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一生都在探求教育和民主革命的真谛，都在默默地传递知识的薪火，不畏名利的起落，以淡然的心态面对时代的变革。他不仅以自己严谨、勤奋的态度为中国的教育变革作出卓越的贡献，更以率真的人生态度诠释了一个教育家的人格本质。

　　蔡元培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894年赴京考试，被授为翰林院编修。正当蔡元培踌躇满志、欲展拳脚之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和受到的耻辱使他受到巨大震动，并开始接触新学。在先后浏览过《日本新政考》、《环游地球新录》、《日本史略》、《盛世危言》、《读西学书法》等书籍之后，蔡元培对新学新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

　　民族危亡让蔡元培从科举功名的仕途转向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蔡元培与主张“维新变法”的梁启超、谭嗣同关系密切。“百日维新”终告破产时，他感叹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变，排斥须旧，故不能不情见势绌”。有鉴于此，蔡元培毅然弃官回乡践行教育救国的道路。

　　1898年，回乡后的蔡元培担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蔡元培信心百倍地开始了他的新事业。上任之初，蔡元培便开始聘任教员。中学方面，聘请国学积淀深厚的教员，此外还聘请在史学、蒙学、词学等方面深有造诣的人才。西学方面，四处网罗懂西文的人士，聘为学堂教员。蔡元培还克服经费不足问题，购置了一批实用书籍，创立图书室“养新书藏”，培养新式人才。

　　蔡元培放弃功名，推行新式教育，一个有良心、有立场的知识分子形象油然而生。对中西有益的东西都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信念，也是这个时候扎根在蔡元培的思想里的。

　　1907年春末，蔡元培赴德国留学。1908年10月，进入莱比锡大学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之后又于1913年10月，前往巴黎留学。

　　回国后的蔡元培，于1912年出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此时的北大，虽已是国立北京大学，但仍有“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教员中，有不少北洋政府的官僚，虽不学无术，学生却巴结他们，以方便自己日后当官入仕。

　　面对此种状况，蔡元培决意革新北大。蔡元培整顿教员队伍，只有饱学之鸿儒才可保留教职。在选聘教师方面，蔡元培只有一个标准——学术造诣。对于个别毒化校风、道德沦丧的学林败类，他则坚决罢黜。在蔡元培的努力下，北京大学聚集了国内各方面的大师鸿儒以及后起之秀，营造出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就是在革新北大的过程中，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

　　在这种办学方针的指导下，北大齐聚了许多来自不同学派、持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新白话派的钱玄同与旧国粹派的黄侃，观点针锋相对且互不相让，蔡元培却将二人都聘请到了北大，让北大充满百家争鸣的意见言论。

　　蔡元培借鉴西方模式，提出民主办校、教授治校的原则。他改变过去一切校务校长说了算的状况，设立由教授代表组成的学校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在招生方面，1920年春，北大开始招收女生入学，开创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先河。此外，蔡元培注重校园文化建设，大力支持各种杂志，积极扶植众多社团。新闻学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音乐会等都非常活跃。当时在北大做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就曾是新闻学会的一员。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最早接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对于西方的美学、艺术有着深入的了解。在他的著作中，涉及美学、美育、艺术教育的有七八十篇之多，集中讨论美学、美育的也有三十篇左右。这些文章一起构成了中国近代一个相对完整的美育理论体系。在他看来，美育不仅与德育教育、世界观教育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还是实现上述教育的途径。他认为美育可以培养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境界，使人摆脱对物质世界的执著，即“与造物为友，而已解除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为了实践美育教育，蔡元培一面亲自开课讲授美学，编写《美学通论》；另一面组织“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等陶冶学生情操。

　　蔡元培在中国首创“美育”，并以此劝导国人，终身不渝。他对于美育的呼吁和坚持，包含了他为挽救国家危亡、文化没落而进行的努力，对后世有着持久的影响力。蔡元培毕生都在为现代教育事业奋斗，并作出了重大贡献，也因之被誉为“现代知识界的卓越前驱”。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