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海归青年领袖需要国际化和本土化并行

2016年6月8日

---

海归需要“土鳖化”

我先讲一个故事，三四年前我跟我儿子在武汉看房地产，晚上睡觉之前我跟儿子说：“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幸运的，你们这一代人非常不幸运。”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代人是二代之后长大的，百废待兴，机会多的是，只要肯努力，谁都可以成功。而且当时的资源非常丰富，要什么有什么，经济起飞遍地黄金，经济环境非常好。二战之后很多国家重新洗牌，没有先后。从在战争中不利的国家反而成为机会最多的国家，所以说我那一代人真是幸福。

我父母亲那一代人又是不幸福，我父母亲那一代人经过了日军入侵，死伤无数，然后是国共内战，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人民层面来说，都是不幸的。当然我这代人还有一个细微差别，我也想过，要是我生在内地的话可能我就不能坐在这儿了。我一个表兄弟在文革的时候就被打死了，我这一代人在海外出生的，也可以算是幸运。前一代人很惨，我们这代人真好，但是到你们这代人又很惨。

为什么说你们这一代人真惨呢？上一代资源丰富，什么都有，我们把它耗尽了，你们下一代人能用的人均资源就少很多。环境也是一样，我们那一代人生长的时候都是蓝天白云，可是现在在北京看到蓝天都觉得奇怪。在北京长大的人基本不知道什么是蓝天，这么严重的污染，都是我们那代人搞出来的，然后让你们去解决。我们这一代人贷款很离谱，根本不可能在这一代的有生之年还清，那谁去还呢？你们去还。所以说你们这代人真是不幸运。

去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讲演，讲未来十年、二十年人类可能会因为八件事自我毁灭，而且在你们这一代人一定会发生。每一件事都会发生，唯独不知道哪一件会先发生。要是先发生的，往后那些就不用管了，反正最坏的都来了。所以你们这一代人，我要先向你们道个歉，我代表我们这一代人向你们这一代人道歉。当然了，人类不会这样做的，人类都很自私的。道歉又怎么样？还是要承担不良后果。

但是在全球那么多不幸运的人当中，在座的各位又是最幸运的一批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不只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而且回来了中国。我在海外待了16年，现在每个月去美国，也常去欧洲。当年情况我比较理解，不回国发展的人真是错过了大好机会。当然我明白人生不一定是要赚钱，不一定是要成功，你要快快乐乐的过一辈子也行。但是我想今天来青年论坛的，都不是一些要普普通通过一辈子的人，都是希望在某一个领域里成就事业的人。想要做一番事业，中国这个市场会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希望。

如果在西方做生意，你会发现西方聪明人多的是，最好的大学都在美国。你跑到美国去，我不否认你的聪明才智，但是像你那么聪明的人多的是。你凭什么认为你比别人聪明？你说我努力，但是你可以去MIT看一看，MIT进去难出来更难，那里的学生真的是非常努力。你用功他们也用功，你聪明他们也聪明，而且这样的人多的是，凭什么认为你最聪明？

回到中国，像我们香港商人，其实没有很多人想得那么厉害，只不过以往2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还处于早期阶段，资源和知识都有限，所以香港商人到了中国内地来也可以赚钱。老外有句话：“一只眼的人在瞎子的国度里就是皇帝”，别人没有眼睛，你有一只眼就能成功了，所以20年前的香港人到中国内地来大赚一笔。但是到了今天，内地的市场和商人都迅速成熟了，两只眼睛的、三只眼睛的、甚至五只眼睛的都很多，以至于香港人到内地来做生意，能成功的越来越少，我们不可能竞争胜过你们。同样的道理，要在海外是不容易成功的。我不是小看你们，不敢小看你们，但是我知道西方精英是怎么样的，不比你们傻，而且他们有其他的优势。

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他是“土鳖”不是海归，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答案你们可能不太喜欢。我十年前就在研究，将来在中国最成功的是海归还是土鳖，我个人得到的结论是将来中国最成功的一批人里，一定是土鳖比较多。这不是说海归不能赚钱，但是土鳖会更有优势。海归背景固然好，得到了很好的教育，不过还要把自己土鳖化，将来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大。

海归应该成为沟通中西的桥梁

海归本身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土鳖不能比拟的，那就是沟通中西。你们这一代人怎么在全球大潮里起到桥梁的作用，怎么能够在中西两者之间做一些贡献？这里允许我先讲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你不成功讲贡献多多少少是白话，所以必须先成功。成功是什么？成功的范围很广，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做出成绩、得到认可都可以叫成功，经商的可以成功，做教育的可以成功，做村官的也可以成功，只有先成功了，别人才会乐意听你的观点。

以我来说，我是做生意的，我一定要把生意做大做好，赚那么多钱别人都知道，别人才愿意听我讲话。但是别人听一次，不一定愿意听第二次，听不听第二次，就要看个人水平了，这是钱买不来的人格魅力。

大概25年前，我在东南亚培养了一批成功的年轻人，帮他们争取到很多锻炼的机会，例如在世界经济论坛发言。有一些人请了一次别人就不大想请他了，但是也有一些越来越有进步。可惜因为1987年那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一批人就此消沉下去了。

到了现在这个年代，不可否认最有潜力的年轻人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最应该推到世界舞台上的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搞科技的、做官的、搞军事的、做生意的，什么领域都可以。但是问题是你们的水平怎么样？出国归出国，能不能学到另一个国家的精髓是另一回事。对于世界的事情认识不够，理解不足，那即使在海外读完书，水平也是不够的。

