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规居住区的外来移民

提要

 

据统计,全球目前有8.63亿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在1999年这一数字为6.5亿人,2000年为7.6亿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61.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

 

非正规居住区和贫民窟

  非正规居住区的激增也属于城市扩张的一部分。这里的居住环境拥挤,缺乏基础的生活设施,例如水、卫生条件和基本住房等。贫民窟的出现是缺乏城市规划的结果。

  在整个20世纪和21世纪初,全世界很多城市的发展都伴随着非正规居住区的激增。缺乏基本的水和卫生设施、耐用的住房和足够的生活空间等城市恶劣生存环境的扩大造成了贫民窟的增加(联合国人居署,2013a)。据统计,全球目前有8.63亿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在1999年这一数字为6.5亿人,2000年为7.6亿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61.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联合国人居署,2013b)。

  最新研究显示,居住在这些非正规居住区的城市贫困人口中,移民占很大比重(Hoang、Truong与Dinh,2013)。在加纳首都阿克拉老发达玛贫民窟里的移民家庭过着没有自来水的生活,每天都要买水或从附近井里取水,这里94%的移民都住在没有厕所等卫生设施的环境里(Awumbila,2014)。在中低收入国家的许多城市,新来的移民通常把非正规居住区当作落脚点。然而,尽管居住条件如此艰苦,住在这些贫民窟(例如肯尼亚内罗比的基贝和老发达玛等)里的移民还是能够寻找到经济机会以改善生活(Awumbila、Owusu与Teye,2014)。

  早期的移民模式把城市的非正规居住区看作新移民的临时落脚点,之后他们会寻找到正规的工作。但是移民能够积累财富和投资教育通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新移民与长期移民所处环境具有很大差别。移民的后代一般住在早期的居住区,而新居住区往往聚集了大量的新移民(以印度为例,见专栏:印度班加罗尔“第一代”和“第四代”贫民窟比较)。


印度班加罗尔“第一代”和“第四代”贫民窟比较

  在印度,低收入的城市居住区通常被分为两类:指定的和非指定的。然而,这种区分并不能反映出这些居住区之间的巨大差异。一项最新的研究比较了在班加罗尔长期存在的被认可的贫民窟和较新的不被认可的贫民窟。前者几乎没有新移民,其中超过70%的居民都已经在班加罗尔生活了至少四代。这可以从他们的住房和基础设施上看得出——这里多是永久性的建筑,一般都可以使用电和饮用水。居民多被描述为中产阶级下层而非穷人,大多数有家用电器和自己的手机。教育和住房是他们的主要开销。

  “第一代”贫民窟则明显不同。这里住着许多刚从农村来到城市不久的新移民,他们的家人通常还在家乡,他们与家乡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些移民一般是印度农村的贫民,迁移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因为农村生活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干旱和反常的降雨天气已使他们负债累累。他们通常几个租户共用一个帐篷,没有书面的租赁合同,随时可能被驱逐。其中约有40%的居民在班加罗尔生活了1到5年,另外40%的人在此生活了5至10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低种姓阶层,而班加罗尔仅有11.4%的人口属于低种姓阶层;他们大多在农村老家没有地或只有一小块田地。

  这里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水只能从商贩那里购买,垃圾清理和安全服务更是无从谈起。公交车站和医疗中心在三公里以外,没有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或其他支援机构。居民的主要支出是偿还债务和接济家乡的亲属,剩下很少一部分作为教育投入和住房开销,这也是为了能找到更好的就业机会。这种居住区很难为新移民提供更好的生活,他们没有城市身份证明,不能登记为选民,无法寻求政治保护和官方支援。于是,他们从农村的最贫困群体变成了城市的最贫困群体。然而,尽管不能给他们带来财富积累,移民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存手段。


  非正规居住区的大量出现并非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必然结果。许多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几乎可以覆盖全体居民,非正规居住区非常之少(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联盟,2013)。缺乏为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而制定的低价住房政策是问题所在。这可能出于一种刻意的政策手段,以恶劣的生活条件来遏制移民,但这种政策反而会激起民众的负面情绪和仇外心理(Ostanel,2011)。

  在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城市地区,政府对土地政策的限制使经济适用房供应量不足,进而导致非正规居住区的增加。在某种程度上,非正规居住区、非法占地和贫民窟的出现是缺少低收入公共住房或补贴的结果(联合国人居署,2013c),反映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城市规划和治理方面的不足。

  这一问题可以通过规范土地市场、授予土地使用权和居民身份来缓解。这样做不仅会改善包括外来人口在内的城市贫民的生活,还会促进当地的发展。贫民窟相对较少的北非地区主要得益于较好的城市发展战略,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居住环境升级改造等。摩洛哥的全国城市改善计划通过打造 “无贫民窟城市”项目(Cities without Slums)力求重新安置贫民窟居民(联合国人居署,2012)。同样地,在中国,2000至2010年间城市外来人口增长80%,与此同时城市贫民窟的数量减少了,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国家对棚户区的管制(《经济学人》,2014)。

  西非和中非的城市正在将传统的土地交易纳入正规的土地市场,但贫困的外来移民仍不可能从中受益。一些对拉丁美洲的非正规居住区规范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城市规划者应为贫民窟居民提供多种土地使用权方案以供选择,如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公共土地使用权等(Murillo,2014)。有关移民和贫民窟,以及他们对贫民窟的改造所起的作用等数据资料仍然不足(同上)。

引用相关内容请注明出处:国际移民组织(IOM)与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联合发布的《世界移民报告2015:移民和城市–管理人口流动的新合作》中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