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生祥：供给侧改革的孙膑对策
2017年1月4日
郭生祥，澳大利亚经济学家，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
如果川普就任之后，因为川普的推动，美国率先采取务实主义，我以为全世界的供给侧改革都面临着一个孙膑对策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下面且听我一一分解：
一、全球化基本瓦解了世界中档价格、中产阶层
显然刚刚过去的30多年是全球一体化的30年，也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30年，更是国家主义大发展的30年，在这个全球一体化进程中，起先撒切尔–里根主义的口号是提倡政府对资本松绑，放松管制、减税、私有化，或许最初还有些认真，但是由于权力的强势以及惯性，往往是明的减一分税、暗地却增加几分税;相对来说，他们只是表面剥掉了一些企业的社会负担。但是大多数政府是一边放权、减税减费，另一边却悄无声息提高环保、劳工、采购标准等，到头来反而增加了税费，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及控制力。只要放眼看一看眼下很多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极为庞大就不难反证这个判断，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无论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几乎都是如此，要不然从英国退欧到川普胜选，几乎就是一阵风，很快就刮掉了不少谎言。
所以过去30多年，企业对社会直接负担表面上相对降低了，但对政府和国家负担不减反增，包括对社会的间接负担也是不减反增。这就是当前各国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川普再次激活撒切尔-里根自由主义、推行部分逆全球化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进程中，大部分普通劳工，包括部分知识阶层，知识技工大有被智能化进一步减弱的趋势，而一些普通劳工大有被机械化替代的可能。加上各国税收计征体系均较为方便对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中产收入征税，却疏于给予他们持久的学习、再学习和技能可持续给予相应的退税补贴，因而这个阶级是普遍被分化着，于是仅有少部分科技新贵成为富人，大部分也是加入被抑制和削弱的队列。二战后西方各国倒是相对的对失业、低工资人群，增加了些福利和救济制度，也就是对社会保障最后给予了较为坚强的托底。
鉴于此，早在1980年代，日本的趋势学家大前研一就观察到了这一M化趋势。所谓的M化趋势具体就是中产减少，上层越来越占有财富，底层贫穷人士越来越多。
然而还是有不少人说，这个趋势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并不完全恰当。比如很多人认为中国部分农民进程变为农民工，虽然大部分还是较为贫穷，但是也还是有少部分进入到了城市中产，而中国城乡也都有部分官商、甚至部分学者抓住机会进入到了上流社会的富有阶层。
虽然这个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虽然绝对值有所提高，但是相对值却不减反增，这恰好更造成高的逾高、低的逾低，也就是反而加剧了M化趋势。只要略从近来中国不断扩大的基尼系数，前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二十人群占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百分之二十占有的财富之比日益扩大，就可略见一斑。
正是在这个M化趋势下，我们不难观察到，凡中产缺少的地方，往往对应的商品与服务品质也难以达到相匹配的质量和水平，因为大多数社会都是中产代表学习和技能，如果这个阶层减少，或者捉襟见肘，那么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可持续性发展难以获得，也就是甚至学习和技能的补充成本都难以得到相应的回报。
的确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大型设备以及成套，可以部分替代人，但是在一个机器竞争、智能竞争日益白热化的今天，加上他们可以较长时间的反复被利用，因而促使很多商品价格不断地朝下选择。
这就是说，仅单纯依靠设备和机器的生产，其总的价格趋势是朝下的，所以再多的固定资产投资都难以维持长期的中等以上价格，只有对应的服务业，主要是以人为主，如果其中的人力资本一直是上升的，加上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人口数量总是相对减少，这无疑真正提高了大多数专业服务产品的价格。