我跟中国外交部十几年前就说过这句话，我说你们的外交官懂不懂什么叫外国的文化，当时了解的人并不多。但政治、经济、法律等很多东西都是受到文化的深远影响的。例如小布什总统的文化背景最能影响他思维的，如果不懂得一点关于希伯来文、希腊文的背景，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总统在讲什么东西。其实不止小布什，整个西方系统都是受这一套文化体系的影响。

西方是一个非常法制化的国家，现在好多人都说中国法制不健全，要向西方学习。这点我不否认，但是他们的法律是有文化背景的。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体系是无神的，不只是共产党是无神论，中国历史上都是只有天，没有神。天是什么？可以随个人的意思去解读，是很柔软、很随意的。但西方的不是，西方是一神论，有神就有鬼，有天堂就有地狱，后来也衍生出来好多应用于现代文明的东西。

还有个例子，我们中国的画跟西方的画不一样，西方的画研究人体结构，腿上有多少块肌肉，照实画出来。中国画不一样，讲的是意境，两笔就一个桃子，一边熟的一边生的。中国画可能更有深意更好看，但是我们的背景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

再说我们的医学，西方医学是很具体的，要看清生病的原因，就发明了显微镜，一看有些东西在里面动，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个名字叫细菌。别的地方没事，就这一块不正常，怎么办？杀死它，就要制造特效药，专门对付不正常的地方。但是中医完全不一样，讲人的整体和谐甚至人跟自然、宇宙的统一。火气太大，上火了要吃点凉的降火，但是火气多大是上火？多凉是凉？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阴阳、水火等等，跟西方完全不一样。

再说我们的语言，我们中国的语言很了不起，我们的诗词歌赋非常漂亮。西方呢？西方的语言追求准确。中文基本上没有什么文法，小的时候读书也不用学很精确的文法，但西方的语言则要求非常准确。所以法语翻译成中文写就讲不清楚，用英文讲就容易让人理解，甚至科研的东西用英文写就便于研究和定性，由此可见背景不一样。

这些东西都是延伸出来的，西方整个社会都受这一套影响。为什么他们搞民主，一人一票？我们中国人是没有这一套的，你硬要中国人学是很别扭的，更不用说他们几百年下来就发现了这套体系的诸多弊病。

所以中西方要沟通，无论是什么层面上的沟通，都离不开文化和历史的本质。把海外留学生活的经历转化成对海外国家文化本质的理解，才能做到有效的沟通和交流。现在就给你们这一代海归的国际影响力下定论还是言之尚早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你们要努力成为一个沟通的桥梁，桥梁的意义不只在于沟通本身，对你们未来的事业发展，甚至整个国家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都是必要的。

中国需要通士

中国人还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专而不宽。英文里有个词翻译了很多年才翻出来，叫“通士”或者“杂家”。这个词很难翻译，是因为在我们中国的历史背景里没有太多这样的观念，有些国学大师不过是在某个领域里很有成就，例如画画、写诗、刻印等等，在这一个范畴里他是通晓的，但是你跟他讲天文地理他未必懂。又是画家，又是建筑师，又是数学家，又是天文学家，又是政治家等等，这就是通士。

我听说历史上杂家是褒词不是贬词，中国人很少有一些通士、通才。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建设团队，要懂得如何领导团队？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知道。现在知识膨胀的太厉害了，特别是互联网的年代，听说在以往的两年半里，人类发现的知识比以往两千年的总和还多，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所以要有团队。

但是我说团队还有一个难处，每个人都各有所长各有所知，但是对于别人的能力却理解不足，要把每个人的长处串起来就很不容易。要把团队连接起来，有效进行分工合作，还需要更多的桥梁去进行沟通，这样效率就低了，所以通人这个事我觉得中国人很吃亏，因为没有这方面的传统。

同样的，要是我跟你们谈美国历史，未必就能谈得深入，因为这不是你们的专业领域。中国人在这方面是很吃亏的，我碰到过不少人，不论天文地理讲什么东西他都讲的头头是道，都有相当充足的认识。目前中国人当中比较少这样的通士，当然我也理解，在一个经济体刚发展的时候需要的是专才，所以需要很多人去拿博士学位。在任何经济体发展的初期，形势决定人才，专精才容易有饭吃。广东人有一句话，“满身都是刀但是没有一把是利的”，我们不太喜欢知识面很广的人，反而瞧不起他们。但是长远看来，我觉得中国既需要专才也需要通才，这方面就给各位的未来发展方向做一个参考。

（本文根据陈启宗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举办的“中国与全球化圆桌论坛之青年领袖论坛”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中国与全球化论坛，是国内少有的由智库举办的全面汇聚官、产、学各界高层精英于一体的圆桌论坛，深入观察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大趋势、机遇与挑战，为中国全球化发展提供前沿性理论支持和鲜活案例，并以“建言献策”的形式助力中国的全球化战略。2016年第二届圆桌论坛由一场开幕式、四场分论坛、午餐会、青年领袖圆桌晚宴组成。龙永图、陈启宗、吴建民、王辉耀、崔明谟、郑永年、迟福林、伍淑清、刘永好、唐修国、徐小平、王广发、陈爽、戴志康、方方、高红冰、郭盛、刘文波、马骏、秦洪涛、阮小明、王小川、王阳、魏加宁、夏华、张燕生、向松祚、关新、杨锐、易珉、王伯庆等近两百位官、产、学界精英出席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