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社会创新让NASA尝到了甜头 中国可借鉴
2016年4月11日
“创新像是打群架，为啥老美的群架目前来看更有效率一些？深圳的山寨们，什么时候可以过渡到群体创新而不是群体复制？”
在《创新的创新》一书的豆瓣条目下，一位名叫“坐看云起时”的群众这样留言。
和被议论、提及了无数次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相比，这样直白的提问似乎更贴地气一些。作为该书作者，黄亚生给出的答案是：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和国际管理教授，注重实证研究，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是最早提出讨论有关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即“龙象之争”的经济学家之一。在斯隆管理学院，他一手创办了“中国实验室”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国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在众创时代，创新已经不再是政府、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中心的专属，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也能参与其中，由此逐渐兴起另一种创新模式—社会创新。不同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社会创新由社会成员广泛参与，公开透明、自下而上并且分工决策，这样能够有效利用丰富的社会创新资源，多样化的参与者可以从不同角度提供更多的创新可能性，大大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降低创新成本。同时，社会创新还能够更快地创新。”这就是黄亚生所说的“创新的创新”。
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解决太阳耀斑预测问题为例，黄亚生向时代周报记者说明了社会创新的重要性。
对太阳耀斑的准确预测曾一直困扰NASA。太阳耀斑的爆发会给太空、地球和人类尤其是太空空间站的工作人员造成重大影响，但经过30多年的数据积累，这一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2009年，NASA面临的这一难题被发布到一个名为InnoCentive的网络平台上。这是一个以“开源创新”模式专业解决科学难题的中介机构，有别于传统的创新机构，InnoCentive是“非认证主义”的倡导者，参与者不必具有博士学位，也不必在实验室工作，没有任何学科、领域的限制。
最后，解决NASA这一难题的，不是什么著名的航天物理学家，而是一位住在新罕布什尔州某小镇上的退休无线电频率工程师。这位名叫克拉金的工程师对磁重联理论有很深的研究，按他的方法，NASA对太阳粒子活动的预测能力，在8小时内的准确率达到了85%。
那次的“广撒网”让NASA尝到了社会创新的甜头。目前，NASA与包括InnoCentive在内的3个开放式创新平台展开合作，通过这种方式，NASA陆续解决了太空食物保鲜、预测太阳活动、人体颅内压无创测量等多项挑战性难题。
面对当下中国的双创热潮，黄亚生认为，在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下，社会创新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发展新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该适当开放创新网络资源，鼓励创办多元主体的创新中介，并在创新体系上向体制外倾斜，以激发中国社会创新的活力。
在活动现场，面对诸多创业者和中小企业主，穿一身藏青色西装的黄亚生显得很有激情。但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黄亚生表现出担忧的一面，在他看来，目前中国大部分的所谓“创新”，其实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是不对的” 。
美国悖论：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提到，美国的大多数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有“科学执迷”情结，美国致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科技致富。你怎么看待如今美国科研创新发达但经济增速缓慢的现象？
黄亚生：是的，现在研究美国经济的学者发现，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在减少。美国生产率的提升，过去是2.3%、2.4%，现在则是1%左右，降得非常快。很多学者开始讨论，为什么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脱节？一种解释是说，信息革命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到了大概2000年之后就不再释放；还有一种观点是，GDP的统计方法有缺陷。互联网的许多活动没有被现有的GDP统计体系算进去；还有一种解释是，虽然美国技术革命的步伐在加快，但是很多技术都没有马上应用于生产，而且在过去的20多年间，美国的制造业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的。可能这三方面的原因都有，才能解释这种现象吧。
时代周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现在非常普及，你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吗？
