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1891年生于安徽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这是陶行知尚未出校园时，立下的志向。在选择自己的毕生职业上，陶行知像他所处的时代一样，经历了不少波折。陶行知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因为天赋被人推荐到私塾，后又进入教会办的学堂。17岁的时候他曾立志学医，却因为非基督徒的身份被人歧视，愤而退学。1910年他到金陵大学学习文科。在大学期间，陶行知非常活跃，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办报纸宣传爱国思想。辛亥革命爆发时，他一度返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

　　1914年，陶行知赴伊利诺大学留学并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师从美国教育家杜威、孟禄、克伯屈等。放弃政治学从事教育学，是因为他认识到政治不能救国，而教育之于一个国家的意义，却是无比重大。

　　陶行知是杜威的得意门生，在校期间成绩优秀，校方多次邀请他继续深造，但是陶行知拒绝了。1917年秋，他回到中国，踏上了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神圣道路。在归国路上，与同学们畅谈自己今后的理想时，陶行知说他希望全体中国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此后，陶行知就开始了富有创意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他最早注意到乡村的教育问题，提倡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他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之后又奔赴各地设立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大力推动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

　　在晏阳初的“定县模式”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开始了自己的“试验田”——南京晓庄师范学院，自任校长。不久，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乡村幼儿园——燕子矶幼稚园。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的核心教育理论。为了验证自己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和他的伙伴晏阳初一样，脱下整洁的西装，穿上农民的衣服，住在茅草屋子中，和农民们打成一片，普及乡村教育。“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的第二个著名教育理论，他认为，自从人类存在于这个地球之上，社会就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而这个社会的掌控权，从来不在大众手中，要把有限的资源和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统治阶级不肯把均等的教育机会让给普通的百姓。因此，陶行知反对这种教育的禁制，主张“社会即是学校”，要扩大教育的内容、材料和方法，让人人都能获得均等的教育机会。

　　在宣传教育机会均等的同时，陶行知对教育方法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任何人来说，教育都意味着一种方法，方法就意味着遵循某种规则。但是树立规则，不是将学生抓来像鸟一样装在笼子里，而是要顺其自然，找到最佳的教育传授渠道。

　　关于陶行知的这个理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国立武汉大学邀请陶行知做演讲。他走向讲台，不是先说话，而是先从自己随身携带的箱子里抓出一只公鸡。台下听讲的学生们顿时愣住了，不知道这个著名的教育家要做什么。陶行知并没有解释，而是从口袋中掏出一把米放在演讲的桌子上，然后按住公鸡的头，强迫它吃米。可是大公鸡因为受到惊吓，无论如何也不肯吃。怎么才能让公鸡吃米呢？于是他掰开公鸡的嘴，把米硬往公鸡的嘴里塞。大公鸡拼命挣扎，就是不肯吃。面对这只不肯吃米的公鸡，陶行知又换了一种方式。他把公鸡放在桌子上，自己退后了几步。大公鸡看周围的环境安全，就自己愉快地吃起米来。这时候，陶行知的演讲开始了，他说，教育就像喂鸡吃米一样，再好的东西也要学生主动去学，作为教师不能强迫学生去学习，填鸭式的教育是要不得的，其结果也只能是消化不良。

　　抗战期间，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育才学校，将“生活教育”这一核心理论运用在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育才学校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专家、学者担任教师。他还撰文提出要解放学生的思想，作为教师，要去引导让学生多使用自己的头脑，能够独立思考。他主张学生应该多多到大自然中去，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世界，取得更丰富的经验。作为家长，要配合教师，使得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融会贯通，消化自己所学的知识。陶行知的这些教育理念，对现在的中小学师生来说，仍然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陶行知毕生都在从事高等教育、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平民教育、乡村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他身体力行，完成了自己少年时代的梦想，在所有的教育领域中，留下了自己努力的足迹。很多教育领域他都是发起人，譬如终身教育，他是最早提倡的，也是将其阐发得最为透彻的人。早在1935年，他指出普及教育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让学生学到知识，而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有一种继续不断地共同求进步的决心。

　　陶行知毕生都在践行平民教育，这种精神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毛泽东评价他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的当今世界，在城乡差别较大的中国，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无疑值得更加关注和思索。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