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建国：中国智库应着重加强战略性、专业性、机制和体制的创新
2016年6月20日
由中国最大的社会智库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近日在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顾问魏建国，在“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论坛一“重建中国智库–创新与发展”上表示，中国智库与欧美智库存在差距的原因关键在于对智库的认识，特别是基层还没有把对智库的具体认识提升到更高层次；智库应着重加强战略性、专业性、机制和体制的创新。
以下是他的发言实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问我一个问题，中国智库和欧美智库的差距是什么？我说智库是一个工厂，它应该生产思想产品，如果两相比较的话，差距就在中国缺乏高质量的思想产品。他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他接着问了一个问题，什么原因呢？我说我不太同意一些人说是因为人才问题，当然人才是一个方面，但关键是对智库的认识。
这一届党中央特别是习主席将智库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下面还没有把它具体认识到这样的程度。智库不是像我们以前所说的低层次、低水平地出招，不仅要出高招，而且要出绝招；要解惑，不仅给老百姓解惑，给国内、国外解惑；要指路，不仅给企业指路，给政府指路。这是一般性的（认识），而且要提高到更高的一个层次。我理解更高层次有三点：
首先，智库要引领社会发展，这是这次习主席提出来的。什么叫做引领社会发展呢？要把它看成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灯塔。思想是灯塔，智库的思想产品也是灯塔。更重要的是，智库是人类发展文化交流的罗盘。我们在大海上航行，在风浪的世界中如何能有定力、有方向，指导我们的航船往哪个方向走，不至于颠覆，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是不是所有智库都能做到这一点，很难说。
第二点，智库也是生产力，思想产品是更重要的GDP。我们现在有智库解释我们的新常态吗？我们现在有智库解决创新和发展这块吗？包括我们今天的重建中国智库，我不太喜欢说重建，应该说中国智库再出发。创新和发展这块呢？我们的发展五大理念，首先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有没有提出中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思想产品，还没有。所以，如果把智库看成是生产力，大家就都会重视了，思想产品如果看成GDP，那也是更加重要的。
第三点，智库需要发挥更多的话语权。在认识上面，中国智库在社会上仍然是起辅导性的作用，而不是对决策者来说是很重要的决策作用。一个是辅，一个是决策，这是两个概念。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最古老的是中国智库起个大早赶个晚集，从战国孟尝君“食客三千”开始到现在又落后了。中国智库还没有像美国提出的那样的“第五权力”，那就是决策上更大的话语权。
怎么解决？我们应该从三个方面来解决。
一是战略性。中国目前大大小小的智库，应该从战略上考虑我们的问题。现在被动的解读，一个政策出来以后我们是解读政策多，而不是引导政府对政策的决策，这一点要转变。要转变这一点，战略性就要强，战略性要强就不是（只考虑）当前，而是要长远。美国、德国，无论是在经济发展、国际外交和军事上都是从战略考虑，可能有点像国内的围棋，有时候失去一个子，但大势不会失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二是专业性。我同意龙部长刚才讲的，古代韩愈说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可能所有的智库都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美国的智库有它的特点，例如彼得森研究所有它的特点，它提出G2，提出人民币被低估40%，提出TPP；兰德公司有另外一套，它最早预言到苏联的解体、加勒比海危机，所以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智库不应该是观点的拼盘，而应该是思想的熔炉。大家知道冷菜上来以后拼在一起，各是各的，而我们不是，我们首先应该是熔炉，熔炉就是出现一个新的东西。在这方面，无论是社科院、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包括我们，都要从这方面来更加进一步地发展，不是照顾这个山头、那个山头，把这些东西拼在一块。
三是机制、体制的创新。刚才隆主任讲得很对，机制和体制的创新是最大的创新。马云当时是在商务部，当时EDI，我们搞电子商务。但他觉得电子商务的追踪服务不能是机关做的，而应该是企业甚至是个人，他离开了，创造了一个机制和体制成功了。所以，我们应该看到怎样做这项工作。
我提两条建议。第一，针对我们的创新和发展，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各级智库要参与各级政府决策的会议。有关大的政策的决策，一定要请我们的智库参加。美国智库都参与很多部门的会议，当然现在我们中国经济交流中心也参加了国务院常务会，但不仅是这个，还有各级智库都要能对政府的决策参与。当然我们也事先看到了政府的一些东西，事先我们可以提出建议，决策过程中也可以提出建议，把这个纳入我们的基础，这是我们现在创新和发展的开始。
第二，习主席所讲的，如何打造一个最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高端智库，这一点应该从机制和体制上，让更多的有思想头脑的人集中起来，把他们的智慧上升到中国智慧，上升到我们的战略智慧，然后提出一个很大的命题，就是从人类的利益共同体逐渐走到责任共同体。这一块现在还不够，仅仅在利益上处在低层面，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走，最后走到命运共同体，大家对所有的问题就一致了。
关于智库的前瞻性，我认为前瞻性不够的关键是站得不够高，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得高，才能总揽全局。我们经常说井底之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两点很必要。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一方面要利用好现有的大数据。例如，当前“一带一路”最需要和我们进行产能合作的是哪些国家，我们一看大数据就知道是津巴布韦；这次波兰是唯一的“16+1”（中国-中东欧合作框架）和中国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它需要什么；尼日利亚需要产能合作，当然它有油，它没有铁。我们通过大数据可以掌握这些，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比较多、比较全的我们国外使馆及研究机构对全球机构比较了解的文件。这一点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中联部、原商务部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一些智库来讲很有必要，哪怕一篇文章、一份文件，我们就能看到。
（根据魏建国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办的“2016中国智库创新峰会”上的演讲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