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共享国际人才红利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理事长王辉耀
2016年11月1日
《世界教育信息》：《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提出，“扩大人才开放。树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国际人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完善更加开放、更加灵活的人才培养、吸引和使用机制，不唯地域引进人才，不求所有开发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确保人才引得进、留得住、流得动、用得好。”这里提到了国际人才的问题，您认为国际化的人才对于中国的发展意义何在？
王辉耀：当下，全球化已进入第四个浪潮——全球经济治理转型升级的新阶段，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正在面临重大调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FTAAP）、“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二十国集团（G20）等新的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纷纷出现，并积极向前推进，全球治理面临转型升级。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获益者，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并加入新一轮全球化竞争，积极参与制订新的国际规则，内外联动推进中国的改革，维持已经取得的贸易优势，提升资本优势，建立人才优势，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国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主要的推动者，因此需要更多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人才。
从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企业主体来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和价值链重构，引发新的全球商业版图调整。企业要在这一进程中取得国际竞争优势，关键点同样是人才和创新。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企业，通过互联网技术创新，实现新的商业形态，促进了全球商品流动，极大地改变了原有商业格局。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通讯企业，通过持之以恒地自主研发、科技创新以及本地化运营，真正实现“走出去”“融进去”。这些例子无一不说明人才与科技创新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流动中的主导力量。
随着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全球流动给各国带来的红利不再突出，全球人才流动浪潮的作用日趋明显。美国之所以在创新领域走在前面，是因为充分享受了国际人才红利。美国硅谷的繁荣就源于多元化的人才集群效应——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语言背景的人才，相互碰撞思想，没有条条框框，时时刻刻产生新的灵感和思路。以色列是全世界创新创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色列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现在800万人，其中80%以上的人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这些人才的知识、经验和创新能力为以色列发达的科技产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的例子都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才竞争的必要性。中国现在也正在进行许多重大项目，如“一带一路”的战略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企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并且在全球化的市场中开疆拓土。所有这些都需要充足的人才储备——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是海外人才布局。
《世界教育信息》：改革开放后的移民中，留学人员、知识型人才占了很大比例。目前，高端人才外流趋势仍不容乐观，您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王辉耀：当前“人才战争”硝烟渐起。许多发达国家通过改革移民政策，加大人才吸引或留置力度；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甘示弱，纷纷加入全球人才竞争行列。近些年，我国在“千人计划”的引领下，已有近百万留学生回流，其中高层次人才两万多名。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我国的人才流失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第一，从硬件方面说，中国的基础设施环境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我国不仅科研设备运行效率较低，而且综合效益也有待提高。科技部前部长徐冠华曾说，我国大型科研设备利用率只有25%，而发达国家是170%。许多留学生曾经反映，他们在国外做实验，即使是研究生阶段，也可以使用价格高昂的先进仪器，而回国之后却发现国内的先进仪器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很多专家花钱买了机器，却不愿意分享，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设备利用率低。这些也是很多理工科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近年来，中国的科研硬件环境好了很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减小。在很多大城市，中国的科研基础设施已经较为完备，比如北京中关村，现在已经有16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区，有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机构301家。中关村的“车库咖啡”新型创新孵化器，还受到美国媒体关注，《华盛顿邮报》刊文《美国人应该真正害怕中国什么》，其中特别提到“车库咖啡”，说这是中关村的“秘中秘”。这说明我国在创新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激励上，出现了世界瞩目、世界领先的新方法。事实证明，中关村也确实成为了中国集聚海外人才最多的地方。
第二，软环境是造成中国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科研设备运行效率低的问题在深层次上反映了我国科研管理体制方面软环境的问题。
从科研上说，我国目前科研管理体制还不太健全，也缺乏人性化。在中国，很多科研人员都把精力放在“拉课题”上，而不重视课题最后的成果，产生许多无用的、应付性的科研成果，导致大量科研经费的浪费。在国外，申请课题很容易，而最后课题结果审核却十分严格。再比如，我国科研人员的薪酬水平仍然较低，而在国外，一个教授几乎可以养活一家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一国对人才的重视程度。还有，现在很多科研经费规定只能买大型设备，对科研人员的劳务支出等限制严格，还不太人性化，当然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从教育上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能力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课堂所教内容与实践脱节，不少教授也疏于教学，很多学生“有学无识”，学术腐败事件时有发生。少数专家掌握一个领域的话语权，不允许别人挑战权威，这种学术垄断限制了学术自由，不仅制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国高校存在“只进不出”的用人制度，大部分岗位都被占用，造成一些留学归国人员难以进入高校任职。
