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1890年生于湖南，1902年东渡日本进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学习。1905年因足疾辍学归国，到复旦公学就学。后又于1910年、1918年两次出国留学，前后在外游学13年，曾到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学习。游学期间，陈寅恪学习了梵文、希伯莱文等22种语言，尤其精通梵文和巴利文。在游学的过程中，陈寅恪发现中国文化在国际学术中有很高的地位，与当时中国批判中国文化的现实完全不同。因此，后来陈寅恪认为中国学术应该“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清华改制为大学时建立了国学研究院，聘任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任导师，当时远在德国的陈寅恪也接到了国学研究院的聘书。1926年，陈寅恪出任国学研究院导师一职，并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满蒙语文、历史和佛教研究等多门课程。陈寅恪的授课贯通东西，连贯古今，时常引诗举史，且引用精准，阐发精当，令人叫绝。陈寅恪的博学多识不仅吸引了众多的学生，吴宓、朱自清等教授也时常去听他讲课。陈寅恪也因此得到了“活字典”、“教授的教授”的赞誉。

　　陈寅恪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倡导“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他在清华授课时就曾说过：“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不仅佐证了陈寅恪知识渊博、学富五车，也是其“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体现，读书授课不拾人牙慧，要有自己的见地。

　　卢沟桥事变之后，陈寅恪的父亲绝食而亡，陈寅恪在为父守孝49天后离开陷落的北平，踏上了流亡之路。此时，陈寅恪的学术方向发生了变化，他开始钻研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在辗转流离之时，陈寅恪的藏书为战火所毁，这为他之后的研究增加了不小的难度。陈寅恪读书每有感悟便直接批注在书上，随读随记。现在藏书悉数被毁，意味着他批注在书上的见解、引证全部荡然无存。就是在如此情况下，陈寅恪凭借记忆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不朽的中古史著作。他在书中解释那个时代中国建立的架构和注意到的因素，到现在仍是许多这一领域的研究者绕不过去的课题。对此，《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样评价的：“解释这一时期政治和制度史的第二个大贡献是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作出的。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陈寅恪的研究可能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但他开创的该领域的研究范式却垂范后世。

　　陈寅恪在流亡期间，牛津大学曾于1939年聘请他到该校担任汉学教授，并且之后数年虚位以待，但因为战乱，陈寅恪未能成行。到1944年12月陈寅恪基本完成《元白诗笺证稿》时，他仅剩的左眼已看不清东西。虽进行了手术，但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赴伦敦进行治疗，奔波数月，他的眼睛还是未能重见光明。

　　1948年，陈寅恪拒绝了国民党去台湾的邀请，到中山大学（当时称岭南大学）任教。1953年，陈寅恪收到学生蒋天枢寄给他的弹词《再生缘》，听后大受震动的陈寅恪口述了《论再生缘》，这开启了他对明清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论再生缘》之后，陈寅恪又完成了一部传世巨著——《柳如是别传》。柳如是这个明末清初倚门卖笑的烟花女子，在明清易代之际，没有“隔江犹唱后庭花”，而是投身到反清复明的运动之中。陈寅恪为她立别传是要彰显“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这部历时10年的巨著，凝结着陈寅恪晚年的心血，也浓缩了他一生的学养和志趣。

　　陈寅恪以他的学识为学生所仰慕，以他的学术成就垂范后世，后人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本文选自《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主编王辉耀，人民出版社