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移民的生活质量探析 | CCG研究
2016年11月21日
现有的移民研究主要关注移徙对于来源国和接受国的宏观经济社会的影响，而较少关注移徙对于移民自身生活质量的影响.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切入，概况了当前对于移民生活质量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介绍了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有关移民生活质量的结论.此外，本文还从就业、创业、家庭等几个角度讨论了国际移民可能面临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全世界人口流动正在加速。据2013年度的《世界移民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共有2.32亿国际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的3.2% ，尽管这一比重仍然较小，但因国际移民增长速度较快，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业已凸显，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在2015年9月，联合国及各成员国将共同商讨未来若干年内全球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据此制定出新的发展议程。移民作为全球化的最重要体现和标志之一，也将成为此次大会的议题之一，国际社会将共同商讨如何将移民问题纳入发展议程之中，使移民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和提升移民的权益与福祉。
以往有关国际移民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对接收国和来源国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例如侨汇、侨民资源等对祖籍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等，而针对移民在迁移之后自身生存状态和生活质量的研究较少。然而，人们选择迁移主要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过上更好的生活，因此，考察移民在迁移之后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应当是移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对移民生活质量的研究现状
移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而离开故土，他们在移徙之前往往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寄托着强烈的主观愿景和渴望，考察移民的生活质量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移民是否通过移徙实现了个人的发展目标、改善了自身的生活状况，从而深入了解移徙给移民个体带来的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且还可以为有移民倾向和意愿的人们提供更全面的有价值的参考。
（一）对移民生活质量的关注
现有的移民研究多是从宏观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待移民对发展的影响，而对于移民生活质量和满意度的关注则为移民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通过衡量移民的客观生活状况和主观感受，可以以一种自下而上的微观视角，更为准确地评估移徙给移民个人发展带来的影响，这也为制定有效合理的移民政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近年来人们对发展的新认识有关。人们越发认识到不能仅以经济增长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传统的经济指标（例如GDP）不能精确有效地评估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等主观感受和看法。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开始将福祉列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指标，有关福祉的研究也在近年取得了较快发展。在《福祉：五种主要因素》 中，作者指出，福祉是一个综合指标，不仅包括经济收入，还囊括了生活的诸多方面，例如对每天所做事情的热衷程度、与他人关系的好坏、经济收入状况、健康状况以及对社会的参与和贡献等。五个影响生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即职业、社交、经济、健康和社会,只有将这些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揭示出人们整体的生活质量。(Ibid.)
（二）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目前，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是较为全面地反映世界移民的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之一。尽管它并非专为研究移民者而设计，但这项调查所涉及的地理范围之广、受访者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从2005年开始，盖洛普每年都会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开展此项民意调查，本文所涉及的调查数据采集于2009年到2011年，受访者中包含2.5万名第一代移民和44万名当地居民，展示了四种主要迁移方向和路径 上移民的总体生活质量。它所采集的丰富而广泛的数据资料为从事移民研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盖洛普调查问卷除了包含与受访者客观生活状况相关的问题（比如收入水平、就业状况、健康状况等），还有针对受访者主观感受和看法的问题（比如生活满意度、社区归属感等）。调查结果揭示出移徙对移民生活质量的影响，一些主要发现如下：
第一，移民在家庭经济收入上通常会有显著提升，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移民表现较为明显。移民的收入状况与移居时间也有一定关系，新移民在最初的一段时间会面临一些挑战，但虽随着时间推移，经济收入状况会越来越好。此外，包括经济收入状况在内的各项生活质量都与移民的来源国和移居国息息相关。一些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有更多机会步入移居国的最富裕阶层；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其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往往会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提升之后增速放缓，甚至难以再有显著提升。
