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一本《围城》，描述了关于婚姻永不可解的纠结，困扰着过去未来的人。提起钱锺书，没有人不想到《围城》。这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父，除了才华横溢的笔触之外，也是文学研究的大家，他在文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取得的成就，被学术界冠之曰“钱学”。

　　钱锺书是一个“文二代”，1910年出生在江苏省无锡市的一个教育世家，幼时聪慧过人，熟读古典诗书。19岁时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外文系，名震校园，因为他的数学只考了15分，而他的国文、英文水平却是极高的。他对后来入学的师弟师妹们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许多人入学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能见一见这个远近闻名的才子。他的妻子杨绛，即是他众多的仰慕者之一。1933年，钱锺书大学毕业，赴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英国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在抵达英国之后，经过一学年的严格治学训练，钱锺书开始着手撰写学位论文。几经选择与修改之后，钱锺书将自己的论文题目定为《十七世纪及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

　　正是在作这篇论文的过程中，钱锺书开始了比较文学研究。通过这篇论文，他梳理了英国十七八世纪的文学，把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描述一一记录，描述出英国文学对中国的想象与理解的偏差。这篇精彩的论文让钱锺书成功拿到了文学学士学位。

　　1938年，回国后的钱锺书被破格录用为清华大学教授，次年到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写作《谈艺录》。《谈艺录》与朱光潜的《诗论》、梁宗岱的《诗与真》、陈诠的《中德文学研究》等著作一起，掀起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比较文学的一次小高潮。钱锺书对经、史、子、集都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努力打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因此，当你翻开《谈艺录》的时候，你会发现，书中对许多问题都做了前所未有的发掘和辨析，其新颖的观点和独特的视角，让整个学界为之震动。不过这仅仅是钱锺书对比较文学贡献的一个开始。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后，钱锺书出版了《管锥编》，这部划时代巨著的诞生，标志着中国比较文学的迅速崛起，揭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序幕。

　　《管锥编》是钱锺书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完成的古文笔记体著作，全书约有130万字，论述范围囊括先秦至唐前。这部巨著浩瀚庞大，引述了近4000位著名作家的上万种著述的数万条书证，依托对《周易》、《毛诗》、《老子》、《楚辞》、《左传》、《史记》等典籍的研究，打通时间、空间、语言、文化和学科的隔阂，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典”。钱锺书的才华在这部书中全面绽放，此书考证辞章及义理，除了文学之外，还涉及许多社会科学的知识，以及后世的文化论著和文学作品。这部书熔铸古今，观照中外，成了一座几乎不可翻越的学术高峰，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钱锺书也因此被推崇为中国文化批评的大师，备受推崇。他在文学国故在比较文学和文化批评领域的成绩，被人冠以“钱学”。就连他犀利的批评，也被认为是“尖刻无情地科学”。

　　与此同时，一批研究比较中外文学、探索中外文学关系的文章引起了学界的瞩目，一个专门的比较文学研究团体呼之欲出。1981年1月，比较文学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季羡林担任会长，李赋宁为副会长，钱锺书任顾问，《比较文学研究丛书》也应运而生。

　　在做学问方面，钱锺书非常严谨，这使得钱锺书的书在重印或者再版的时候，几乎都不需要做大的修改。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在一篇文章中说，在撰写《管锥编》的时候，她为钱锺书整理过笔记，费了两天工夫，装了好几个大麻袋。钱锺书的一丝不苟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懈怠。1950年，钱锺书接受了翻译《毛泽东选集》的任务，负责将毛选翻译成英文。在当时，这不仅仅是个学问的问题，还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钱锺书认真对待，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他负责翻译、审稿、定稿，一丝不苟，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的枝节问题。这一投入就是五六年的时间，毛选四卷本完全符合严复树立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而钱锺书的翻译工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钱锺书作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方面的杰出代表，为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和一个严谨的学术文化标准，启迪和激励着后来人。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88岁。著名学者余英时、王元化惋惜之余，评价说：钱锺书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20世纪初的那一代学者的终结。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