也就是说当前这个机械化、智能化趋势，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是难以造成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也就难以形成相应的消费群体，最后自然难以形成中产阶级，倒是通过给予学习和技能应有的补贴，激活创新、创业、高附加值就业的活力，说不定还可以实现部分中等价格产品、中等消费市场。
总之，随着一个市场中价商品和服务的供应逐渐增多，久而久之，一个中档消费群体也会逐步形成。然而，当前的现状是，几乎与这个目标完全相反，大量低价商品大行其道，少量高价商品价格高得离谱，而且二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几乎也成为全世界一个普遍现象，然而唯独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消费群体却十分不足。
二、双街模式的M型化趋势
大约在2007年前后，我在自己的专著《华尔街与秀水街的探戈》一书中描述了这两条街结合带给世界高档价格更高、低档价格更低这个趋势的利弊。两条街之所以结合、结合后之所以带来相当的利弊是因为：
过去30年以中国为新兴经济体代表为例，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劳动力、土地、资本价格低廉，一旦他们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就理所当然地拉低了世界很多制造业产品价格，而始终坚持限制转移的欧美日奢侈品，包括部分高科技产品、高价金融服务、许多专业服务等，反而形成天价，一是他们被大量的低价衬托，当然显得反而价格更为高企，二是新兴经济体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由于本国缺乏中档以及以上商品和服务，也把货币集中到这些国家去消费，因而更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溢价现象。
总之，在这个世界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生态系统中，不难看出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十分缺少供给，虽然这也对应于中产阶层的缺乏，但是不等于底层人士和部分中产人士不需要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于是少量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就显得供不应求，往往盲目的溢价就被推高得十分离谱的地步。
一个国家和一个市场，越是缺乏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缺乏中产阶层和中产消费，就越是显得低价和高价的矛盾现象遍地皆是，反之亦然。
比如我们常看到的低端电子类产品、低端服装、低端包裹、低端鞋帽等，这些产品大都属于规模化的机械化供给，也容易导致规模供给、低价供给，而且美欧日中产以及以下大量需要这类廉价商品和服务，以至于这类产品廉价到用后即弃的地步。但是另一方面，豪车、豪房、高档金融服务、高端各类专业服务，本来价格组成就不菲，由于富人的购买力超强，于是其溢价也就到了吓人的程度。
这事实上打破了资源基本的良性循环利用，浪费了资源，破坏了环境。尽管可能发达国家不是直接的受害者，但是由于全球气候和环境终究是息息相关的，因而最终没有人不受影响和牵连。
与低价商品泛滥相伴而生的是，过去不少中国富人大量海外疯抢品牌性的东西，从品牌牛奶、到健康食品、甚至高级一点的马桶盖，有的说这是因为国家和大公司垄断了进口，他们进口效率低下、价格却高企，因而导致很多人就利用出国机会大包小包地直接带进关，虽然这些价格相比国内同类产品是高的，但是比在国内市场购买进口产品还是免去了不少关税，更主要的是弥补了相应的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稀缺性。
这样说来，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确是需要在供应链上补短板的，但是到底补哪一类短板呢?是高档还是中档?或者就是低档呢?显然应该是中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需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中档价格，所代表的商品和服务真实含义是货真价实，内涵着高品质、精益求精，彰显的是诚信素养、契约精神。也就是价格虽中档，但是品质却高尚。
