪前半叶至七八十年代，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民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政治和经济研究所、亚当·斯密研究所为代表的一批智库为英国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本。尤其是撒切尔政府时代以来，智库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比如撒切尔政府推行的私有化政策就是由政策研究中心等智库系统研究后付诸实施的。2014年6月18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与国际战略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一场演讲会，并邀请了李克强总理发表了题为“共建包容发展的美好世界”的演讲，可见其影响力非同寻常。

　　20世纪70年代，德国政府意识到咨询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建议政府各个部门、各行业都建立咨询部门，并由政府资助5年。在政府的重视下，随着“二战”后德国的崛起，德国智库实现了快速发展，如以反腐败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其在全球反腐败研究以及政策制定领域内都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很长时间以来，法国智库与英国及德国的差距较大，然而近年来亦开始频频发力，如1979年成立的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Frenc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出版的《外交政策》（RAMSES）在全球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亚洲大多数国家建立或独立于“二战”结束后，亚洲智库则是伴随着国家的需求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相较于欧美智库动辄上百年的历史，亚洲智库的历史并不算太长。比如日本的咨询业就诞生于“二战”后，日本智库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如何解决朝鲜核问题》、《有关日本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建议》，世界和平研究所的《日本的对华战略要看准中国的发展前景》、《国际组织、地区共同体、国家和NGO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等研究报告大大影响了政府的决策过程，对日本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亚洲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赋予了亚洲智库一个重要特色：浓厚的政府背景，对政府的依附性较强，研究的政策导向性较明显。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政府的高级“智囊”；韩国发展研究所亦是如此，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