我国人才体制机制上在近年出现了很多创新和亮点，比如“千人计划”，已经成功吸引了3000多名高层次人才回国。但是目前还存在不少人才管理和任用方面的政策障碍，比较典型的是人才流动的壁垒过高。首先，户籍问题限制了人才在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自由流动，也限制了很多人才能力的发挥。 其次，我国人才在体制内外流动也受到限制，许多留学人员回国后缺乏参政议政的渠道，无法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没有职称，在申请科研项目上也遇到阻碍。这种社会地位和待遇的差异，也使很多留学人员不愿意回国。在一些国家，“旋转门”机制保障了人才可以在政府、企业和民间自由流动，人才可以发挥能力的领域很多，可以得到有效的锻炼。此外，中国的出入境手续还十分繁琐。相较之下，外国公民的国际旅行、商务往来，都非常方便。最后，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
第三，我国生态环境亟待改善。多年来，我国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型经济方式导致了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优秀人才很有吸引力。
《世界教育信息》：针对您所讲到的人才流失问题，中国需要采取什么具体措施？
王辉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留学人员是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16字方针，表明中央对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这一来自祖国的召唤，在海外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具体来说，我建议中国从软环境建设、人才体制机制完善和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引进国外人才三个方面遏制人才流失，弥补人才流失带来的危害。
第一，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我国仍需加大科研投入，完善科研管理体制。进行高等教育改革，遏制学术腐败和学术垄断，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应建立聘任制的教师用人制度，建立退出机制，将科研教学岗位让给更多有能力的人才，给海外留学人员回国进入高校工作创造机会。应继续完善创新创业环境，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大学生自主创业。
第二，在人才体制机制完善方面，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使人才利用效率最大化。要放宽户籍限制，促进人才在不同地区之间合理自由流动，让市场竞争决定人才的区域分布。
第三，要促进体制内外的人才流动，建立起我国的“旋转门”机制，为人才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要放宽出入境限制，让人才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一个人才有出有进的局面，让更多人才走出去学习锻炼的同时，欢迎他们回国服务和发展，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国际化人才，让中国成为国际化中心。
第四，建立健全我国的人才移民制度，大力吸引国外人才。我国人才流失造成的危害，可以通过吸引海外人才来中国加以弥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人才大量流失的历史阶段，通过移民制度吸引人才是发达国家的通常做法。美国一年发放100万张绿卡，这8万张短期人才签证成功地留住了人才。我国设立绿卡制度10年来，只发了几千张绿卡，这和我国对国际人才的需求极不相称。吸引海外人才的重点在于建立健全人才移民制度。首先，要形成统筹协调的签证制度，简化并完善分类。目前，外国人来中国工作必须办理外国就业证或外国专家证、外国人就业许可证书以及居留证三个证件。三证分立，程序繁杂。今后，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由一个政府部门统筹协调签证相关事宜，例如美国公民与移民服务局（USCIS）、澳大利亚移民和公民部、日本厚生劳动省、韩国就业和劳工部等。同时，对签证类型进行适当完善，使之更有利于高新技术领域人才。其次，要出台更为开放的雇佣外籍高层次人才的制度。目前技术移民以职位和任职单位为门槛，基本将外国科技人才流入的接纳单位限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今后应改为以职业为基础门槛，配以国家急缺人才清单或移民职业申请清单，以及雇主联合申请及担保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作用，并以国际通行的积分制来评估申请人的资格。这样才能促进全球人才的流入，并实质推动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机构的发展。再次，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目前，我国有5000万海外华侨，他们是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真正的力量源泉。我国的人才绿卡制度，并没有照顾我国海外族裔人才、我国海外留学人才、外国来华留学人员这三个特殊群体，这不符合国际惯例，更不符合我国国情。向他们签发“同胞证”或“华裔卡”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国家的和平统一以及开创我国外交局势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是贯彻十八大“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精神的重要举措。
《世界教育信息》：您除了作为智库的掌门人以外，还兼任国家欧美同学会的副会长，您觉得欧美同学会能够在中国人才领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辉耀：早在2000年，中央便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纳入统战工作。2013年，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欧美同学会及广大留学人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贡献，并要求欧美同学会努力成为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和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2016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这是中央首个针对欧美同学会建设专门下发的文件，体现了中央对欧美同学会及留学人员组织建设的高度重视。
在扶持海归回国创业方面，欧美同学会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欧美同学会下设15个国别分会、商会、企业家联谊会、社团、建言献策委员会等各种各样的分支平台，每个分支机构都是非常活跃的。最近，欧美同学会又成立了海归创业学院，也在力图打造一个智库联盟。
此外，欧美同学会是个很好的综合性网络，大家有共同的经历、背景、文化及语言，留学人员能够找到各自的需要，如人才、资金、团队，甚至人生伴侣，都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实现。
欧美同学会可以帮助留学生反映各种诉求，比如回国的相关问题，创业面临的困难，待遇、身份和居留证。欧美同学会能够把留学人员的这些诉求与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和沟通。
《世界教育信息》：国家在“十三五”时期对人才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请您谈谈体会。
