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新加坡重新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但与战前不同，新加坡人民开始争取在政府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1959年，新加坡取得了自治地位，李光耀于同年6月出任自治邦政府首任总理。1963年9月，在全民投票公决的基础上，新加坡与马来亚联合邦、砂拉越和沙巴共同组成独立的马来西亚联邦，但因内部分歧和矛盾，于1965年8月退出马来西亚。

　　赢得自治和独立后，发展经济是重中之重，而发展经济则需要人才的支持。为培养新加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李光耀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力图通过教育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在1962年参加新加坡大学学生会的常年晚宴时，李光耀强调：

　　1.必须设立高等学府，栽培新马人才，以实现工业化社会的目标。

　　2.为配合裕廊工业区的发展计划，新加坡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计划。

　　3.必须对扩展哪一类的学府，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在未来12年中吸收我们的青年，训练他们，使他们日后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工业社会，这一点是每一个新兴国家所希望做到的。

　　被迫独立后的新加坡，面临着住宅短缺、自然资源缺乏和失业率高的困境。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经济，重组经济发展局（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成立裕廊镇管理局和新加坡发展银行等，有效地推动了新加坡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其在20世纪60、70年代跃升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在经济得到快速、顺畅发展的前提下，如何维持政治上的稳定，保证经济不受干扰的持续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政治上的稳定与为政者的素质和选择是密切相关的，因此，李光耀在诸多场合都提到了为政者的重要性、为政者的素质和选择标准等问题。

　　1966年，在巴耶利峇区补选群众大会上，李光耀谈到需要实施干练人才推行计划以吸引人才，他说：

　　1.人民行动党人不要以为反对党的势力崩溃便松懈下来。而应该吸取更多干练人才，协助推行政府的计划。

　　2.长远的政治运动是不能光靠一两个人的，要尽可能的多找一些干练人士来协助推行政府的计划，这也要贯穿到选举当中去，希望能够有更好的人才来代表各选区的同胞，这样新加坡的政治才会有新的血液，政治斗争才不会因任何意外而忽然中断。

　　1984年，在行动党干部大会上，李光耀谈到网罗人才与政治的关系时，表示找领袖不能碰运气：“行动党一旦停止罗致人才，就会变得脆弱，而能干者将会外流或向行动党的政治权挑战。”:

　　1.如果我们没能挑选最能干和最肯献身的人才，如果我们只让我们自己喜欢的人或者随波逐流的人填满国会，我们一定失败。

　　2.我们把最好的人才延揽进来，这样做使反对党找不到杰出的人才，那些有聪明才智的人就算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也一样可以加进来，他可以说服我们修改政策，为人民做好事。

　　在延揽、吸引人才的同时，李光耀也明确了人才的界定。1988年李光耀在向新加坡国立大学等校学生发表演讲时，阐述了政府所需要的人才类型：“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其能力应该不限于能够把一家公司扭亏为盈。他必须能够感受人民的情绪、感觉和抱负；必须能够动员人民，使人民能和你共同争取所要求的生活。”

　　甄选、界定人才是一方面，将人才争取到政府部门效力是另一方面。面对于与私人部门争人才的境况，1989年，李光耀在国会辩论法定职位薪金调整的声明中，解释部长应获加薪的理由：“继续享有稳定的政府、良好的政策以及经济的增长是很重要的，这要求政府做到从每年的100名最优秀的学生中，吸收至少30名进入民事服务的各个部门，不管是行政、医院、工程、绘测、会计或法律等，如果做不到的话，政府将无法为私人企业提供成长条件。”将人才吸引到政府部门之后也并不表示就万事大吉了，还需要完成领袖陆续接班的平稳过渡。新加坡的第二代领袖陆续接班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李光耀在人民行动党的干部大会上说明接棒工作进展时表示：“老一辈仍守着岗位，年轻人先汲取经验。”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在一个完全改观的世界里—在经历过巨大变化的新加坡—我们的杰出人才必须面临考验，汲取经验，以便使领导层能够制定有效和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几乎无法解决的难题。我们必须发掘更多能够解决问题的领袖，这些领袖要有能力传达他们所制定的解决方案，并且动员人民大众支持他们的解决方案。”

