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1899年生于江苏宝山，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达特茅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生物学，1926年学成回国。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担任社会学系教授，1936年又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

　　潘光旦在清华任教期间喜欢在课堂上和学生互动，对于学生的问题或批评，潘光旦都能温和地给予解释。有一次潘光旦在讲课时提出妇女当以家庭为重，当堂受到学生的抨击和批判，认为他的观点是“封建余孽”。面对抨击，潘光旦不但没生气还耐心地给学生们做了解释。任教务长之后，潘光旦的责任更重了。受当时国内环境的影响，学生运动相当频繁。潘光旦能理解学生的爱国热情，但身为教务长，又必须要保证学生的安全。潘光旦对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虽然会说，但并不处分，他只开除过两个学生会主席。但那也是在处分之前先将他们安排好，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公布处分。更鲜为人知的是，清华园被军警包围之时，戴中（黄葳）曾带学生藏在潘光旦家的天花板上。

　　在学问方面，潘光旦以优生学名世，他在优生学方面的研究都收录在《人文生物学论丛》中。潘光旦的优生学与人文相关，他是想通过优生达到推动人文进步的目的，这在《优生概论》的“序言”中明确地表达出来：“良以优生一学，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实与‘人文生物’之意义，最相吻合故耳。”对于优生学的产生，潘光旦认为这是在充分了解到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之后，通过人为手段的介入而实现优生，也就是“知人类不能超越优胜劣败之自然律，知自来文化有种种反选择的效用，知精质之绵续不变，知遗传有法则可循，知循行天择之大原则而作人工选择之不为不可能——于是优生之学说以起”。潘光旦研究优生学是想借此提高民族素质，进而挽救民族危机。

　　潘光旦学贯中西，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他撰写的《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和《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有理有据、见解精辟，显示了潘光旦作为一代文化通儒的风范。

　　作为一代文化通儒，潘光旦对儒家文化非常熟悉，对孔子的“中庸之道”甚是认同。他“位育”的教育思想就结合了《礼记·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这句话讲的是只要达到了中和，天地、万物就都能各安其所。潘光旦曾说：“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位的注解是‘安其所’，育的注解是‘遂其生’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教育在于教人找到“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顺其自然。而教师的责任不是给学生灌输知识，而是辅助学生找到“自我”。费孝通评价潘光旦说：“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从入清华到清华执教鞭，潘光旦一生有31年的时间都与清华紧密相连。在这里，潘光旦著书立说、教学育人，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创造和诠释着清华精神。

　　孔子曾感慨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清华四哲”无疑是为己的，这个“己”不是自私，而是“推己及人”。就如费孝通说的：“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己，推己及人的己，懂得什么叫做己。己这个字，要讲清楚很难，但这是同人打交道、做事情的基础。潘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首先是从己做起，要对得起自己，而不是做给别人看，这可以说是从己里边推出来的一种做人的境界。”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