第二，从总体上看，移民的劳动就业率高于本地出生人口，但是年轻移民的失业率高于本地年轻人。尽管就业率高，但移民比本地出生人口面临更大失业风险，也更有可能不充分就业（即拥有的技能水平高于工作的实际需求），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表现更为明显。此外，除了从发达国家迁往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之外，移民总体上的工作满意度较低，较少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理想工作。这也部分的解释了为何有较多移民转而寻求创业。在创业方面，移民往往比本地出生人口表现出更多的热情。在很多国家，移民从事自主经营的比重都高于本地人。即便在没有创业的移民中，考虑并有计划在未来创业的人数也比本地人多。
第三，移民往往没有本地人的安全感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移民容易成为遭受侵害的对象，这些都妨碍了移民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经济生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新移民身上，尤其是前往发展中国家的新移民群体，他们更倾向于在相对贫困和犯罪高发地区安顿下来，因此也容易遭受侵害并引发犯罪。但是，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技术移民等，其安全感和归属感都会有着明显不同，他们一般会在中产和富裕阶层的社区落脚并开始新的移居生活，因此其安全感和归属感要高一些。
第四，移民对未来持有更乐观的态度。在发达国家，移民往往比本地人对移居国的国家机构（如政府、司法系统和选举机制等）更加信任和认可，也较少认为政府和商业部门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新移民更乐于接受和拥护移居国的国家体制和制度，而长期移民的这种乐观看法会随时间而递减。尽管如此，在发达国家的移民对政府仍会比当地人表现出更多信任。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从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移民者身上，他们是对移居国体制和制度最拥护的一个群体。
第五，在健康方面，盖洛普主要通过考察移民的个人健康状况、对移居国医疗保健条件的满意程度以及是否拥有医疗保险等来评估移民的满意度。这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在发达国家，移民对个人健康状况和移居国的医疗条件的满意度和本地出生人口不相上下；而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的满意度却明显低于本地人，他们更容易受到健康问题的困扰，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他们积极融入新的社会。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详细比较了不同的迁移方向和路径下的移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差异，它强调，移徙能否有效地提升移民的福祉还取决于移民者来自哪里和去往哪里，即移民的来源国和移居国。这一点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随着中国海外移民数量的增加，目的地选择也变得更加多元，俗话说“凡是海浪触到的地方就有华人”，因此，要想对中国海外移民有更深入的了解，国别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分别对迁往不同国家的中国海外移民作出深入研究，这也有利于我们对不同国家的移民状况和移民政策等进行更深入的比较。
盖洛普调查是移民福祉研究众多案例中的一个，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移徙与人类发展、移徙与移民福祉之间的联系，我们仍需要投入精力开展更多的研究工作。
二、国际移民可能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移民面临高失业率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是中国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近几年来，发达国家的经济虽然相继复苏，但失业问题依然严峻。每次失业风波来袭之时，外来移民尤其是新移民往往首当其冲。2013年，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一份《近期移民特征调查问卷》显示，近年来澳洲的移民失业率高达85%，这一数字远远超出澳大利亚本地出生人口的失业率。同样地，2014年初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的新移民（指移居不满五年者）与本地人之间的就业差距非常大，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差距越明显——拥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新移民，其失业率为本地出生的同等学历者的四倍以上。
此外，调查还显示，来自非英语国家背景的移民更不容易找到工作。女性移民比男性失业率更高。澳大利亚的一些调查机构还发现，在出国之前，很多移民中介往往会向有意移民的人夸大迁移之后的美好生活，当人们真正来到澳洲之后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问题。
（二）不充分就业问题严重
即使在就业的移民之中，也有不少人处于不充分就业状态，即专业技能高于工作实际需求、工作与所学专业技能不匹配等。其中一些人原本在祖籍国属于知识技术专业人才，但在移居国因找不到合适的、能够充分发挥其才能的工作，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的浪费。例如，在发达国家，一名拥有博士学位的中国新移民当上了出租车司机，或在中餐馆里打工等情况屡见不鲜。尽管他们属于就业者，但实际才能和工作经验都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据移民政策研究所（MPI）2014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 目前美国25岁以上、获得大学以上学历并已拥有工作的移民中约有160万人都受到“人才浪费”（Brain Waste）的影响。由于境外学历不被美国公司承认、缺乏在美工作经验以及语言障碍等，他们被迫从事与学历并不符合的低技能工作，例如开出租车、家政和送快递等。报告还指出，拥有境外学历的移民中20%都从事低技能工作，而从事此类工作，拥有同等学历的美国本土出生居民仅为12%。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在境外获得大学本科学历的移民，其中有26%的人都从事低技能工作或失业。
