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内部的多样性 | 世界移民报告
城市内部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是当代移民和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里，人口多样化特征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
城市内部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是当代移民和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在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里，人口多样化特征尤为明显。发展中国家亦是如此，随着国际移民的不断涌入，大量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口混杂居住在一起。因此，政府面临着如何有效管理多样化城市人口的新挑战。
发达国家
新形式的移民、人口流动、移民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给城市的人口结构和交往模式带来巨大的改变。今天的许多城市以移民人口或种族差异为主要特征，这种差异有时还伴有不平等和种族隔离等问题（Fincher等人，2014）。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里出现的规模较小的、松散的、法律上被区别对待的移民群体也被称为“超多样化”群体（Vertovec，2007、2011；Stren，2010），他们以“移民他者”自居，对在社会文化上同质化的“社会绝大多数”提出了质疑（Ozbabacan，2012）。图表4显示了伦敦的城市多样性。
迄今为止，有关城市多样性的学术研究仅在发达国家和经合组织成员国展开（Spoonley，2014）。城市多样性在福利缺失的城市和在缺乏正规就业、体面住房和社会保护（对移民和当地居民均造成影响）的城市中都有着不同的体现。
黑麦小巷是南伦敦佩卡姆的一条购物街，伦敦最具多样性的街区之一，也是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店铺主人有来自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移民。仅仅一条街道便聚集着如此多样性的人口群体，使人们有着卓越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黑麦小巷近三分之一的店主能够使用四种或更多种语言交流。刚来伦敦的移民也多会来到这里，与已经定居的移民共享生活空间。
日益多样化给城市带来了诸多挑战，例如当某一种族、国籍或社会经济地位相同的群体集中居住在城市的某一特定区域，便会带来居住隔离问题（冰岛，2014）。
一般而言，欧洲城市空间隔离并没有美国城市严重，但在许多欧洲城市，人口的空间划分并不均等：在有些社区，某一群体（通常是低收入家庭或某少数民族）占绝大多数，而在有些社区则混杂居住着不同社会、经济、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群（Tasan-Kok等人，2013）。
移民往往选择居住在同族群聚集的地区，尤其是新移民通常会选择定居在同种族聚居区以便获得关系网络的支持。然而，这种居住隔离一旦变成永久性，便会导致代际不平等。长期的隔离可能会限制居住选择，限制人们获得更好工作和接受更好教育的机会，使边缘社群愈加贫困，还会导致排外和疏远等问题（Collet与Petrovic，2014）。
造成居住隔离的原因有住房市场的歧视、少数族群的自我隔离，以及大部分同国籍或同种族居民的迁离等。在美国和欧洲，这种情况被称作“白人大迁移”（white flight）。值得注意的是，每个国家的隔离模式有所不同，它并非少数族群自身固有的属性，而是反映出特定条件下社会和经济的排外。
许多城市在尝试解决居住隔离问题，或通过直接的控制隔离政策，或通过间接的族群融合政策。除了专门针对住房市场的反歧视法规之外，其他直接治理政策还包括覆盖更广的公共住房分配，提供租房补贴和优惠，通过居住配额的方式防止少数族裔居住过于集中。然而这些政策似乎成效不大，因为大多数本地居民仍然不愿居住在少数族裔聚集区。间接政策侧重于解决种族隔离的深层原因，例如获得公民权、融入劳动力市场和促进族群之间关系等措施。
城市政策制定者往往忽视了少数族裔聚居对移民者和其他少数族裔的积极影响。正如前文所述，移民可以受益于居住在少数族裔聚居地。城市的移民融入策略需要考虑个人和家庭的需要、社会环境和社会责任等诸多问题（Kihato等人，2010）。
跨国（商业）网络、远程通信技术和交通的发达，使得很多发达国家城市中的少数族裔聚居区有着强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因此，这里的移民中产阶级对融入主流社会并不感兴趣。这便需要政策制定者重新考虑在具有强大少数族裔聚居区的高度多样化社会里，如何促进移民融入的问题（Duncan，2010）。
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里，多元种族的人口构成是常见形态。由于跨国的语言文化纽带和宽松的移民政策等，大多数移民会选择迁往周边国家。63个中低收入国家中有45个国家的移民（约占70%）会首选经济状况相似的邻国作为移民目的地（经合组织，2011）。在那里，尽管移民会寻找到相似的文化，但随着来自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到来，还会给城市带来一定程度的族群多样性。移民接收国的较高的人口密度、不同种群的杂居，特别是流离失所和过境移民高度集中等，更增加了城市社会的复杂性。