过去30年虽然世风日益浮夸，人们喜欢用所谓的高档消费来炫耀自己有钱有势，把抵挡消费当成没有面子。然而就人们内心本质而言，坦率地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当然包括中产，大都还是喜欢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再说，对于一个新兴经济体，筹建全面的高档价格的商品服务品牌确实不是一日之功，这里包含了两个相互矛盾的东西，一个是高档技术的确是高档商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是如果仅只是技术，随着技术竞争日益白热化，再高水平的技术，不久之后也都会因机械生产、智能化生产的涌入，其高价最终难以长久坚挺。
然而，生产服务业中涉及到人的诚信和契约精神，以及相应的精益求精、顾客至上的品质，这些东西相反却是可以持久维持价格的，加上拥有这些品质的多是中产的知识分子，而这类知识人的供给往往总体是相对稀缺的，又由于这持久的服务精神是需要时间的验证和累积的，因此，这中档价格、中产消费，是需要累积更多的知识、信息、信用，才能积累成一定的局面和趋势。
总起来说，由于机械化、智能化、规模化进一步普及和深入，一般商品和服务只会价格越来越低，即使跨到中等收入门槛的中国成本提高了，但是很多生产却可以转移到成本更加低洼的地带去，虽然这也迫使中国渐渐抬高相应的土地、资本、劳动力价值，以便把应该计入的环境成本揉进去，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国加大加重信息、信用和知识的成本，最后让新老要素有机的叠加起来，促使供给侧提供更多的、优质的中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如果果真能这样，那中国商品和服务，特别是中档价格的品牌商品和服务，不难全面占领世界商品和服务市场。
三、中美贸易的反孙膑对策
1990年代初期手机刚问世的时候，那时的国际品牌主要是爱立信、摩托罗拉，与此同时国内装一部座机大约5000人民币，而一部摩托罗拉、爱立信手机那时好几万人民的都有，国内普通品牌大都在5000元左右。即便如此，这个价格在当时也算是奢侈品了，那时大多数人几百元人民币工资，不是很多人买得起。
大约在2000年之后，三星和苹果采用光标移动面板，开发出了新的智能手机，这新一代手机一上市，虽然惊艳四方，但是标价却大约只在5000-10000元人民币之间，这个价在2000年之后无疑是一个中档价位，要是他们一出场就标价万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为什么只标中等价呢?要知道在当时社会上已经开始较为流行奢侈价、泡沫价起来。
后来我经过仔细观察和分析，发现当今社会处在一个中产阶级日益萎靡、同时中档价格的商品与服务却十分稀缺的时代，然而人们却十分渴望精细化技术、精益求精的品质和服务，也就是对中价商品和服务特别渴求的时代。
对于一个按年更新的产品，如果选择高价无疑等于是自杀，选择低价，显得没有品质和追求，也一样难以受到青睐，然而这个定价无疑中暗合了中等价商品的稀缺，反而最符合实际，最具有竞争力优势。
这就是说，苹果手机仅从它的定价来看，几乎就是技术创新、服务第一的代表，也就是中产阶级、中产价格的代表。富裕人士消费起来不寒碜，有些下层咬咬牙也可以买得起，至于广大的中产，一两年换一部也是一件较为容易的事。
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某些启示，无论农业还是工业，包括服务业，其中的技术，只要是连续可更新的技术，多是相当集约化的，这种技术不可能一次性承载太多的专利分担成本，但是却可以承担相当的服务成本，因此不是太高价格的技术和具有较高服务精神的东西加起来，就是一个最优的中档价格。
比较起来，很多一味高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多是抬高了资本的垄断价格，而低档价格多是缺失服务的价格，这种两极分化的价格趋势容易导致价格市场的分化，从而引起相应的社会分化;久而久之，下层就业就多容纳在下层行业之中，中层就业就多容纳在中档价格成长的技术、服务之中;虽然从事高档技术、高等服务、高等价格的企业，其企业技术人员大都是中产，然而其中也有相当比例的是富裕阶层，比如高级技术人才、高级管理人才、高级董事和有分量的股东。
于是当2014年中国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精细化、集约化的生产、精益求精的服务以及品牌塑造，也就是中档价格下的品质生产和服务。
中国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讲的是对弈双方的马队大致实力相等，但是孙膑改用己方下等马首赛庞涓的头等马，虽然第一场输了，但是接下来他用己方的头等马打败了对手的中等马，比分1:1平，第三局孙膑再用己方的二等马击败对手的三等马，总结果是2:1胜庞涓，这个聪明的博弈策略其实在当前供给侧改革中也是可以借鉴的。
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先大量采用城乡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本与西方信息、知识和信用结合，中国先采取所谓的两头在外、三来一补，其间时不时出口转内销，这种模式总的一方面给中国留下了部分就业、税收，提升了部分工业化、城镇化，让部分人、行业、城市、地区先富起来了，另一方面也让美国转移出去的部分中低档价格的工业产品进一步规模化、集约化、廉价化，这显然既给了美国部分高科技、国防工业、高级金融、高端服务业更多的技术和资本集聚，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利润，也让大量中产以及以下获得了大量廉价商品和服务的可能。