据统计，2010年加拿大有42% 的移民从事着比自己的资历低的工作，很多新移民很难找到原专业的工作，最后只好转向一些容易入门的行业，例如贸易和服务行业。此外，移民从事兼职和临时性工作比例也比当地人高，所受工会等的保护率偏低。
失业和不充分就业直接影响到的移民的经济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影响到侨汇数额。
（三）家庭是影响移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
与家人的分离、在新的国家缺乏社会支持网络等通常是影响移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这不仅是对于身处异乡的移民者本人来说，对其留守家庭也会造成极大影响。在一些调查中发现，尽管侨汇使家庭经济状况得到改善，但却难以弥补家庭分离所造成的情感损失，尤其是对留守儿童所造成的深远影响。
对于家庭团聚移民，在移居海外的适应过程中，家庭则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一点尤其在中国海外移民中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中国传统社会重视家庭的文化行为模式也在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中起到了积极作用。根据加拿大官方统计，在加拿大本地出生人口中有29%的老人独居，在加拿大整体的移民中这一比例为25%，而只有11%的加拿大华裔老人（指65岁以上）独居。 研究发现，加拿大华人通常会邀请父母与自己居住在一起，以便更好地照顾父母。华人移民家庭通常会选择三代人共同生活的方式，所以华人家庭通常规模比较大，他们比其他族群更加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亲情和互惠关系。（Ibid.）
（四）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
对于移民来说，通过个人奋斗达到经济目标或许不难，但想要在移居国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不简单。移民生活质量低于本地出生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移民在移居国的社会地位往往不及其在祖籍国。一些在移民前具有良好教育资历和职业成就的人不一定会在移居国获得认可。少数种族和族群还可能在移居国遭受歧视。此外，语言的障碍和文化习俗上的冲突更是给移民的个人发展和生活状况带来很大的消极影响。
（五）对现状的不满而刺激的创新精神
很多研究表明，移民比本地出生人口更富于创新和进取精神。移民往往容易对现状感到不满，例如，尽管他们的收入在迁移之后往往取得显著增长，但是，即便做到了与当地人相当甚至超过当地人收入，他们仍会对收入状况感到不满。这一点在拉丁美洲的一项调查中得到印证——那些有移民倾向并最终选择移民的人们的幸福感低于没有移民倾向的人们，尽管在客观上看，这些移民在生活处境上比后者更好，但他们是所谓的“沮丧的成功者”，对现状感到不满。
移民比本地人口更倾向于选择自主创业，他们敢于挑战新事物，对成功怀有更多渴望，这种气质使他们天生就具有企业家的潜能，或者说与企业家具有某些共通之处——更愿意接受挑战，并具有创新思维。
三、对国际移民生活状况的关注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在看待移民对发展所做贡献这一问题上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积极的移民观，认为如果管理得当，移民可以让利益攸关的三方（即接收国、来源国和移民自身）都能够获益。很多国家开始将移民问题看作国际合作与发展的新机遇，亦开始将移民视为有待充分发掘其优势和价值的资产。
例如，人们开始认识到，移民若不能充分就业、人尽其才，便是对移居国经济的重大损失。加拿大皇家银行在2011年一项研究报告中指出，促进新移民专业人士充分就业将对加拿大整体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如果新移民与本地出生人口在失业率和工资收入差距上完全消除，加拿大整体经济将增加300亿元收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2%。
加拿大独立公共政策智库莫厄特中心（Mowat Centre）发表的改善技术移民就业前景的报告‘Brokering Success’中也指出，技术移民并不会抢走本地人的工作机会，反而会为本地工作市场创造更多新机会，这其中包括移民自己创业、为企业提供新的理念和革新方案，以及增加移居国与其祖籍国之间的贸易机会等。报告还呼吁政府和企业需要尽快建立一套以需求为导向的新移民就业扶持计划，而不能仅关注求职者的技能高下，更不能以缺乏本地工作经验为借口歧视移民。报告指出，由于技术移民推动加拿大经济发展的潜能未被充分发掘，加拿大因此已遭受巨大经济损失。
此外，移民失业和劳动力市场对移民的歧视等所引起的移民高犯罪率问题，这也为政府有效管理移民问题提出巨大的挑战。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指出：“犯罪率与移民文化无关，但和他们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比如他们是否能拥有维持稳定生活的资源等。”
为此，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致力于修改移民制度，打破限制新移民取得专业资格的各种障碍。加拿大的就业协会组织等就在积极帮助新移民融入劳动力大军，2013年，多伦多地区就业联会(The Toronto Region Immigrant Employment Council)帮助1,300位新移民配对找到适合其专业的就业辅导导师。(Ibid.)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移民问题尚未被真正纳入全球发展框架，很多国家仍对如何更好地使迁移促进发展、如何提升移民者生活质量等问题认识不足，因此，相关的数据采集、调查研究工作也往往会被忽略。
从这一点看，深入了解移民的生活质量状况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而目前相关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尤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移民生存状况的研究更是少之甚少。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主要的移民来源国，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中国的国际移民议题近年来受到国内外研究者和许多机构组织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国的国际移民研究不仅要关注移民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社会影响，而且要深入了解移徙对移民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移民更好地促进发展、提升福祉提供重要参考。
本文选自《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