王辉耀：2016年3月，全国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2016-2020年）规划纲要》。本次“十三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首次加入了“创新驱动”，并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提出“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此外，中共中央又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这充分显示出人才工作在“十三五”时期的优先地位。
进入“十三五”时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对内，我国GDP增速放缓，转型压力增大，需要发展科技创新，带动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动力的经济结构。对外，我国海外直接投资首次超过来华直接投资，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人才竞争。我国“十三五”时期的人才战略，必将放眼于全球，不仅以人才培养为主线，更要辅助以人才集聚、人才引进等措施，加快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加快建立创新型人才队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人才保证。
分析“十三五”规划纲要，可以看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举措，都围绕“创新”这一目标，以人才作为未来五年经济社会转型、实现民族复兴的根基与希望。我认为，此次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的特点还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更强调人才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指出，我国要发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此后我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才制度改革。以外国人才制度为例，过去的一年，我国的重要改革举措有：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探索建立技术移民制度，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2015年6月9日，公安部扩大了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2015年9月1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外国人永久居留服务管理的意见》。
同时，一些新的、极具创新性的政策，已经开始在全国试点。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洲发达国家，向外国人才发放工作签证、永久居留证已经成为向移民发放的一种“福利”。上海在2015年5月出台、北京在2016年1月出台的人才新政20条，有很多制度已经与国际接轨了，很有国际竞争力。目前，在上海年薪60万元以上、北京年薪50万元以上即可被认定为人才；外籍博士毕业在京工作连续4年，就可以获得“绿卡”；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允许在北京、上海就业、创业；在外国毕业的外籍学生都可以来北京实习。我国也开始通过签证“绿卡”向外国人发放“福利”。
第二，主基调更加开放。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人才观，为我国“十三五”期间的人才政策进一步开放奠定了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各种场合多次提及“国际人才”，提出“择天下英才而用之”的人才观。我曾经在2014-2015年向中央提交在“十三五”时期实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的建议，其中包括扩大外国人才永久居留人群范围、降低“绿卡”门槛、吸引和留住外国留学生、向国际组织输送人才等建议。“十三五”规划纲要中，不仅重提“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而且提出培养“有国际视野的党政人才”“完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扩大来华留学规模”“培养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等。这些新的观点被中央采纳，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未来五年内，决心培养国际人才的决心。这些国际化制度的改革，将是“十三五”时期人才制度改革的一大亮点。
第三，重视打破人才跨界流动的壁垒。鼓励和支持人才流向西部地区和基层岗位一直是我国人才工作的重要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提高人才“社会横向和纵向流动性”，保证人才上升通道，形成人才跨行业、跨地域流动自由态势；特别提出促进人才在“不同性质单位”之间流动，人才在体制内外的流动壁垒有望打破。
第四，重视“高精尖”人才的推动力和高技能人才的支撑力。“十三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要“推动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实质上是寄创新驱动发展的最大希望于高层次人才。一方面，高层次人才需要在本土加大培养，同时也需要开发外来智力。目前，我国高层次人才流失问题依然严峻。2014年底，中科大发起的调查显示，36年来，中科大少年班培养的超过202位教授中，有185人仍然留在海外。据2011年美国能源部的调查数据，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依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博士毕业生2011年为85%，高居第一，比日本、韩国的滞留率高出一倍多。同时，这部分人才是可以被吸引回国和集聚来华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发布在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研究数据指出，我国目前共有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400多万人。这部分海外人才大部分为高学历人才，本科以上学历的占80%，硕士以上学历的占44%。如何吸引这些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是我国人才政策面临的重大课题。
“十三五”规划中列出6项未来五年将要实施的重大人才工程，其中一项是关于高技能人才的“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2011年7月6日，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是中国第一个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但是出台高技能人才的国家层面的重大项目，在五年规划中是首次提到。高技能人才是我国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据麦肯锡的预测，我国技能人才缺口约有2400万。2016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我国人民对消费品质量要求提升，要求增加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商品供应。德国、美国率先引领的工业4.0智能工业时代，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将成为未来主要的消费品。目前，我国弘扬的“工匠精神”，实质也是“十三五”时期培养高技能人才、为产业升级提供支撑的理念。
采访、整理/郭伟 张力玮
文章选自世界教育信息，2016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