经过30多年的双街模式合作，美国整个制造业几乎都转移了，进而也把几乎所有的制造业价格让中国因素拉向了低价，与此同时，整个欧美日中产只有少部分提升为富人，大部分沦为中产以及以下，但是华尔街这边却不断地泡沫化许多金融资产，也就是溢价很多资产价格;而中国呢，虽然获得了不少制造业转移，但是也大量牺牲了不少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也确实让不少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成为了农民工，部分人上升为城市中产，少数人成为富人，但是更多的人成为城市无产者，既包括大量的农民工，也包括不少的城市下岗工人。
中美过去30年的博弈，无形中遵循的是华尔街-秀水街模式，我概括为双街模式，也就是此高彼低模式，或者叫此低彼高模式，而且是一个严重两极化的模式。十多年前一位聪明的教授，由于多次来往于中美间，观察到了中国用一亿件衬衫换美国一架飞机的现象。认为这个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希望中国马上跟着上许多高科技、高价商品和服务。固然其愿望是好的，但是现实却是骨感的。
我从这个事实中看到了中日美欧之间的双街合作，类似中国这样的角色首先瞄准的应该是中档价格下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培育自己大量的死忠消费群体，中产阶级，这显然是极为务实的，而不是好高骛远的。
最近几年我们总是看到不少中国人蜂拥欧美日，几乎扫光了他们货架上的奢侈品。其实大多是些品牌日用品和消费品，只不过货真价实，拥有响亮的品牌，但是产品和服务里面却更多包含了一种品质和精神。
本质上来说美国除了不少高端价格的产品外，这些中等价位的产品和服务并没有欧日那么多，欧日因为保存了不少传统工艺，但是又没有规模化，因而显得难以供过于求，相反多是供不应求，于是一方面是品质，另一方面是供不应求，就导致了这些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溢价。因此我常把欧日这种借助传统工艺和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因其填补了一些中档价格的商品和服务的空白，称之为双街现象的异化。虽然这个异化是健康的，是自我保护的，然而这个异化还是没有改变多少中档价格商品和服务普遍缺乏的事实。
总之由于现实长期缺乏中档价格的产品和服务，最后不光是生产领域，就是消费领域也出现了中产阶级缺失的固化现象，也就是供、需市场是差不多同时分化的，当然逻辑顺序还是先在生产领域，然后才是消费领域。
由于中美最初是制造业领域的联手，美国中高价的信息、信用、知识第一个被中国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资本、土地拉下水，导致与国际市场十分巨大的差价，因而促使整个国际制造业大多数产品普遍价格低下，由于制造业的这种分化，先导致欧美制造业产业工人分化，不少人失业低薪，表面上中国部分乡村农民转移成城市农民工、也有少量的城市中产，但是一旦中国迈入到中等收入门槛的时候，就面临着中等收入门槛时候的第一次发展悖论——大量畸形发展导致的产能过剩，以及资源和环境补课，不光表现在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补短板、降成本，还表现在我们引以为傲的大量外储上，这大量外储其实就是进出口畸形累积的产能过剩，诸如此类现象使得中国脆弱的中产又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早在1980年代，日本的大前研一就观察到了日本社会的这种M化现象，也就是富的越富、贫的越贫，以及这种现象在国际分工背景下的两极分化。但是他没有观察到这种现象背后包含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改革，自然也没有观察到这种普遍的中档价格下的商品和服务的缺失和严重不足。
总之过去30多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这种双街模式联姻，是反孙膑对策的联姻，是图一时快乐和冲动的联姻，导致了中等价格下的商品与服务的缺失，进而导致中产阶级的缺失，最后这种现象事实上成为今天这个世界普遍出现的调结构、转方式的关键对向，也就是始作俑者。
四、修补中等价格、中产消费短板
欧美日长期把中价以下商品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唯独保持了少数高价商品的生产，即使这高价部分很多零部件也不断转移，最后只把专利和少数核心技术控制，以至于这个世界当前大多数高价商品多是欧美日生产，但是在日本凡高档的都留给自己国内消费，而且价格还不高，与日本相反的是，中国凡略为高档点的，几乎都出口，实在出口不了的，在国内也采取不低的价格销售。
