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1901年生于日本东京。在父亲梁启超因变法失败流亡日本的第3年，梁思成11岁，回国入清华学校就读。1924年，梁思成远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3年后他以优异成绩获取硕士学位。1928年，梁思成到欧洲的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国参观了当地的著名古建筑。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得到了妥善保护，而且许多学者对这些古建筑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这让他很受触动，不由得想起祖先留下的丰富璀璨的古建筑遗产，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等，这些千年文物很多都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岌岌可危。梁思成内心感觉这是民族的一种耻辱，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研究祖国的建筑，写出祖国的建筑史。

　　梁思成回国后，先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然而遗憾的是，东北大学后来被日本帝国主义摧毁，中国的第一个建筑系仅存在3年就因战乱而被扼杀了。不过，像刘致平、刘鸿典、张溥、赵正之、陈绎勤等成就非凡的建筑学者和大师都是这个建筑系走出来的。抗战胜利后，梁思成又在清华大学筹办创立了建筑系。

　　最初，梁思成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中国古建筑研究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剖析遗产，探索其中的奥秘。1932年到1940年，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梁思成的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到过200多个县，调查2700余处古建筑。到野外寻访古建筑，充满艰难险阻，道路艰险不说，还可能遇到土匪或者军阀。而且，野外和农村的恶劣环境对他和林徽因夫妻俩来说，也是超乎想象的。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坚持考察、研究全国的古建筑。1936年，梁思成他们在考察洛阳龙门石窟，对于此段经历，他曾写道：“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后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四人在山西省五台山一个偏僻的村庄中找到了一座古寺院，寺院的梁架上有古法“叉手”的做法，这种做法仅在唐代绘画作品中出现过。这一发现让梁思成惊喜万分。两天后，林徽因又发现了一个特别之处，一根大殿梁的根部隐约有墨迹，依稀可辨出：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受此启发她猛然想起，大殿前的经幢上也有同样的文字，柱上还刻有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样，相当于公元857年——横梁和经幢上的字迹出奇地吻合。这就是佛光寺的发现过程，这是一座最晚建造于公元857年并保存完好的古寺院。1961年，佛光寺和北京天安门、故宫、敦煌千佛洞等一起被列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这样亲自寻找考察的基础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完成了《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等书稿的写作。《清式营造则例》第一次梳理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的形制，详细介绍了清代建筑的各部分建造手法、制度；第一次运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了清式建筑的构架、装饰、门窗和彩画的详图。《中国建筑史》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顺序详述了各时期的建筑特色，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民居、寺庙、园林一一作了论述，分析并比较了各时期的建筑特征。当梁思成将中华民族的这些珍宝展现在国际学术界面前时，李约瑟教授称赞他为“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宗师”。

　　1949年，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梁思成提出改建天安门广场的设想。梁思成便立刻和年轻建筑师陈占祥做了一个改建方案，即著名的“梁陈方案”。方案建议设三个城区各有侧重：旧城以保存文化为中心，是自然天成的博物馆；西郊以行政为中心，树立新中国的新形象；南侧则以商务为中心，展现北京的现代都市风采。但这一方案并没有被采纳，城墙尽毁。对此梁思成心痛至极：“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此后的20年中，北京的牌楼和城门楼悉数被除，“文化大革命”时，甚至拆除了所有的城墙，伴随着梁思成的叹息，这些文化遗址掩埋在了历史的尘埃里。1988年8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梁思成和他所领导的集体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以表彰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及文物建筑保护”的研究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梁思成一生著书5种，发表论文60多篇，均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出版。他曾说过，“一个民族的自大和自卑，都源自于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无知。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产生深沉的民族自尊”。他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众多凝聚着毕生心血、极具价值的学术成果，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个理想人格的模范形象。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