黄亚生：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之中，不过，有几个客观的指标表明，这次的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第一，这次革命造成的后果是赢者通吃。以前，比如汽车市场，是由几家大企业分享的，但是现在的IT产业，一个行业往往只有一个赢家—在中国，阿里巴巴所占的市场份额要远远大于京东。
第二，FACEBOOK、GOOGLE等企业，市值非常大，但是创造的就业非常少。同时，像UBER这类公司又为许多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一个人用UBER开车赚钱的时候就是一个劳动者，离开车后，就不再是一个劳动者。
时代周报：相较于传统的机构式创新，你更强调社会创新。目前中国的社会创新处于什么发展阶段？
黄亚生：社会创新模式需要开放的平台和多元主体的参与。首先，社会创新要保护创新的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利益；第二，要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目前有些社会创新的题目比较模糊。
再比如，怎么有效评估各种创新方案？怎么避免欺骗？比如说我得到了你提出的方案，我们之间就应该有一个排他的协议，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你发明出来的，你可能就会不遵守这个协议。在传统的创新体制里是不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但是在社会创新领域，这些问题操作起来都是非常难的。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一些众创空间，可能做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房地产的概念，有一部分众创空间有配备一些创业指导，但这还是创业的范畴，不是创新的范畴。
时代周报：和一般大众认为的凭空创新不同，你认为创新其实是对已有东西的组合。这种组合要怎样操作才会更有成效？
黄亚生：这是由市场决定的。我们只关心能不能建立一个平台，把已经存在的知识重新组合，再提供给社会。但至于其中哪些东西有商业价值，这是由企业家来决定的。
公开创新平台的发展和兴起，某种程度上确实会满足创业者的需求。过去的创业者想要创新，就必须建立一个研发部门。现在，如果把这个研发部门做成一种社会型的组织，那以后的创业者可能就不需要建造一个独立、封闭的部门了。
时代周报：社会创新要依靠群体智慧，但对于一些高新科技的创新或者基础性的理论突破来说，群体智慧的作用有那么重要吗？
黄亚生：这同时就说明，传统的创新模式有其存在的必要。像斯坦福、MIT这种传统的科研性大学，很多重大项目需要做实验，需要大量的投入。再比如医药行业开发一种新药，前后投入可达10亿美元。再比如像“曼哈顿计划”，需要很强的协调和组织性。这些都是不能社会化的。
相比传统创新的投入，社会创新的投入可能要少得多。社会创新的优势可能在商业模式方面，或者对解决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角度，这往往是传统的创新模式所缺失的，因为传统模式讲究专业对口，往往不能从非本专业的角度看问题。
我们有一个曲线显示，传统的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大部分是符合公司要求的，而社会创新模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则大部分不符合要求，如果一旦符合要求，那些方案很可能是突破性的。社会创新能调动不同的思维方式，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太阳耀斑的例子就是这样。
现在有许多知识由于技术限制等各种原因没有被转化为成果，成了剩余知识。如果有一个社会创新的平台，剩余知识就有可能变成有价值的知识。
今天，社会创新的模式实际上已经被许多大学或企业所吸纳了，比如斯坦福、MIT这些学校，现在非常强调跨专业的合作。还有美国最近几年兴起的私人科学，由企业家投资科学研究，可以跟商业回报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说，传统的机构创新也可以结合社会创新。
保护知识产权最重要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耸人听闻”地预言，15年内，一半美国大学将破产。随着社会创新模式的发展，作为传统科研机构的高校将扮演什么角色？
黄亚生：对有些大学来讲，社会创新绝对是一种冲击。美国的顶尖大学是创造知识的，他们有非常强的实力。另外一种大学不创造知识，而是传授知识，很多小的学校，贴身教育做得非常好，传授能力很高。这两种高校不太会受社会创新的影响，但大部分的美国高校是夹在中间的，这些学校将来可能会受到慕课等新兴教学形式的猛烈冲击。
但从总体来讲，基础科学还是不能靠私人或企业家，仍要靠大学。像MIT这样的大学，可以做到科研创新和创业同时都很优秀，但要注意，创新和创业之间毕竟是有矛盾的，科研要求信息非常流畅，而且不能有技术交易在里面，而创业是要求技术保密的、要求回报的。很少有大学能做到像MIT这样两头兼顾。
时代周报：你认为在中国，要想推动创新的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
黄亚生：在中国，政府如果要支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建工业园、建高新区，而是要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是最为关键的，也是责无旁贷的。再就是为科研、创新提供更好、更自由的环境。
实际上，中国完全具备社会创新的基本条件，大学的力量、基本教育等相比很多国家来说都要先进得多。但目前观察看来，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创新”主要其实还是创业，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这都需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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