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沐: 智库人才要有开放性和敏感性
2016年7月5日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在发言中指出，在发言中指出，在智库人才培养的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智库人才不是学术人才，也不是管理人才。作为智库人才，其研究领域具有开放性，更为重要是能够运用多种手段来解决社会热点问题。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一、IPP 的资本结构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和一般高校智库有些不同，我们最初是一个民营企业家投资5000万（10年，每年500万），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下面的二级学院。所以，在机制上我们有很大的灵活性。
2015年起大学决定从2016年开始每年配套500万，而在10月份，中央也给了我们1000万，所以我们是多元资本结构。
二、IPP的研究团队
郑永年教授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主席，大家都知道郑教授在国际国内有很大的知名度。现在人员20人，准备今年年底增加到25人，明年30人左右，之后稳定在这个规模。
1. 人才布局。我们现在形成了五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中国体制改革，第二个是中国社会政策，第三个是中国经济政策，第四个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第五个是中国的教育政策。我们年轻的研究员就按照这五个方面分配，大家都有一个主攻方向，然后进行学术积累和政策研究的积累，人才的布局是这样布局的。
2.人才培养。我们首先要明确，智库人才不是学术人才，智库人才也不是管理人才，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是智库人才。有些人是人才，但在我们这里工作不一定合适。有些学术研究发文章是很好的。我现在招聘的人基本上都是刚毕业若干年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我不招年龄比较大的，因为我在2015年从东亚所来到IPP工作后，郑教授给我的任务就是仿造新加坡东亚所来建这个院。
我们之所以希望建成一个以政策研究为目标的研究团队，是因为政策研究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研究。中国一些学术研究人员，很好的一些人才，出文章出得很多，但他不一定适合在我们这样的机构工作。
三、 IPP的四大人才机制
1. 合同制引进人才。大学给我们五个指标，我们到现在都没有用，我们都是采用合同制。一开始合同制很难招到中国大学的硕士、博士，而外国大学硕士毕业的很容易，但今后这两到三年，本来认为一定要进体制的这些年轻研究人员现在已经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他们慢慢适应了合同制，在这个体制下，实际上只要你做得好也是很稳定的。
2.稳定队伍机制，一个队伍引进以后首先要把它稳定，稳定队伍机制，一是我们的收入还是不错的，我们一般在广东高校里是偏高一点的。但是核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工资收入不错，但住房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这个也是现在我们正在向院里和市里反映，想通过努力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要把这些人才留下来，特别这些人都是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们都要成家，小孩都要住的地方，以后子女需要接受教育，这些问题是必须帮助他们解决的。让他们有好的生活，这是稳定队伍的基本条件，
3.激励制度方面我们分三个层次：
一是升迁机制，我们有一个升迁制度，我们发员工手册交给大家，每年什么等级的应该完成多少文章，应该完成多少工作，有一个量。我们每年7月份有一个自己的成果评估，我们跟院里，跟每个个人，院里有三个人组成的小组，跟每个个人谈今年的工作成果，成果不够的，我们就明确指出，成果好的，我们可以提前升迁。去年我们院有一个博士，毕业以后在我们这里当了两年助理研究员，本来按规定三年以后提副研究员，去年我们就提了他副研究员，这在我们队伍里的影响是比较好的。
二是海外的“旋转门”机制。我个人感到“旋转门”机制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实际上中国也不完全没有“旋转门”机制，八十年代我在工经所，朱熔基总理就是工经所出去的，马洪也是，所以不是完全没有“旋转门”的，现在旋转回来的也有，像邱晓华旋回来了工作的也不错，所以这个是可以建起来的，这个建起来以后，对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们智库政策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解决问题的，我们培养出来的这些研究人员解决问题的能力强，这些能力强的人进入政府，进入机构是有用的。
三是使命感，我同意使命感非常重要。八十年代一大批人是使命感非常强烈，特别是在老一代有使命感的这批人的带领下。但现在我和这些年轻人接触以后感觉到有一个问题，他们的使命感比较弱，他们更多的考虑是自己的实际收益。我们的理事长给我的任务是要建立企业的文化，逐步培养起使命感，我真的把这个作为一个比较长期的任务，能否实现我还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能够把这个培养起来。因为讲研究，讲到底，政策研究是需要一种献身精神的。
4. 培养机制。政策研究应该有它的特殊的培养机制，这就是项目的团队。某个政策项目的团队，这是我们特殊的培养机制。这个培养机制，我前面讲了，我们的目标是解决问题，但怎么能够解决问题，怎样提出政策使大家能够接受，刚才晓西讲得很好，我补充三个要素，我感觉到非常重要。第一，你的政策建议是好的，是有功效的；第二，你提出的时间点是正确的，这个时间点提出来，整个社会是有共识的，是能够接受你这个政策的，没有共识的东西你提出来没有用，即使是以后是对的，但不是现在是对的。第三，要有一个实现程序，一个政策是由一组政策组成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二个是什么，这是非常关键的。政策研究一定需要这三个要素。这是我们多少年，中国政府政策研究，政策积累，多少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
四、如何做好政策研究
怎么做好政策研究，非常重要的是调查研究。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学专业培养出来不愿意做调查研究，我的几位年轻人很不错的，但他们的调查研究是只愿意看统计数据，我问调查研究的问题，他说我都了解，真的都了解吗？我不同意。现在中国面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面临新常态，这些下面应该有什么样的政策，怎么得到这些政策，要在下面调查研究才能得到。离开调查研究，我感觉到你的文章和你的政策研究是空的。
通过人才引进、稳定队伍、激励制度和“旋转门”等人才培养机制，我相信公共政策研究院在三五年后将会有三五个像郑永年教授这样的学科带头人。
（根据杨沐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