　　在吸引外来人才方面,李光耀政府也很有前瞻性。早在20世纪80年代，李光耀便意识到吸引全球精英的重要性。1980年5月20日，在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之前，李光耀向两校的教职员讲话，深入谈到国大未来的水平与发展方向。他强调须聘请更多资质更好的讲师来改善大学的素质，以训练更优秀的毕业生。他指出,在政府部门，有许多敏感的工作需要由新加坡人来做；对于大学来说，不管教学人员是白人、黑人、黄色人种、褐色人种或者是混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干，他是否热忱，是否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

　　李光耀这种在全世界为新加坡招聘人才的思考和行动，为后来者大力吸引外来人才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1990年11月，李光耀卸下担任31年多的总理职务，但继续担任吴作栋、李显龙政府的内阁资政。2011年5月大选后，他不再任职内阁，但仍然是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高级顾问。他退而不休，老当益壮，以富有远见的思维、丰富的治国经验和广泛深厚的人际资源为新加坡服务，在公共事务方面包括人才政策上发挥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建国以来实行的任人唯贤人才政策是卓有成效的。在新著《李光耀观天下》中，他谈到马来西亚为保住一个种族的支配地位，而实行种族政策，造成人才流失。现在虽然已尝试吸引人才回国，不过这方面的努力太少也太迟了。而新加坡的外来移民中，40%刚好是来自马来西亚。他认为：“新加坡所取得的成就，其实可以在马来西亚复制，两个国家会更好。”

　　不过，人才缺乏一直是新加坡治理的难题。李光耀担心政治上的两党制会让政府很难吸收到优秀的人才。他指出：“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朝两党制方向前进，我们将注定平庸。”“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最好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当选是充满风险的事。选战有可能招来对手的挖苦与羞辱，甚至恶毒的谩骂。要是你有才干、事业有成，何必冒这么大的风险参选，赌上自己和家人的利益？你多半会选择避开战场，过你的安逸生活。”李光耀再次阐明人才是新加坡生存和前进的核心。“新加坡百年后还会存在吗？我不是很肯定。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百年后还会在。但新加坡直到最近，从来就不是一个国家……我笃定新加坡一旦有个愚笨的政府，国家就会完蛋。这个国家将沉沦，化为乌有。”他说：“丹麦和瑞典即使有个平庸的政府也能撑下去，新加坡可不行。它会沉下去，公共服务制度也会走下坡。”

　　新世纪全球的人才竞争愈加激烈，各国都推出优惠政策招聘技能专业人士、经理和管理人才。2011年9月6日在教育部的演讲中，李光耀指出，新加坡一直吸纳外来人才，而讲英语的环境是不断招来人才的成功原因之一。外来人才觉得新加坡适宜工作和生活，并且与全球经济接轨。

　　近年来新加坡社会对外来人才的欢迎态度大不如前，尤其是在2011年5月大选时很多反对党候选人都以政府的外来人才政策作为攻击执政党的议题。李光耀为新加坡的人才政策辩护。当年7月2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首届海外南亚人大会演讲中，他重申外来人才对新加坡的重要，并强调新加坡今后还会继续欢迎外来人才。“我坚信外来人才的好处，社会里有更多人才，才会增长得更快。”他指出，若新加坡只依赖仅有的300万人口来“生产”人才，那么影响将是有限的。也因为这样，新加坡一直都积极向全世界招揽人才，这包括南亚、东北亚、中国以及更远的国家。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外来人才政策不受大选影响，而它也不能算是大选“课题”，因为新加坡人一直都因外来人才的竞争而感受到压力，但国人必须学着接受。“我们还有什么选择？没有外来人才，增长就会缓慢；吸引外来人才，就能取得更快速的增长，尽管这样做会使一些顶端的工作落入外来人才手中？若没有增长，人们就可能连工作都没有。”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自上而下选拔人才，但不是只看重高学历和高智商，而是考察多种基本特质。他说：“情商、领导魄力、意志力、机智等一系列特质，会随着个人在事业或商场上取得成功而逐渐显现出来。”面对中国崛起的大趋势，李光耀呼吁新加坡及时培养胜任与中国交往的人才。2013年11月28日，他在“通商中国奖”颁奖礼上，强调双语双文化人才的重要性，指出新加坡需建立一支双文化人才的核心团队，从而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李光耀说：“双语政策是简单的，双文化人才却很难找到……所以，我希望新加坡能培养一批那样的人，可以代表我们跟中国来往。”他认为，新加坡人若要成为双文化人才，除了要了解华语这门语言，更可能需要长期住在中国，包括到中国念书和工作，才能了解中国真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