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奇琦：构建具有国际性话语权的国家治理指数
2016年5月4日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高奇琦
如何运用客观数据评估一国治理现代化水平，事关一国治理的国际对话能力。目前，国际上各种政治类评估指数参差不齐，并伴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特征，且本身就隐蔽着制度性话语权。因此，构建兼具中国本土性和国际话语权的国家治理指数势在必行。
一、国际上的政治类评估指数带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色彩
目前在国际上较为流行的评估指数主要有：国家清廉指数、自由度指数和世界法治指数等。国家清廉指数由德国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已成为西方评价各国清廉程度的主要参数。由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发布的自由度指数被认为对“阿拉伯之春”等民主化事件产生过直接影响。由“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世界法治指数则成为西方评价各国法治状况的主要依据。
这些由西方主导的各类评估指数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这些指数大多出现在冷战结束之后，其在表面上被宣称为非政府组织发布，但是所发布的组织均与西方政府之间保持相对密切的关系。实践中，此类指数也成为西方国家对异质意识形态国家发动舆论攻击的手段之一。如“世界正义工程”发布的2015年世界法治指数，在总共102个国家的评估中，中国排名第71位。用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法治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中国在此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相对于西方国家在各类评估指数上的统治地位，我国在治理领域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强大，直接影响到我国在国际交往中的话语能力。
二、“国家治理指数”支撑我国关于中国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
“国家治理指数”研发始于2015年1月，由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负责。该指数构建了涵盖基础性、价值性和持续性的完整指标体系，并结合11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形成了《国家治理指数2015年度报告》。与西方的政治类指数相比，“国家治理指数”具有如下三大优势：
第一，系统理论支撑。该指数建立在国家治理的系统理论之上。国家治理的系统理论强调自发性、整体性和阶段性三者的相辅相成。
第二，客观数据支持。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类指数大量使用主观数据不同，该指数主要采用国际组织和各国统计部门开放的客观数据，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评估的客观性。
第三，综合价值判断。如国家治理指数的评估面向发展中国家，将设施、秩序和服务等基础性指标放在国家治理评估的首位，力图纠正西方相关政治类指数对发展中国家的误导。同时，该指数也面向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该国家治理指数则更多强调价值性指标和持续性指标。
根据此次指数评估显示，国家治理能力排名第一的是新加坡，美国位于第5位，中国位于第19位。“国家治理指数”一经发布也受到了国外关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韩国的《世界日报》等境外媒体纷纷转载刊登。
本次研发的报告用数据客观和准确地反映出中国治理现代化的具体水平，基本佐证了《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关于中国发展状况的基本判断：
首先，中国治理成就在基础性指标中有突出表现，得分较高，这得益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大力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国家治理持续性指标中优势明显，这得益于中国在创新、效率等方面的突出表现。
其次，中国在部分指标中表现欠佳。如在价值性指标中表现并不理想，一些社会保障性指标和民生指标还需要及时提高。
最后，中国在个别指标劣势明显。这主要表现在“环保”方面的得分较低，相关得分只在111个国家中排名102位。
三、“国家治理指数”有助于中国形成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
国家治理已经成为中国突破西方固有价值藩篱束缚的关键抓手，国家治理指数则是形成并推广中国本土认识的有力推手：
第一，打破西方在政治类指数上的垄断地位。目前世界上有影响的政治发展指数都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发布的。西方国家运用这些政治类指数为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服务。
第二，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相关国家的风险评估。国内目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国别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在相关国家的具体数据掌握上。在大数据采集的基础上，该指数可以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风险评估以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投资绩效评估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第三，有助于形成国际社会中的制度性话语权。由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治理指数，既可以对治理的目标和潮流进行引导，同时又在形式上不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压迫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治理的实质是软治理，而软治理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指数和排名。
第四，可以为国家治理的理论创新提供支持。国家治理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中国学术界的重要研究领域，然而国内关于这一概念的研究还存在概念分歧较大的问题。国家治理指数的构建，有助于在学界形成关于这一概念的共识，并推动其进行操作化的评估。
第五，为国内治理状况评估提供参考依据。该指标体系可以被用来对地方政府的治理状况进行评估，从而更好地适应、把握、引领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调节经济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三期叠加”的复杂性，调和周期性、结构性和外生性“三性叠加”的冲突性，并顺利实现增长动力、经济发展方式和新旧发展模式的三个转换。
第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中国经验的借鉴。国家治理指数不仅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更是对人类生存本位的关切。国家治理指数的对外推广，一方面可以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舆论工具，另外一方面也能够为其他国家提供中国国家治理经验，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理解并接受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四、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指数并推动其成果转化的建议
第一，通过回溯并补全20年左右的相关数据，形成历史数据集。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完整把握，我们可以相对准确地观察中国在世界国家治理中地位的变化。这种数据的直观展示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构成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第二，定期发布“国家治理指数年度报告”。可通过定期召开“国家治理比较全球论坛”国际研讨会，邀请各国的一流学者参加，并通过国际新闻媒体定期发布“国家治理指数年度报告”，向国际社会传播国家治理指数的中国标准和中国声音。
第三，设立“国际与中国评价研究院”与国际接轨。国际与中国评价研究院的功能是对一系列国际标准进行研究，然后在理解国际规则的基础上结合本土经验提出中国标准，然后再说服世界接纳中国标准，最终使得中国标准变成世界标准。提出中国标准并让世界接纳，这是形成制度性话语权最有效的方式。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上海市晨光学者，华东政法大学韬奋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兼任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理事、加拿大UBC大学亚洲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政党政治、比较政治学理论、比较地区政治研究、比较民族政治等。
文章选自《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6年4月刊总57期，作者为CCG编辑部，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