类似中国市场这样的出口对策，显然会累积成一架飞机可以换取1亿件衬衫、10亿颗纽扣的事实，对应的欧美日即使是中产也可以一美元买一把洗脸毛巾、发卡，即使是一些拖儿带女的普通家庭主妇，也可以大把大把地购买一推衬衫，还多一次性消费，这是何等的浪费?长此以往，一个始终不思改进工艺流程，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一个即使再穷，过得也是穷大方的日子，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顽固的路径依赖，但是留给地球的却是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这种模式最后反过来也分化、固化了生产和消费人群，也就是穷的逾穷、富的逾富，导致整个世界进一步去中价化、去中层化、去中档化。
因为新兴经济体长期应承了欧美日之中价以下商品的生产，由于劳动力、土地、资本价格廉价，加上信息、信用、知识也相对廉价，因此这些中价商品和服务也很快惯性成长为低价的商品和服务，还由于这些国家长期惯性出口导向，不断地多把产品输出去，自己节俭消费，因此环境成本、资源成本长期难以得到补充、可持续发展始终难以形成。
即使信息业再发达，但是城乡之间、落后行业与先进行业之间、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信息始终难以流畅，这些信息宁愿跨国流动;对应的也有一些知识和信用，同样也是偏好跨国流动，独独不偏好国内流动。其结果就是低档的价格、低档的生产、低档的消费长期形成惯性。
与此相反的是，在发达国家这30几年，少数高科技领域、大宗商品、高端金融和资本化专业服务、豪车豪房等领域价格是高企的，究其原因是长期的专业性、职业化、品质化、法治化、市场化的结果。
这部分高价产品也只有欧美日以及新兴经济体中少数富裕人士可以消费得起，越来越多的中产以及以下望尘莫及，于是导致这个领域无论是供给还是需求都相对固化，普遍长期固化的结果，既很难有突破性的新型高科技产品诞生，也很难有新的富人闯入这个圈层。倒是日益让中产落后成贫困阶层。
2010年的时候我在ICBC悉尼办公室讲到，解决此类问题只有一个对策，那就是新四化，但是这个新四化既不是传统意义上所说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也不是当下被政府渲染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当然这两类四化都没有错，错的只是时机，特别是在当前产能全面过剩的情况下，提及这两类四化，都难以避免地导致重工业化、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过剩，并沿袭老工业化、城镇化模式，僵化经济结构和活力，进而更加剧产能过剩。
这两类四化在全面追赶工业化、城镇化上升时期，不断加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到达中等收入门槛的时候，再一味地沿袭就难以避免进一步产能过剩，特别是在2005年中国已基本处在传统重工业过剩的背景下。
从那以来，渐渐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及相关行业也全面过剩。特别又与中国普遍地M化社会趋势相伴随，因此大部分消费能力集聚于富人，广大的中产以及以下难以有匹配的基本消费对象和消费能力，也就是中档价格下的商品和服务。
因此唯一正确的新四化就是中小企业现代化、社保现代化、三农现代化、金融现代化，因为只有这个新四化才可以弥补中等价格的商品和服务之不足、中档消费的之不足，从而实现真正均衡的、和谐的发展。
更主要的是，如果实现了这样的新四化，规模供应的低档价格的商品可以适当提价，以阻止资源的浪费、环境的破坏，并设法让更多高档价格的商品让更多人分享，当然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唯有适时增加中档价格下的商品和服务、增加更多的中产阶层，才可以让以上两端出现良性发展趋势。
因为如果没有中小企业现代化和三农现代化的补充和完善，哪里可以完成供给侧的中端结构优化呢?要是没有社保现代化、金融现代化的配套，整个社会哪有一种可以保障的环境和条件呢?
有且只有这个四化才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先决条件。同样，也是有且只有这个四化才可以让供给侧改革弥补中档价格下的商品和服务之不足。而且促进整个社会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
这样需求侧也会随之完善、优化，形成整个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优化，最后达到整个市场的结构优化、供需两旺，从而使整个世界市场真正成为可持久的和谐的繁荣市场。
文章选自经济参考网，2016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