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1890年生于浙江上虞。191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公费留美，赴伊利诺伊大学学习农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气象，主要从事台风研究。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了他极大的影响。1918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20年，竺可桢回国，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1920年年底，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东南大学宣告成立。趁着这一契机，竺可桢主张成立大地学系，突破现在地理系专业过于狭窄的樊篱。不久，我国第一个地学系在东南大学正式成立，竺可桢担任系主任。和旧的地理系相比，新地学系涵盖的领域要宽泛得多。它涵盖地理、地质、气象、矿物四个专业，开设了地学通论、地质学、中国地理、世界地理、气象学、世界气候、地图学、地形测量、地质考察等新式课程。此外，新地学系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和实验实习。为了让学生有机会在气象领域实习，地学系在校内建立了测候所，并将野外实习定为地学系的必修课程。紫金山、栖霞山、方山、雨花台、龙潭等地都是地学系师生经常去实习的地方。几年下来，师生采集的各种岩石、矿物、古生物化石等标本便足以让人大吃一惊了。以此为基础，东南大学在科学馆建立了中国大学第一个地质标本室，并通过与国外交换或购买岩矿、化石等标本的方式，不断加以充实。在竺可桢等人的努力下，地学系声名鹊起，张其昀、胡焕庸、向达、王庸、吕炯、陈训慈等一批大师级的人物脱颖而出。

　　1928年以前，中国自己的气象机构屈指可数，而且基本上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国沿海、沿江的口岸及岛屿上附设的气象测报点均被英国所控制，上海、青岛专设的气象台也均在外国人的控制下。可以说，中国的气象事业几乎全部把持在外国人手中。对此，竺可桢感到极为愤慨，他下定决心要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气象事业。于是，他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筹建气象研究所，在选定所址、建筑布局、道路及引水工程，以及仪器设备和图书购置等事宜上，他无不亲历亲为。在经费极其紧张、人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竺可桢坚持不懈，在一年之内，在北极阁之巅修建完成了一座先进设备完备的气象台。1930年元旦时，中国终于能够自己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警报了。

　　除了在气象学领域的建树，竺可桢还是中国物候学研究的创始者。1931年，竺可桢写作《论新月令》，并在文中总结了中国古代物候方面的成就，倡议利用新方法开展物候观测。在他的推动下，从1934年开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选定了9种动物、21种植物、几种水文气象现象和几乎全部农作物，并将之委托给各地的农事试验场进行观测，这便是中国最早的有组织进行的物候观测。1953年，气象研究所相继开始对冬小麦、棉花、水稻进行了物候观测。对农作物物候的观测工作从1957年开始被推广到全国。1961年，竺可桢指导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建立了全国物候观测网，确定了物候观测方法以及国内共同的物候观测种类，共有33种木本植物、2种草本植物和11种动物。

　　竺可桢认为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是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进行。因此，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和雷州半岛展开了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为治理黄河，他还组织筹建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到去世时，他前后组织了多次规模大小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共有一百多个单位，一万多人次参加。这些考察队累积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取得了诸多的科研成果。1956年，他筹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委员会主任一职。1959年六七月间，竺可桢到内蒙古、甘肃、宁夏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考察的重点之一。他到灵武、盐池进行一线调查，将起沙的人为因素归纳为不合理的砍伐森林、过度开垦、破坏草地。他认为，树立信心是治沙工作所必需的，保护现有的草皮和林带也是很重要的。此外，“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1959年，竺可桢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和《向沙漠进军》。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先后建设了6个治沙综合试验站。

　　竺可桢总随身带着照相机、气温表、高度表和罗盘这四件宝。一生都保持着写日记记录气象的习惯，1936年至1974年38年间一天也未中断。就在去世的前一天，他还颤抖着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他一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投入和敬业精神深受广大学者爱戴，为中国的气象学和地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