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王永志被国家派往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飞机设计两年后，正读大三的他服从国家安排改学火箭与导弹设计专业。1961年，王永志学成归国，到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参与“两弹一星”的研制。

　　1964年，第一次参加中国第一枚自行设计近程火箭试射的王永志便语出惊人。当时，火箭准备发射升空，但由于天气暴热，火箭推进剂——液态燃料汽化了，导致射程不够。正当大家苦思解决办法，有人建议“再加燃料，加大射程”之时，年轻的王永志却提出应该“要泄出适量燃烧剂，也就是减少推进剂总量”。最终钱学森采纳了这位年轻人的建议，之后大漠里火箭发射成功的巨响用事实肯定了王永志的意见。这只是一个开始，最终王永志又参与和主持了多种型号火箭的研制工作，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

　　1975年，国家启动代号为“331工程”的同步通信卫星工程，并决定研制“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因为卷入“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浩劫，王永志被下放劳动，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总设计师却大胆启用了他。考虑到王永志的身体状况，他被分配负责国外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编写一本同步卫星发射方面的技术资料，以供借鉴。最终王永志与妻子完成的《同步通信卫星的发射》受到了专家、领导和科技人员的一致好评，其中的某些理论与方法还被应用到了实际工作中。

　　1976年，王永志出任火箭研究院总体设计部第一副主任，其间曾担任了多个型号导弹的总设计师、总指挥，主持设计了一系列导弹。

　　1986年，年过半百的王永志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当时，国内的战略方针向经济建设转变，航天部也因此宣布航天产品要走向世界。国际上，“挑战者”号带来的阴影和欧空局阿里安火箭的失利造成了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运载能力短缺的局面。王永志敏感地捕捉到了这次难得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于是，王永志和同事们开始悄悄地酝酿一个大胆的方案：以“长征二号”火箭为芯级，捆绑4个助推器。这一方案可以将火箭的运载能力从2.5吨提升到8.8吨，这就是“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的雏形。当时，王永志他们的方案还只是个设想，并没有经过实际检验，但正是这个设想跨出了中国航天进入国际市场的第一步。

　　1988年11月，中国航天与美国休斯公司签署澳星发射服务合同。但美方要求：1990年6月30日前，火箭必须完成一次成功的飞行试验，否则，美方就要中止合同，而且中方还须支付100万美元的罚款。王永志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加班加点地攻关，克服资金和技术资料的重重难题，在规定的18个月内完成了一般需要四至五年才能完成的工作。1990年6月30日，“长二捆”火箭如期出现在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创造了国际航天新纪录——18个月研制一枚新型火箭。7月，“长二捆”迎来了首次飞行试验，但此时的西昌地区却进入了被视为火箭发射时机“禁区”的雷雨季节。虽然有人提议改期发射，王永志却坚持发射。7月16日，我国“长征二号”E捆绑火箭拔地而起直上云霄，为澳星发射铺平了道路。“长二捆”火箭运载能力达到了9.2吨，实现了中国运载火箭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的巨大突破，并将中国的火箭技术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1992年，花甲之年的王永志迎来了人生中的又一个新挑战——载人航天工程。9月“863”计划中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王永志被任命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虽然当时中国已掌握了大推力火箭和返回式卫星技术，载人飞船在国际上也已有了40年的发展，但在中国要造出一艘跨越国际发展水平的载人飞船，基本上是从零开始。

　　王永志上任伊始就以国际上最先进的载人飞船为目标，他说：“前苏联和美国在研制载人飞船时，都经历了体积由小到大、乘员从单人到多人、结构由单舱到多舱的发展历程。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提出要搞三舱方案，刚开始我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觉得三舱不如两舱简单、保险。当时要大家统一思想的确挺难。”虽有不同意见，但王永志却没有动摇。经过7年的努力，中国第一艘试验三舱飞船“神舟一号”于1999年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并于预定时间在预定回收场着陆。这一次成功实现了中国在载人航天技术方面的突破，奠定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基础。

　　王永志和同事们研制的“神舟”号三舱飞船与国外有一点不同，国外的做法是废弃轨道舱，“神舟”号飞船的轨道舱却如同一颗卫星，留在太空继续空间科学探测和技术试验，下一步还可以做太空交会对接试验。王永志的长远考虑，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后续任务做了技术准备。王永志说：“我们的飞船一起步，就要让它和后面的工程一步一步衔接起来。我们迈出左脚，不仅是为了向前跨进一步，同时也为迈出右脚找到支点。”载人航天与卫星发射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载人航天要求更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虽然王永志认为我们的飞船是可靠的，但可靠与安全是不同的。因此，王永志在提高安全性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在一些可能影响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关键操作上都增加了手动控制措施，万一出现紧急情况航天员可以用于自救，为航天员的安全上了“保险”。

　　“神舟五号”升空之时，王永志的老师刘汉甲和钱永耀看到电视画面之后都忍不住给他打电话道贺。王永志孜孜不倦的工作实现了国人几千年的飞天梦想，然而，他在接受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却谦虚地说：“这是全体航天人的荣誉，我是代表他们来领这个奖的。”“神舟五号”让国人激动，“神舟五号”背后这位老人的谦逊和胸怀更让人感动，这大概就是古语所说的“德才兼备”！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