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殷： 从德国枪击案看西方反恐四大困境
2016年7月26日
文 |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储殷
从目前来看，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所熟悉，袭击者往往利用人权、自由、人道主义来掩护自身反人类行为。这意味着，西方社会建立在国家—社会二元结构下，以保障权利、限制权力为根本特征的宪法体制，正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这种挑战，西方社会的右转几乎不可避免。
从目前西方政府反恐的实践来看，存在四个根本的困境。其一，有限国家政权无法应对全球人员流动带来的安全风险。德国接收难民的政策令人钦佩，但是德国乃至欧盟有效的政府资源已难以负荷甄别难民，这也是极其现实又无法回避的事实。挥舞斧头砍杀路人的阿富汗少年几乎毫无阻碍地进入了德国，其中原因发人深省，也许仅有人性之爱是不够的，尤其是当魔鬼学会利用人性之爱的时候。
其二，网络资讯控制力度不够，从而让散状、原子化的反社会极端主义者，在互联网中与恐怖势力产生思想联系，进而催生出恐怖主义行为。当前困扰各国最大的安全问题就是防范独狼式的恐怖袭击。独狼既可能是宗教极端主义者也可能是本土的种族主义者，但共同的特征是几乎事前无法预防，类似于歇斯底里的精神疾病发作，而独狼的孕育之所就是社交媒体与互联网。
西方国家宣导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让安全部门在监控公民的互联网社交方面往往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而这也让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危险。当今社会人们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是要更多的所谓自由还是更多的安全，是要更加强势的员警与安全部门，还是要更加危险的社区街头。在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之前，西方社会的安全形势很难有根本的好转。
其三，有限的安全资源无法负荷超量增长的反恐任务。德国情报部门与员警部门一直处于全世界顶尖水准。德国之所以拖到目前才出事，其实也有赖于他们长期以来卓越的工作。安全部门的困境在于，当他们成功工作的时候，社会往往意识不到，而一旦他们出现了百密一疏，就往往被千夫所指。
德国安全系统最大的问题在于，由于大量移民的进入，原有国家安全系统的资源已经无法有效满足实际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大量增加对安全部门的授权与相应的执法资源，而这很容易带来员警国家的政治批判。另一个则是以全民反恐的模式来缓解体制内执法资源的紧张，塑造出某种全民皆情报员、安全岗的“朝阳大妈模式”。然而可惜的是，这种模式在德国可能会面临种族主义的指控，也同样难以推行。
其四，是西方法治主义与反恐战争不对称性的矛盾。法治让人们在面对最凶残敌人的时候，可能恰恰自我束缚了手脚。通常时候，人们也许可以说这是文明的代价，可是当文明成为自我毁灭的迂腐与懦弱的时候，野蛮也许更能反映出共同体自我求生的意志。欧洲最大的问题在于被美国保护的太久，以至于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例如，如果制造挪威2011年大屠杀的变态都可以享受类似休假的监禁条件，甚至可以控诉狱方侵害其人权，那么文明不过是刀俎下的鲜肉。
如果一个社会的文明成了其维系社会安全乃至共同体生存的障碍，人们最终仍然会作出痛苦而必要的选择。《查理周刊》遭袭的时候，法国人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巴黎惨案的时候法国人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可是尼斯惨案的时候，法国人再也没有手牵手团结大游行的浪漫情绪了。如果手牵手团结大游行，只是让惨案一再发生，如果自由、民主、人权只是让人们付出安全的代价，那么人们会做出更加野蛮却更加现实的选择。欧洲右翼的兴起正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文章选自亚太日报，2016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