在发展中国家，城镇居民和迁入移民一样都设法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比如，通过同时参与正规和非正规的经济活动，维系在农村和城市两地生活的家人，以更多渠道寻找资源等（Simone，2008）。由于移民入境的方式和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以及目的国较低的行政管理能力等，有大批移民从事非正规的工作（Hoang、Truong与Dinh，2013）。
在这种情况下，移民成为弱势群体，他们在获取资源上会遇到种种障碍。然而，他们迁移到城市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因为城市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更容易获得增加收入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很多城市的非正规居住地和城乡边缘地区聚集了大批由于躲避冲突、危机和气候变化等的难民（见专栏8）。如何安置和管理难民无疑成为当地政府需要优先考虑的事情。
降低迁移到城市的风险，控制被迫迁移的动因，确保移民享有社会资源以帮助他们开展新生活是城市移民治理的重中之重。这样的城市治理需要认识到移民通过汇款或其他方式为其家乡和移居国所做出的贡献，需要设计和实施不会进一步造成伤害的流动管理政策。
一般来说，在发展中国家，移民融合问题并未受到国家和城市政策制定者应有的重视。很多地方政府对待移民、城市贫民和非正规部门等都持有敌对态度，当经济状况不佳时便归咎于移民，这些情况导致了移民的极度贫困。官方文件和实际生活中很多歧视性的做法更加恶化了移民融入问题。在很多落后城市，当地政府会定期打压街头商贩和非正规住房。然而，尽管缺乏卫生、医疗和教育等基本服务，移民仍能够在非正规居住区寻找到经济机会以获得生活保障和微薄收入。
在阿克拉，像尼玛（Nima）和老发达玛这样的移民社区里，居住着很多本地出生且没有离开过家的人们，但他们被看作移民，因为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从北方迁移至此。
· 尼玛是20世纪40年代形成的贫穷社区，这里生活着不同种族和国籍的人们。移民大多来自加纳北部和其他西非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如马里、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
· 老发达玛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贫民区，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但仍有很多穷人，包括被称为“kayayei”的女性搬运工在这里谋生和安家。
迁入移民聚集在城市的某个特定区域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方面这里的社会网络可以为移民提供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当地社会对移民的排外心理也很难让他们在其他地方找到安身之所；此外，人口众多也使他们受到保护以争得一席生存之地。
结束语
世界各地的城市发展都体现在其变得日益多样化，不论是驱动国际经济的全球城市，还是生活基本需求尚难以满足的贫民窟。人口迁移不断增加，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无论在国内外、城乡间、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是如此。虽然城市发展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面临的共同主题是如何提供充足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以应对快速增长的移民所带来的挑战。
玛雅来自南非，今年27岁，目前住在布隆迪的首都布琼布拉市。前不久她决定搬到布琼布拉，在国家中央银行做货币政策技术助理。她没有依靠任何中介，完全凭借个人能力找到这份工作。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挣的钱能够让她在布琼布拉过上不错的生活。她表示自从搬到布隆迪后，财务状况比以前改善很多。
玛雅曾在好几个大城市生活过，她眼中的布隆迪首都是个规模较小、比较混乱却很友好的城市。她认为布琼布拉市的人口非常多样化，有很多外国移民和从本国其他地区迁居此地的人。布琼布拉的通用语言有基隆迪语、斯瓦希里语、法语和英语。玛雅在这里与人沟通没有任何问题，她的法语和英语都很流利，最近开始学习基隆迪语。
玛雅决定与其他人合租一套住所，并签了一份正式的租赁合同。她选在一个治安较好的社区，房子里水电齐全。她并没有通过公共或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寻找住所。她觉得在这里住得很舒适，有种家的感觉。她有医疗保险，如果生病了去医院或找医生都很方便。
到目前为止，玛雅没有参加任何社会组织，也没有参与市政选举，因为她来布琼布拉没多久，对市政府的认知还很有限。尽管她认为住的社区很安全，但还是不太信任当地的警察。此外，她还需要学习应对自然灾害的逃生技巧——布琼布拉常有洪灾发生，她现在还不清楚若发生此类情况，应该采取哪些安全措施。
玛雅计划在布隆迪再多待两年，同时她又与家乡保持着密切联系。两年后，她还想去非洲其他城市，继续从事发展经济学领域的工作。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